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兵:中国外语教育制度批判

————外语一票否决是否定人的多样性、扼制竞争的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9 次 更新时间:2004-12-04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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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兵  

当今社会,外语的重要尤其英语的重要已勿需多言。但重要不等于人人必须学习外语,不等于人人必须把外语学到优秀、高级的程度,不等于不懂外语就不能成才,不等于只有学好外语才能了解外国,不等于学好现在这种模式下的外语才是学好外语。历史经验表明,什么科目(被政府)突出得过了头,已至于形成所谓全民运动甚至实行一票否决,则其弊必大于其利,其离危机就不会太远了。

现在的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彻底否定外语学习的一个极端,走向了今天唯外语独尊的另一个极端。考研究生外语不合格不行,晋升职称外语不合格不行,公务员招录外语不合格不行,外语几乎成为做任何事情(更不用说学术研究)的必须跨越的门坎(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介绍,历年美术学院的专业课程考试前3名者往往都因外语差一些而被拒之门外)。如此,否定了人(才)的多样性,扼制了(学术界)正当竞争,阻碍了(学术)创新。下面作具体分析(如无说明,此处外语是指大学及大学以上的公共外语与职称外语)。

外语学习目的 学不致用

对于不以外语为专业的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外语与所有其他科目是不同质的,它(公共外语)不是专业课,也不属于专业基础课(与专业基本无关),而且也不应算作基础课(目前我国教学体系中把它列为基础课,但实际上其内容早已超越了基础,应属于外语专业的基础)。外语课的地位其实取决于学习目的。从学习目的看,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必须使用外语。因为,

第一,绝大多数人(学者或三年后成为学者的大学生、研究生)不可能学贯中西,不可能也不需要都走在国际前沿(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他们完全可以依据经济学分工原理,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专业上,不必花费时间从外文原文起步,可以借助专业的翻译人员与智能翻译系统及极少数学贯中西的大家。如此,不仅节省时间,而且比他们自己翻译外文更准确。不客气地说,作为翻译汇编的《参考消息》以及其他国内大量的翻译资料,我们又消化了多少呢?如果我们(绝大多数人)能把现有的这些翻译资料用足,还不够吗?还需要做重复性低质劳动去翻译外文原文吗?比如笔者是搞中国经济学的,自认了解西方经济学不如专门搞西方经济学的,而选择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搞专业(当然在必要时也去查阅英文原文)。从另一方面看,大量经典外文原文(如凯恩斯的《通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甚至都远非专职外语人员(他们还须学习某一专业)所能译之,如此,一般人还可能攻读它们吗?即使所谓学习外文会话,作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又有多少机会用上呢?他们见到外国人、外国人与他们说话的机会又有多少呢?中国人太多了!

第二,当今中国的9年制义务教育及3年制高中教育中,已经学习外语多达9至12年,世界上有什么非高级课程需要学这么多年呢?比如数学,其重要性无可质疑,对于理工科专业而言,它需要进入高级数学,而对于一个学习法律或其他人文专业的大学生而言,他就不需要再学习高级的数学。外语课如果不是以高级为目的,还有必要在大学继续(强制)学习吗?实际上,作为公共外语就像公共数学一样是不应成为高级课程在大学里继续的。现在的状况是除了增加一些非专业的词汇(这几乎是无限的),大学外语在重复高中外语,研究生外语在重复大学外语。笔者了解到:博士生外语甚至要从音标开始(美其名过去的外语学习发音不标准,其实,语言是有弹性的,需要那么标准吗?)。从对全国大学生、研究生调查中可以证实:我们的学生对大学中重复开设的外语课是不满意的,他们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有时在权衡之下,他们宁愿冒险花高价找枪手替考(《文摘报》2004.8.22)。甚至他们说,大学的外语教学有不少还不如高中,以至于逃课学生随着期初、期中、期末而逐步增加,有的课堂开始时有20-30人,到期末时只有5-6人!而且,外语如果不用或用得很少,年龄越大,学习效果越差,越达不到学习目的(曾经有调查,公共外语考试,高中毕业生不亚于大学生,大学生不亚于研究生,研究生不亚于博士生)。也许,在大学阶段开设专业外语(当然不能采用现在的开课方式)是有必要的,公共外语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影响了专业外语与专业课程学习。造成了大学1-2年级或研究生1年级猛攻外语而荒废了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大学3-4年级或研究生2年级又为了补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而把英语课丢下,结果两头不沾边。依笔者经验,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在学习十几年的公共外语之后,其阅读专业外文原著的能力与外文写作的能力仍极其薄弱!因此,可以说,现在的外语学习目的是为外语而外语,背离了学以致用之目的。

第三,甚至说现在是为外语而学习外语已是过誉了。因为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及各类人才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年外语后,其考托福、GRE、英语四级、六级的能力并不高,他们还需要到校外去参加由新东方之类的民办学校所提供的外语培训。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需要学习的实用外语课程,现在的高校并没有提供或提供得很不充分,这也就说明现在的外语学习目的是不清的、定位是不准的。在根本上我们的外语学习是以外语教师为本位、以语言研究为本位。

