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尔: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和正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3 次 更新时间:2012-01-08 21:12:59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民主   正义  

加布里尔  

  

  编者按

  本报去年的年终特刊刊发了汪晖教授题为《代表性的断裂》的文章。2011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文化论坛活动"哲学与政治"邀请汪晖教授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及托马斯·迈尔等德国政治理论家在该党总部对话,德国第14届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主持。汪晖教授发表了以《代表性的断裂》为基础扩展而成的报告,加布里尔随后有长篇回应,阐述了他对全球包括德国政治变革的思考。这里发表汪晖教授最近的文章以及加布里尔的回应讲话,以飨读者。

  

  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和正义

  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就民主与正义的现状,探讨几个基本问题。为此我要特别向社民党文化论坛和Julian Nida-Rümelin表示感谢!

  社民党文化论坛的"哲学与政治"系列研讨会,迄今已举办到第12场了。我发现,这类适合思考根本问题并开展辩论的场合,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因此,很高兴文化论坛邀请了汪晖教授,这位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哲学家之一。他对世界范围内民主发展形势的评述,让我感到颇为新奇,但也极富启发性。

  在当前的形势下,由汪晖教授这样一位中国左派思想家做出这种批判,令人兴奋。我们都知道,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正在"打乒乓",争论真正的民主到底在哪里。这并非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不予评论,何况汪晖教授讲的也是别的主题。他对中国和西式民主都有批判。汪晖教授论证说,社会平等的缺失,从内部掏空了有形的民主制度。他认为,其根源在于精英同大众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他将这种疏离化的结果称作"代表性的断裂"。

  

  经济金融危机对民主的威胁

  

  我相信,在平等这个问题上,将中国同西方相提并论,会令在座一些人感到诧异。这是在挑战西方通行的观点。

  但我认为,了解不同的视角,将有助于我们大家做出更清醒的观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将活跃的日常政治争论同民主的正常运作联系在一起,是我们的一种思维惯性。许多人认为:只要有选举,只要媒体可以自由报道,只要没有人因其政治观点而遭到囚禁,就天下太平了。于是,通行的观点认为:有了民主的法治国家,就万事大吉了。

  但我们必须自问:这种观点今天还能不能站住脚?有许多警示信号表明,对民主的信任,即使在我们西方也有所减退。近年来我察觉,民众日益远离政治。投票率屡创新低,就是一个表现。

  更令我忧虑的是,在欧洲乃至德国,对政界的行动能力乃至行动意愿的信任也已降到低点。一种双重的无力感攫住了人们。一方面,人们在不受约束的金融力量面前自觉无力,另一方面,人们觉得政界已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干预金融事务了。

  并非人们对政治丧失了兴趣----许多人的政治热情很高。只要人们觉得,这回有点真格的,选举的人数甚至会创新高。凡是选举参与率提高,莫不是因为选民们知道:这次关系重大。要么就是,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于是将希望乃至不满投射于其上。这种时候,往往也会出现意外的选举结果与超高的参与度。

  比方说最近的巴登--符腾堡州州议会选举:在许多选民看来,这次选举关系到,我们能否摆脱核能。所以很多人跑去投票。

  但除此之外,针对各种政治机构、党派、政治家,当前的信任水平都很低落。

  已经获得的信任也在褪色:一部分选民已不再相信,政治能够决定人们的工作、生活和社会条件,使其趋向改善。

  越来越多的公民认为,经济强势者、游说集团、银行、金融市场正在左右着他们的生活。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我们这些人----政治家们----根本无心改革,而是只顾自肥。

  "他们滋润了,我们苦逼了。"这种心态目前很普遍,不光是在德国。那些自感"苦逼"的人,并不是穷困潦倒的人,而全都是那些感觉同政治相疏离的人。

  此外,政治也受到一种来自"滋润"阶层的蔑视。这种蔑视存在于经理室、交易所和编辑部里。我总忍不住要对他们抗议几句。有很多银行家,不仅对自己的业务一窍不通----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做那业务了----而且对民主社会一窍不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根本就瞧不起政治家,瞧不起我们所从事的事业。

  我相信:汪晖教授的论题----所谓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疏离,即使在西方民主社会,也能找到许多论据。

