迟福林:到该解决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5 次 更新时间:2012-02-10 17: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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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 (进入专栏)  

  

  迟福林,中国改革重要智囊,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小平南方谈话思想解放的力度、广度、深度,直到今天都还有着重大影响

  ◎当前改革三重困境:缺乏共识、缺乏动力、很多问题久拖不决且矛盾重重

  ◎投资消费失衡、贫富差距扩大、腐败难以遏制,是下一步改革的突出问题

  ◎这三大问题,既有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又是对改革的一个挑战

  ◎不能简单地把这些问题等同于改革本身,从而对改革产生一些误解

  ◎今天改革的关键,就在于敢不敢在利益关系调整上动刀,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从而在改革的路上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现在更多寄希望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顶层协调,为下一个20年的改革发展提供动力、奠定基础

    

  由于当时身处南方,小平南方谈话让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而更加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念,并决心长期坚持把推动改革、促进改革作为工作着力点,以实现公平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让老百姓走向共同富裕。

  小平南方谈话当下意义何在,对当下的改革有何启示?用什么来纪念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对于这些问题,迟福林已经思考了很久。他认为,20年后的今天,改革已经面临三重困境:缺乏共识、缺乏动力、很多问题久拖不决且矛盾重重,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时候,到了收入分配改革要破题的时候,到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时候。他说,作为率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广东具有率先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坚定道路

  

  在各种声音的质疑下,不改革就没有希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必须要试,要敢闯敢试

  南方日报:请您谈谈小平南方谈话20年来的个人体会。

  迟福林:小平南方谈话的时候,我正好在海南省政府做体改部门的负责人。我觉得小平南方谈话对我的工作来讲有两大重要意义:第一是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我是一名改革研究者,我认为,改革开放时代,坚守自己的责任就是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事业中,以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使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心,既让我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又艰巨的任务,同时也给参与改革研究实践的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鼓舞,从而更加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可以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终身价值。

  坚定改革研究方向和重点。小平的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时代。这对我们这些年从事改革研究的学者来说,方向重点更明确。尤其是面对不同时期,围绕改革的争论,我们都会常常想起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尽管那个时候,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有一定局限性,但方向重点明确了,就十分重要。我想,在未来的10年、20年,我还要长期继续坚持把推动改革、促进改革作为我工作的着力点,以实现公平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让老百姓走向共同富裕。从这点来说,小平南方谈话对我的工作具有终生影响。

  南方日报:您如何总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迟福林:我认为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至少有三大方面:首先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最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当然很重要,小平南方谈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它对于改革进程更有着重大影响。这是因为在当时质疑改革、怀疑改革甚至否定改革的时候,小平南方谈话拨乱反正,其思想解放的力度、广度、深度,直到今天都还有着重大的影响。例如,他提出判断改革是否正确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提出改革要敢闯敢试。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历史性的影响。

  第二,小平南方谈话坚定了中国改革的开放道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各种声音的质疑下,不改革就没有希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所以,改革必须要试,要敢闯敢试。

  第三,小平南方谈话第一次明确提出市场经济改革,这是最重要的。从此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实践释放了经济活力,成就了中国的长期快速发展。在那个时候,市场经济还是一个禁区。回过头看,小平南方谈话拉开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从而使今天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并把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

  

  当下启示

  

  寻求改革新的突破,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面对转型的各种矛盾,要拿出改革的解决办法来

  南方日报:当时小平南方谈话时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您如何理解当下改革面临的“不动摇”问题?

  迟福林:现在的改革正处于一种困境中:第一,改革缺乏共识;第二,改革缺乏动力;第三,许多重要的改革久拖不决。

  我理解小平南方谈话对于当下改革有五个重要启示:第一,要坚定地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条不能动摇。离开了改革开放,就难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从现实来看,贫富差距、消极腐败等问题,有多种原因,但改革不到位是最重要的原因。有人说,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改革而是发展。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面对各种矛盾问题,发展能离开改革吗?未来的20年还是要坚定地、自觉地、长期地把改革作为中国发展的动力。

  第二,改革需要决心,需要魄力。今天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利益关系调整的重要阶段、关键阶段。所以,改革的决心和魄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需要小平同志当年所讲的,改革要有气魄,要敢试敢闯。

  第三,改革要坚决试,允许闯。允许有些地方在某些改革上进行一些试验,这对于推动全局性的改革仍然很重。

  第四,现在到了该提出解决共同富裕的时候了。当然,现在还不是马上就能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但是,面对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面对着老百姓的一个共同要求,面对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现在已经到了全面提出解决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第五,更有现实意义的是,怎么能够把那些真正改革创新的人物大胆使用起来。改革允许犯错,但关键是能够把那些有能力改革创新的人物用起来,这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

  南方日报:南方谈话对当下还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还有什么启示?