外语学习内容 不切实际

由于学习目的有误,使得学习内容不是以学生、专业、生活为本位,而是变成了外语教师的钻牛角尖。笔者随机抽查了几本英文教材,发现公共外语为了追求所谓的高级内容,不得不走向大而全、多而杂、偏而怪之路,似乎要把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培养成为外语专家(实际上只能是并不实用的外语教材专家)。但由于是公共外语,由于不以外语为职业,又按照中国人学习汉语言的方式编写教材,甚至让外语承担思想教育的任务,结果学习内容离实用甚远。这里略举几例佐证。

例1:由浙江大学编的《新编大学英语》其第1册第1单元中的阅读材料就是一个试图进行思想教育的材料,其题目是A Good Heart to Lean on(编者译为善良之心,永世相依。依笔者之见,应译为有心者有力或恒心者事成。此书中还有一些译文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如果他找到了一颗善心,那么有这颗善心的人对他来说就是一位大好人”,“你定步伐,我会尽量跟上”,等等)。其实,五千年中华文库中用来做思想教育的材料可谓浩如烟海,还需要从英文中找吗?学习这样的英文,除了外语专家,其他人有必要吗?何况中英文之间的差异,有些是不可能互译的,这正如唐诗宋词是不可译的一样(如果译了,那完全是对唐诗宋词的彻底否定)。

例2:这本教材的第2单元讲的是心理(医)学,涉及比较深入的医学,题目是Is there a Doctor in the Body ?(编者译为人体内有医生吗?依笔者之见,应译为乐观是良医),像这类材料,对于学经济学专业的或非医学专业的来说,是(几乎)没有学习必要的。同样,在这本教材的第4册(第2分册)面面俱到地介绍了并非专业需要的属于社会学专业的青年问题、媒体问题、计算机技术、医学伦理问题、犯罪问题,似乎想通过公共外语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无所不知,唯独不(深)知本专业外语!

例3:全国到处都在搞外语热。记得申奥成功后,北京市专门成立了市民学外语办公室(可能是举世无双),搞了一个市民学奥运外语(100句)活动,把各种很专业的体育词汇搞出来了。说实话,对于一般人而言,有必要吗?学10-20句还不够吗?3年后还记得吗?这种全民式运动是不可持久的,现在已经无声了。笔者手头有一份“某某市民基本英语100句的材料(《某某商报》2004.8.20),其内容是:“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exchange ?你要换多少?”笔者不解,现在的市民(尤其有可能接触老外者)早已不同于20年前,他们至少完成了9年制义务教育,对发达地区而言,凡需要用外语者一般都有高中学历,不少人拥有本科以上学历,他们还需要学习这类外语吗?更重要的是,外国人到了中国之后有可能向我们的普通市民问如何兑换外币吗?现在到处都有兑换点,这还是一个问题吗?一个外国人到中国难道不会做准备吗?中国国内尤其是沿海城市内大量的中英文标志还不够他们用吗?他们有多少人会单独外出而不拿一张带有英文的城市地图呢?当然,比较致命的是一方面我们追求轰轰烈烈的市民学外语,一方面我们却没有做出高质量的英文地图,该为而没有为之。据了解,该市有那么多的服务场所(违规)更喜欢美元,外国人在该市还需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吗?这样的市民英语不是闭门造车又能是什么呢?外国人到中国来难道不想学一点汉语吗?与其守株待兔,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走出国门大力推广汉语呢?中文的简洁,让每一个到中国的外国人学会10-20个最常用(生存)的词(句)应该不是问题。比如2008年奥运会我们应该主动派出一批人去各国普及汉语(最基础的),一举多得为何不为之呢?如果站在外国人角度,他们在中国的首要问题只能是迷路了,此时他们需要的是如何回到原来的出发地,而这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因为地名、机构名中英文发音一样。遗憾的是国内现在是乱译。比如,工商银行不是按汉语拼音译,而是多此一举地译为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光大银行译为Everbright Bank,建设银行译为Construction Bank,等等,真让人匪夷所思!