  信任的缺失是很危险的:不论是对于民主制度而言,还是对于社民党而言,都是如此。对社民党而言更是危险中的危险。社会民主制度存在于世,全赖人们心怀一个希望:政治参与能够改善生活。如果人们感觉,政治参与什么也带不来,那就是社民党的末日,因为它的存在,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人们的"剩余希望"。

  尽管保守党派也同样受到民主参与热情衰退之苦,但有一句古老的口号,可以动员起足够多的保守选民去投票,那就是:如果你不去投票,左派就要上位了。左派指的是我们。这一招一向管用,但现如今也慢慢显得不够用了。

  选举和有效的公共生活是民主的两个前提。我们今天好些最严重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造成政治和政治家的信任度如此低下,媒体也是出了力的,它们的报道方式只会加剧失望和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偶尔的丑闻炒作和常见的聚焦个人,有时令媒体丧失对政治可行性和可能性的一种视野。那会在民众中制造错误的期望,煽起偏激的怒火。

  但我在此不想多谈媒体。只有当辩论有助于发现最佳路径,有助于澄清普遍利益之真正所在,政治公共生活才算名副其实。

  但这样的辩论越来越少见。关于全民最佳路径的辩论,被偏执情绪和"市场"需求排挤到一旁。如今,这种局面仍然在为投机资产提供庇护,仍然在为向纳税人转嫁投机成本的勾当涂脂抹粉。

  这种情况最突出地表现在几个高负债的民主国家,也就是爱尔兰、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

  眼下希腊的情况,已经算不上是什么有形的民主了。希腊人自己觉得,他们的命运操纵在市场和外国政府手中。这是一种危险的印象。

  前些天我们眼见意大利前总统贝卢斯科尼引退,直接的压力是国债利率高企,而我要说,还有许多政治上的理由导致他应该下台。虽然这样一个结果让我颇感轻松,但这整个事件值得警惕和忧虑。数十万意大利人的抗议示威没能做到的事情,却由债券市场的匿名力量做到了。

  扳倒贝卢斯科尼的同一股力量,也推行了延迟退休、降低工资、减税和裁撤公共服务。这些措施都号称别无他法,其实是为了满足出口竞争力和债券市场的期待。

  显然,如果一直向民众灌输,现行政策是"别无他法"的,那么这些政策迟早会获胜。这种政治上"别无他法"的暗示,是民主话语的毒药,也是德国政治形势的毒药。

  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再误判形势,这不仅关系到现政府的去留,更关系到政治本身的成败。公民们越来越难分辨社民党、基民盟、自民党,往往笼统地谈论政治"那回事儿":他们滋润了,我们苦逼了。

  我要说,我们社会下层和上层之间的距离拉大,并非错觉。匿名的金融市场力量不受约束,其中蕴含着对一切政治事务的经济化,在此背景下,德国人心里不禁渐渐浮现一个问题: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民主究竟还能不能说了算?

  金融危机开启了规范金融市场的大讨论,这讨论令最后知后觉的人也觉察到:民主已不能对这些规则独立地做出决定了。在某些欧洲民主国家,人们甚至要得到这种印象:现如今,是国债利率的高低决定了,政治究竟还能有何作为。

  事实是:在第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的2008、2009年,着手规范金融业的条件不错,尽管如此,发达国家在有效监管金融市场方面进展寥寥。

  各国公民则发现,保释银行业的成本并没有让银行和机构投资者承担,而是转嫁到了民众头上。

  在大多数国家,包括德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能够出台金融交易税,富人的所得税也没能提高,危机成本的公平分担也就无从谈起。在劳动者收入较危机前显著下滑的同时,高收入、资本利润和红利报酬却继续攀升。

  没有人会真心相信,危机成本的分配是公平的。只有一些已经溃不成军的自民党自由派还嘴硬说,这种分配方式最终会对全民有利。今日已经明了,仍在不断累积的危机治理成本,正将欧洲的民主引入深渊。

  许多质疑是合理的:这种演变是必然的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中许多重要事务的决定权,从民主的手中给夺走了?最后,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对抗民主的式微?

  

  不平等与民主

  

  汪晖教授刚才的演讲中,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他说,精英和民众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加剧,要为民主的危机负责。

  社会秩序同政治秩序不再相互符合,汪晖教授如是说。他想表达:公民平等的原则遭到了社会不平等的挑战。我认为,他这些思考的大方向很正确,也能够得到哪怕是来自德国的数据、资料和事实的支持。

  在我看来很明显:在现政权下,政治决定日益遵循经济的逻辑与利益。

  而社会生活----家庭、社团、企业和社区的诉求排到越来越靠后的位置。当初对我们许下承诺:我们做出牺牲,日后会变得更富裕、更自由。如今我们可看清楚了!

