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三千多年的信史，改朝换代很多；但是真正具有制度进步意义的，应该说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秦统一，公元前 221 年，建立了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对子民生命财产的生杀予夺和土地的最终所有，具有最高的支配权。这次的制度进步，是中国社会自主生发的，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自有基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到两汉，到魏晋，到隋唐，到宋元明清，只是姓张的皇帝换成了姓李的皇帝，姓李的皇帝又换成了姓王的皇帝而已，制度没有变化。中国这个自创的有“自主产权”的“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制度”差不多延续了二千年——持续了二千年而没有发展！我想，在制度层面上，“可持续”不一定就一定是会有“发展”的。
第二次就说到了晚清。前些年，旅美史学家唐德刚写了本书，叫《晚清七十年》，提出了一个确定的“晚清”概念。清朝到 1911 年终止，从 1911 年往上数七十年，正是 1840 年前后——这正是中国处于“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也正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说的，中国开始进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的第二次制度进步，实际上就从 1840 年开始。中国的国门被强制打开，舶来品中，除了鸦片和机制洋布以外，还有“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新的思想理念，还有“民主”和“共和”这种新型的政治制度。这次的制度进步，在开始的时候，实行的是非常艰难、非常痛苦，它的载体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中国的割地赔款！它完全是外力强加的！但是，没有这些强制性的外力，中国的“持续了二千年而没有发展”的“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制度”可能还不知道要继续“持续”到什么时候。说的透彻一点，中国社会的自有基因生发不出新制度的萌芽，解决不了这个第二次制度进步问题。这个看法，不是我的发现——比如顾准在接近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了这个看法——当然，现在和以后更不会是我的“独唱”。
从 1840 年到现在，已经一百七十年了。仅从统治集团更替的角度看，这一百七十年分了三段：一是晚清七十年，二是民国三十八年，三是共和国六十二年。我以为，这三段一百七十年都是在解决中国的第二次制度进步问题——就是说，三个时期的中国的统治集团面临的都是同一个任务。这里面包括了各种的政争、战乱以及改朝换代，涵盖了各种的“主义”、口号乃至国家制度；各色中国人的探索、努力、斗争，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自觉的还是愚蛮的，是为公的还是谋私的，都可以纳入到这个框架里面去认识和考量。
这三段里面，我还要从晚清七十年说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以为，今天的中国象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一样，再次遇到了空前严峻和空前严厉的历史大潮——就是现代制度和现代理念的挑战——而当前我们所采取的所有应对，差不多都可以在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中找到相应或相似的参照物。这里面是不是暗藏着中国的既有宿命呢？我有些心惊肉跳了。
二
晚清七十年！“晚清七十年”是中国人无比痛苦的记忆！在晚清七十年里，中国“被”打了两次鸦片战争，“被”打了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闹过太平军，闹过义和团，推进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最后，还打过八国联军。从头到尾，国不安生，民不聊生，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不计其数，赔偿的黄金白银不计其数。在晚清七十年里，中国的最高统治集团冥顽、腐败，愚蠢的妄自尊大，政治斗争不断，派系争夺频仍，从道光到咸丰，接着又是同治和光绪以至宣统三个小皇帝——当然，他们的“核心”始终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始终是最后“说了算”的人——其间，又是“辛酉政变”，又是 “甲申易枢”，在惊愕和痛苦之中应付着外来的打击和内部的冲击！
但是，现在应该看清楚了：在基本完成了所谓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列强的近代理念和近代工具面前，颟顸、愚昧的满清统治集团——实际上这个“颟顸”、“愚昧”只是对国际事务而言，对国内政治，他们绝不“颟顸”、“愚昧”——不行，换了满腹孔孟、有一腔“正气”，“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汉族士大夫也一样不行。即使不行，晚清的统治集团也做出了在那个时代所能做出的应对。这些应对集中地反应在一次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和一次政治上的“制度进步”上面。
先说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
在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政治紊乱、军事平乱之后， 1860 年代，晚清小心翼翼地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开放”——史称“洋务运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的“改革开放”前后延续了三十几年，非常有意思的是，大略检点一下，其主要作为，我们今天都“似曾相识”——