  迟福林:一句话,寻求改革新的突破,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我认为,寻求改革的精神与魄力十分重要。南方谈话体现老一代政治家的精神魄力,我们对未来的改革魄力寄予期待。同时,改革面临很多新的挑战,能不能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比如行政体制,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等。第三,要实现到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还很艰巨。第四,面对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的各种矛盾问题,要拿出改革的解决办法来。就是说,寄望于顶层设计和顶层协调。

  南方日报:现在不少人都在说,现在谈发展的多,谈改革的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迟福林:现在重增长轻改革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改革到了一个要调整利益关系的阶段,由于各种体制因素,更愿意把眼光放在增长上,而轻视解决深层次的矛盾。重视短期问题,轻视中长期问题,忽略中长期矛盾。原因就在于现行的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我们相当一部分干部重短期轻长期,重经济轻社会,这个是普遍的问题。

  我们建议设置更高层次的改革领导机构和更高层次的改革办事机构。自国家体改委撤销之后,我国改革的综合协调由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承担,其行政级别过低,在协调推进改革上力不从心。而且,新阶段的改革涉及到部门间的权力结构调整,更不是现有改革协调机构所能胜任的。新组建的改革协调机制,需要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协调各方面关系。

  南方日报:当前改革面临不少难题,改革如何给人信心?

  迟福林:改革给人信心关键是看几个东西:一个是你的顶层设计到底包含哪些内容;第二,看你在一些关键的改革上,能不能够真正有所作为。既有顶层设计的利好,又有关键改革上的突破,我想,这样大家就能增强改革的信心。

  我作为改革研究者,对改革当然有信心。改革不是谁的事情,是这个时代大家的共同责任。作为改革研究的学者,有责任研究它,也有责任推动它。

  

  共同富裕

  

  改革要“藏富于民”,民富优先,这是改革的目的与导向,我相信广东在未来五年会有很大的突破

  南方日报:您刚才提到了“到了该解决共同富裕的时候”,那么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如何?

  迟福林: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看法是,现在虽然很快实现共同富裕有困难,缺少现实基础。但现在是到了着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时候,到了收入分配改革要破题的时候,到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时候。从现实看,实现共同富裕,第一步就是要缓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第二步是要缩小差距;第三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

  我认为作为率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广东同样具有率先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我相信广东在未来五年会有很大的突破。改革要“藏富于民”,民富优先,这是改革的目的与导向。当然,不能简单把共同富裕当成一个口号,而应该作为一个目标、一个过程。广东是一个国内比较发达的地区,有条件实现更为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广东已经在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

  南方日报:在当前的情况下,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您预计大概要多少年?

  迟福林:我想,这个目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改革的突破程度,比如说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收入分配改革快一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时间可能就短一点。我希望,再用十年的时间,即到2020年,在全国建立共同富裕的基本格局。

  南方日报:当前面临着一个更为复杂的局面,不少人提出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您怎么看?

  迟福林:应该说20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重大的进展,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长时期坚持政府主导的机制,然后又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行业难改,国企改革也难推进。现在看,要实现在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务相当艰巨,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

  涉及垄断行业的改革,如金融,允不允社会资本进入,能不能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有秩序的市场环境,这些都需要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现实经济生活的实践看,政府与市场关系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

  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广东是全国走得比较早,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省份。如果能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改革,比如说在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让中小企业能够进入到服务领域、金融领域,让各类市场组织的发展更为充分等方面,广东有条件做出一些新的改革探索。如果这样,广东就能继续引领全国市场经济改革,再次在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南方日报:广东前段时间一直在讨论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迟福林:我的观点是,与其说“中等收入陷阱”,不如说“成长陷阱”。所谓“成长陷阱”,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贫富差距、投资消费失衡、消极腐败造成的“成长陷阱”。这个发展中的痛苦,需要警惕。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广东近年来的改革?

  迟福林:广东在一些改革方面是有突出亮点的,比如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已经开始了进一步探索,包括各种行业组织怎样才能从中发挥作用。广东也正在探索把一些可以下放的权力转给这些社会组织,包括通过什么途径交给哪些社会组织等。广东也明确提出要坚持“小政府”的方向。广东把利益诉求作为老百姓的一个公共需求,用一种制度化的办法去探索化解利益诉求的各种纠纷和矛盾。大家都比较关心广东在处理这些问题中的制度建设。

  

  利益调整

  

  在改革中能实现利益调整的突破,走向共同富裕,这样就会有新的改革共识和新的改革动力

  南方日报: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提出“解放思想,改革要敢闯”,您如何看待解放思想的当下意义?比如,现在有一种需要进行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声音。

  迟福林:应当说,解放思想伴随改革发展的全过程,只是每个阶段都有着其不同的背景。小平同志当时提出搞市场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不是要走回头路。今天的解放思想,仍然有破除“左”和“右”的影响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利益关系调整,敢不敢打破利益关系的掣肘,能不能在调整利益关系方面有突破、有作为。在改革的每个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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