  我们可以好好考察一下,曾经趾高气昂的自由主义,如今缩水得还剩下些什么。即便是像《法兰克福汇报》出版人席尔马赫尔(Frank

  Schirrmacher)那样保守的人,现在也大声抱怨:民主制度被极端自由派简化成了市场机制。在经济自由的幌子下,金融界那些耍把戏的把自己变成巨富,却让其他人和环境去付出代价。

  结论很清楚了:堆积如山的财富限制了越来越多人的自由。留给普通人的,只是替这种被曲解的"市场自由"去承担无尽的成本。一句话:纳税人不光是承担了危机成本,他们也丧失了部分自由。

  事实真相是:今天的危险,早已不是国家对市场的扼杀,威胁我们的是,整个民主成了少数投资者财富的牺牲品!

  这跟自由的真意已没有丝毫关系。少数个人的自由、毫无顾忌地利用资本增进个人财富的自由,同全体公民的自由平起平坐。这危及民主的核心。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有产者比其他人更平等!(译者注: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中说: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是新封建社会!

  我以为,单凭竞争本身并不能增进自由。只有基于规则和价值,确保所有人的机会公平,才会有自由的竞争。一切其他的竞争都会导致垄断、欺诈和排挤。

  对民主而言,后果很严重:权力垄断或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分配,会瓦解自由社会的基础。

  长期以来,自由派和保守派一直在布道说,我们必须信赖市场法则。据说有一条原理万世不易:唯当市场能自由而不受干扰地运作,才能产生无尽的经济动力。

  为了证明其论点,这些自由派援引美国、英国、爱尔兰乃至中国的所谓成功案例。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成功,代价有多高。

  金融市场危机再一次动摇了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我知道那种信仰从来就是无稽之谈。新自由主义教义非但没有带来更多的自由和福祉,反而威胁到了我们社会的团结。

  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德国的社会团结正分崩离析。20年来,工资增长停滞。今日,负有社保义务的工作者,约有十分之一还需要打第二份工。不难想象,这些人的家庭生活和健康状况会受到何种影响。

  如果衡之以OECD定义的"低工资"水平,那么在今天的德国,负有社保义务的全职工作者,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其收入在这一水平线下。这不仅让人们受苦,也拖累了社保基金和宏观经济运行。

  另一个例子是,几十年来,老来贫困现象在德国本已几乎绝迹。今天我们却发现,随着低工资的普遍化,老来贫困现象也有所抬头。这还没有算上那些将来会陷入凄凉晚境的人们!

  目前,靠低保生活的退休者,比例还只有四十分之一。德国平等福利协会预计,要不了几年,贫困老人的比例将达到十分之一。

  鉴于当前关于最低工资问题存在激烈辩论,借此机会我要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想要用低廉的工资来打发德国五分之一的就业者,是绝不能容许的。因为谁要是一辈子只能挣每小时7至7.9欧元的工资----基民盟正在讨论的最低工资标准----他的养老金就无法达到低保线以上。

  把确保最低工资的责任委托给集体谈判,更是胡来。德国联邦和各州层面,行业集体合同的覆盖面已降至就业人群的一半,覆盖企业更是不到三分之一。在其他欧洲国家,近二十年来集体合同的覆盖比例则相对保持稳定。

  德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例子还有:在短短三年内,德国年收入过百万欧元的人数增加了一半多。金融危机以来,德国财产过百万的家庭户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民主   正义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995.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谁的民主? 焉如 2012-02-03 22:06:13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听听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对西方极端自由派的民主的揭示,大有裨益。东方西方都一样,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带给人民的只是灾难。一部分精英口中的民主自由,不过是他们发财致富不受干扰约束的自由,并不是多数人免于被剥削的自由。自由地攫取资源破坏环境以邻为壑,被损害被破坏者则没有反抗的自由。假自由民主者也反权贵,但和民众不一样,他们不过是想取代权贵而已,目标是自己成为下一个权贵。民众要的是自己的权利,是自己的正当权益自己做主,与别用用心的精英风马牛不相干。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