也调整了自己的“干部路线”。因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清廷对自己的“干部路线”作了基本的调整：由只信任满人改变为满汉并用乃至放手使用汉人，由此，才有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一大批挽狂澜于既倒的晚清大政治家的出现。后来，虽然高层政治斗争不断，这个调整后的干部路线没有改变；
也从沿海沿江地方开始。 1861 年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 1865 年李鸿章设“江南制造局”， 1866 年左宗棠设“福州船政局”， 1872 年李鸿章设“上海轮船招商局”，其余如“天津机器局”、“金陵制造局”等不一而足，到 1890 年代时，全国百余个路矿局所，并且基本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也组织了“解放思想的大讨论”。 1866 年 4 月，军机处向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大员发出了二个文件，一个是清廷“总税务司”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一个是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的《新议略论》，要求各地尽快研究尽快回复。当然，讨论的结果我们在今天也可以想象：无论满汉，几乎所有的督抚高官肯定都表示愤慨，痛骂“英夷”，对“洋夷”之“奇技淫巧”不 屑 一顾；但是，“洋务运动”却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里推进着，并且，由官办而及民营，由一隅而及全国，由军工而及其他——后来的历史学者评论：“尽管被挂上了 ‘ 批判 ’ 的标签，赫德和威妥玛建议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还是被融汇进了恭亲王日后的改革措施，而那些高调谴责洋鬼子的汉臣们则成为改革的中坚”；
也开始了“中外交流”。第一次是 1866 年，“总税务司”赫德回国休假，清廷派了个正三品的“省部级”满族大员随赫德去欧洲，周游了英、法、德、俄各国。第二次是 1868 年，清廷委托刚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率大清的政府代表团赴欧美考察——史称“蒲安臣使团”，这个使团一行十余人，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俄国等，并且会见了各国元首。第三次是 1870 年，美国卸任不久的国务卿西华德访华，与清廷“总理衙门”三次会谈。第四次是 1879 年，刚刚结束第二任美国总统任期的格兰特来到中国，先后去了广东、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会见了恭亲王和李鸿章等清廷政要。此外，派驻使节、派出留学生等，都已逐次展开；
也是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坚持着“祖宗之制”不动摇，一方面又不断地从意识形态的边缘上、枝蔓上冲击着和修剪着“祖宗之制”；
也是一方面斥列强为“蛮夷”，视其为“敌对势力”，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周旋其间，加入“国际社会”，以“以夷制夷”；
等等。
这次“改革开放”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到 1895 年中日战争中国输给了日本才算告一段落。那时的中国，“洋务”已然蔚然成观，并且，还拥有了一支排名世界前列的北洋舰队——可是，不管用，中国还是被打败了，而且是被日本这个“ 蕞 尔小国”打败的！而且败的还那么惨！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日本坚决地“开国进取”、“脱亚入欧”了，而我们呢，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时，举国汹汹，朝野大哗，新老“愤青”的爱国唾沫如万箭齐发，直指李鸿章——但重新出山的“总理”恭亲王却公正地指出：“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全由不西化之故”！这句话由满清的资深“总理”、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的亲叔叔、晚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着三落三起经历的恭亲王说出来，确实是极痛极明之言！这里面包含了多少过去了的无知和无奈！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对已经千疮百孔的皇权专制体制内的“裱糊”——李鸿章即自称是大清国的“裱糊匠”——从被动的“裱糊”到主动的“裱糊”！从消极的“裱糊”到积极的“裱糊”！从挖空心思的“裱糊”、手忙脚乱的“裱糊”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裱糊”！但是，既然是坚持“中学为体”，在“中学”这个“体”上，再“裱糊”又有何用！
再说说政治上的“制度进步”。
中日战争打败之后，列强觊觎之心大起，中国危亡之势空前，于是，发生了一“右”一“左”两个极端事件。先是“右”的，就是那个疾风骤雨、形同儿戏的“戊戌变法”，后是“左”的，就是那个激于民气、终于无知的“义和团运动”！这两下子不太能登于大雅之堂，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国家危亡时刻的本能反应。但是反应归反应，失败还是失败。在这时候，相当多的中国人都意识到，“大清要亡！”——中国又到了“改朝换代”的当口啦！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适时地出了个孙中山！孙中山搞了个“革命党”！就是说，“改朝换代”的方式，除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之外，还有“革命”的方式——除了“平均地权”之外，还要“建立共和”！在上个世纪之初，由于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晚清统治集团终于接受了“立宪”这个名词——于是，中国这辆“专制”的老旧牛车终于被赶上了政治进步这条崎岖之路！
1906 年 6 月 1 日 ——这时候，离武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还有五年零四个月——晚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1907 年 10 月 19 日 ，谕令各省设立“咨议局”； 1908 年 8 月 27 日 ，《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公布； 1909 年 10 月 14 日 ，除新疆外的各省咨议局全部成立，“咨议员”也全部经投票选举产生； 1910 年 9 月，“咨议院”在北京成立；次年 5 月，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等等！
这样的日程，在后来人看来，也算是“态度积极”了！可是很遗憾，所有这些，都来不及了——五个月之后，武昌首义爆发，很快，全国十八行省中十三个响应！次年 2 月 12 日，清帝退位——也别“责任内阁”了，也别“君主立宪”了！到你真的有了紧迫性的紧迫感的时候，那就同时真的来不及了！
晚清七十年！晚清七十年的一次“改革开放”也算殚精竭虑！一次“政治进步”也算紧锣密鼓！但是迎来的，却是灭亡的丧钟！唉，这真应了辛弃疾的那几句“水龙吟”：“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三
新中国建立六十二年了。六十二年的历史大略可分两段。
第一段是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党的威信很高，人民热情很高，但是我们的领导集团——特别是主要领袖人物——基本上沉湎于“天然”的或曰“天命”的“代表人民利益”的臆境而不能自拔，我们的国家制度从“人民民主专政”退到“无产阶级专政”，从“共同纲领”退到“党的领导”，直到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
接着是第二段，就是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领导集团终于在国家崩溃的边缘上清醒，终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终于开始“改革开放”了——但是说句透彻的话，我们是在“专制”的原点上开始“改革开放”的！是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可是产生“四人帮”、制造“文化大革命”的政体、政制没有改变！当然，经济建设很有成绩！改革开放很有成绩！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可是，中国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中国的危机消除了没有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而且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政治消费愿望的提高，中国的内部问题更复杂了，中国的内部危机更严重了！我们的“领导核心”已经进入“第四代”、马上就该“第五代”了——难道还是没有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吗？难道就真的以为，这些问题仅仅靠着发展经济、延续时间就能够解决的吗？
晚清七十年！共和国六十二年！这是两段截然不同的历史！可是在我这里却拿来做类比！有人会说“你居心险恶”、会说“你恶毒诅咒”之类。没办法，一个“家天下”，一个“党天下”，我就是觉得太像。同样的历史大势和同样的制度挑战！同样的历史大势和同样的制度挑战之下的同样的“改革开放”！ 同样的“改革开放”中的同样的各项举措！同样的各项举措之后的同样的问题累积！后面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政治进步和同样的政治命运呢？我不知道。我希望“进步”要有，“命运”别有。是的，我以为，政治进步的方向应该还是一样的，就是：摈弃专制——包括各种形式的专制，披着各种“主义”外衣的专制——走向民主，走向现代制度！具体的步骤、内容应该更主动、更成熟、更前瞻——中国的精英和精英机构很多，这上面就不用我来饶舌赘述了。
我看的很清楚：直到现在，摆脱晚清命运的主动权，还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再拖十年，比如说再指望有第三个乃至第四个“太平十年”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一定要推进政治进步！这是一个积一百七十年的、整个有近代史以来的、数代中国人的、经过百转千回又始终锲而不舍的努力而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现在，这个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身上了！ 我们正在“振兴中华”——这当然包括政治体制上的振兴！在这里，我篡改一句尽人皆知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推进民主建设”！
四
我这里的题目是“我看中国的改革宿命”，那么，中国的改革里面究竟有什么宿命呢？我看，大致可以梳理出四个：
其一，经常讲“落后就要挨打”，很对；但是还要再进一步说透：即使你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了，你的政治制度落后，也一定要挨打！你看，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晚清不是这样吗？上个世纪末的“苏东波”不是这样吗？这个世纪初的中东阿拉伯诸国不是这样吗？开始时我说到了历史大势，我希望我们的当政者千万不要等闲视之； 对这个“地球村”的环境和“村委会”的态度，我希望亲爱的同胞们不要仅仅当成是用“爱国主义”声讨的对象。的确， “专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辉煌已经是“昔日黄花”——这难道不是已经展现的再清晰不过的历史潮流了吗？ 抵制这个潮流，不管是谁，是什么风靡一时的“主义”，是曾经多么受人民“拥护”的政党、曾经多么受人民“爱戴”的领袖，都是要失败的！都是要被人民抛弃的！都是要成为历史的垃圾堆的！这大概是一种必然的宿命。
其二，一百几十年前的晚清统治集团对历史规律是没有认识、也不可能有认识的；但是，凭着一种爱国心，凭着一种求生的本能，他们也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非常奇特的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之后，所做的许多探索，许多开创性的工作，究其性质来说，好似老祖宗们的翻版——取得的物质成绩当然千倍、万倍地胜于我们的前人，可是精神成果呢？精神成果难道就真的比我们的前人高明？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老祖宗们是不可能对历史规律有认识的，但是一旦感觉到了规律的严酷性，就接受了她——尽管不自觉，尽管为时已晚；一百几十年过去，人类社会已经是“地球村”了，已经是“信息社会”了，这个规律已经平白似水、透明如镜了，我们的领导人还在这个问题上犹豫踯躅，“王顾左右而言他”。我说，如果真有一个“周期律”的话，这是要耽误事的！这里面也有一个宿命，很危险！充满着万千的偶然性！
其三，刚刚说到了“周期律”，不知道这个因为没有民主而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有多长？不言而喻，在中国社会一定会是很长的——可是那是在封闭的前提之下，是在闭关锁国的前提之下。现在大概就说不好了。当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短的，比如秦，比如隋，比如元，那就太残暴、太专制了，所以即使是在中国，最多也都只维持了一百年左右的光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十二年了，虽然有过一些不好或不那么好的时候，但是现在还可以，老百姓虽然经常骂娘、骂贪官污吏，但是日子还是好过了，还是越过越好了——所以，现在是推进政治进步的好时候！干这个事，我们比晚清要有条件多了！如果一定有一个“宿命”的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宿命是能够摆脱的。
其四，还要说到晚清——晚清统治集团接受“立宪”，据说主要是因为慈禧太后听进去了一句话，就是：如果“立宪”了，“皇上可以世袭罔替”！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想问的是：在一百多年以后，也一定要找个让共产党的领导“世袭罔替”的办法，才能推进政治进步，才能真正甩脱那个“周期律”吗？若如此，那可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明确的说，时下，我反对革命——“革命”是体制外的力量冲击并且推翻体制，是“在野的”通过暴力或者阴谋把“在朝的”赶下台，“革命”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只追求今天不负责明天！所以，什么“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颜色革命”我统统反对。我不希望革命再在中国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发生。我希望一切变化的发生方式都是和平的——但是，一切应该发生的变化都应该而且必须要发生。不过，如果所有的变化都要以“世袭罔替”为前提的话，那可就真的进入了一百年前的那个“宿命”了！那真是很可怕的！这个“宿命”，我看还是坚决不要的好。
最后，再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话“指导”一下我的题内之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列宁的启蒙导师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于 1999 年 11 月 30 日 面世，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的 2000 年第二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刊载了这个遗嘱。“遗嘱”中说：“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普氏的话，对我们现在牢牢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十分不中听的；但是，对“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引自十七大《党章》）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批判、抛弃“一党专政”，真正地带领中国走进民主、走进现代国家制度——走进真正的长治久安，不正应该是自己即定的宿命吗？
正文到此为止。
五
还有几句话，要专门说及：
第一，我先声明：我不是“原中组部老干部”，更不是“原中组部老领导”，我只是曾经在中组部工作过，最大的官做到处长——是在前胡总书记和前赵总书记的时候。在前江总书记的时候被调出中组部——叫做“调出要害部门关键岗位”——那是 1990 年 10 月的事，算下来已经有二十一年啦！所以，我现在的所有行为与现中组部无关。
第二，我不是“搞理论”的。工作几十年，我基本上是一个实际工作者。退休以后，倒是想挖掘点“余热”，做一些研究了。有时写点东西，那是纯属“玩票”。
第三，我和网络的关系，原来只是下下棋，摆摆黑白子，后来发展到设了信箱，在朋友之间收发邮件等等。没有“博克”、“微博”。一般来说，网站我也是不上的。两个月前，发了那个“十三点”，被朋友告知说：有很多批你骂你的文章，集中在“乌有之乡”，云云。于是有幸光顾“乌有之乡”。找到一些，感觉有的不错，观点不同，还在说理；有的就不敢恭维了，“膀爷”而已。但是我一概不做应答——“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比如他们，比如我们，“百家争鸣”嘛。
第四，我说过，我家到我是三代共产党。对已经远去了的有理想追求、有人格魅力的老一代共产党人，我永志不忘！他们有着光明磊落的信仰！他们坚守着自己矢志不渝的信念！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奋斗精神，我顶礼膜拜！他们的一切都已经熔铸进我们中华民族宏大的文化和文明之中！但是，对共产党现在的状况，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前毛泽东主席搞“四清”、搞“文革”的时候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在党内”——这话肯定不对：现在改几个字，叫做“特权利益集团就在党内”，我看要是“公投”的话，肯定大多赞成。
第五，所谓“文责自负”，我说的话，我发表的观点，我当然负责。
崔武年 2011 年 12 月 16 日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