例4,全国公共英语4级考试内容简直就是试图通过英语要把人培养成全才。以北京外国语大学范文杰主编的辅导书为例,它的(各课)内容涉及所有领域:计算机信息,经济,伟人,风俗习惯,城市,高等教育,文学与艺术,语言与交际,环境,地理,文化,科学与技术。而且每个涉及的领域,都涉及的相当专业。比如,在计算机与信息单元中它告诉你:“计算机仅能识别支票上的磁性墨水书写代码,计算机可以更新医院的病人记录,在F10这个按钮的上面有一个词“保存”,这些软件套装价格比较高,通常包含文字处理、扩展表单、数据库和演示图片软件,可能还会有……编制器”;在经济单元中,它告诉你:“推动世界新经济的十项主要原则,中美关于加入WTO谈判的知识,外资经济,病毒传销,战略整合,21世纪的经理人”,等等。(笔者不解,对于非经济专业的人而言,有必要掌握这些东西吗?他们有掌握的基础吗?他们学外文是要看外国人写的英文还是看国内的对外宣传材料?顺便说一下,该教程辅导内容中译文质量较次,这里不多说了);在伟人单元中,它告诉你:英国王位,孔子及儒家思想(中国人还需要通过英文了解孔子吗?),海明威;在风俗习惯单元中,它告诉你:中国新年的风俗(中国专业人才有必要向外国人介绍新年吗?他们的第一位任务是了解国外),爱尔兰的婚礼(中国有几个人需要了解爱尔兰人的婚礼呢?);在城市单元中,它告诉你:美国的宅地法(对于理工科专业而言,有这种必要吗?);在高等教育单元中,它告诉你:学校应该用英文授课(学英文是为了同国人对话,还是为了同外国人对话?这种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在文学与艺术单元中,它告诉你:英国伟大诗人米尔顿(一般人需要知道此诗人吗?反正我不知道,可能我终身不需要知道);在语言与交际单元中,它告诉你:英语语言的发展演变(一般人需要知道这种历史吗?需要用英文去了解吗?看中文还不能了解吗?),中国人与外国人谈论京剧(现今世界有几个老外跟你谈论京剧);在环境单元中,它告诉你:美国颁布《濒临灭绝物种法案》(这是不是太深入了?);在地理单元中,它告诉你:尼罗河与白尼罗河(可能美国人也没有多少人了解这些,我们学英文是为了了解埃及的尼罗河之作用吗?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地理是什么?我们非要通过英文了解吗?);在文化单元中,它告诉你:旧石器时代,艺术节,爱因斯坦的光线经过太阳引力场要弯曲及主动脉瘤破裂而逝世(这对于人文艺术专业而言,有必要了解这么细吗?);在科学与技术单元中,它告诉你:要买一个新门铃,塑料或不锈钢(笔者不解:学外语的中国人中,有几个需要谈论门铃?美国人又有几个需要谈论门铃?中国人需要与外国人谈论门铃吗?也许持有绿卡的中国人需要讨论门铃!)。

例5:据新华网2001年9月29日转载《华安月刊》朱伟一同志文章“戏说学英语”,该文指出:在《奥运英语100句》中,外语专家们把更快、更高、更强中的更快译为swifter,确实让人难以理解。而外国人还需要你指点像Where can I get Internet?In the Business Center这样的问题吗?中国人学习外语的内容不应是外语教授们的单方面决定,而且中国外语教师的水平如何确实有必要客观评价,不可乐观!.

外语学习效果 得不偿失

几乎可以公认,作为中国教育体系中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力量最大的外(英)语教育是在相当程度上是失败的,有教授把它说成是“摧毁中国素质教育的一把利剑”(《文摘报》2004.8.22)。与时间成本、费用成本、机会成本相比,外语教育得不偿失。绝大多数人在学习十几年外语之后,其实际外语能力仍很低。中国人智商并不低,何以外语学习效果如此之低呢?除了上面所说的学习目的有误、学习内容庞杂之外,大概与这样几个原因有关。

第一,由于人人学外语,这样就需要庞大的外语教师队伍。如此,良莠不齐。据了解,义务教育阶段的外语教师普遍能力很低,结果小学的英语变成中学的,中学的英语变成大学的,本来应去教小学英语的却在教初中英语。作为说话的语言,可以有高雅通俗之分,但不应有高级低级之分。谁能说一个少年的讲话能力就低于一个青年人,青年人就低于中年人?在中国似乎在大学里教英语就高级,在小学里教英语就低级。结果本来就不够的英语师资由于配置上移,更加不均,使教师与学生比例严重失调。一个教室常常70 --80个学生,甚至百名学生,直接影响了英语学习的基础。

第二,教育部门在强制普及英语,但学习大环境并不开放。比如,我们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很少播放外国原声节目。我们有一个国际电台在播放时大量插入中文及歌曲,中央电视台9频道播放的外文又完全是对外宣传材料。其实,如果有一个外语氛围,常听常看,又有什么学不会的呢?

第三,学习方法不当,学习年限过长,本来语言是用于说与看,但现在看得少,说的少。看得少是指该看的外文原文少,该看的专业外文少,不该看的东西如所谓的语法、特例看得多,结果真看原文反而看不懂、看得慢。笔者随机翻了一本名为《高中英语语法大全》(李陆桂主编,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P290 291)的书,其第18章是讲主谓一致。共讲了主谓一致的13种情况。笔者真是不解;这究竟是在学语言还是学技术?恐怕连美国人也说不全、记不住主谓一致有13种情况。语言原本是很活的东西,你非要把它定格,把它变成语言学。如此,外语学习不是钻进牛角尖了吗?结果,真正的基础英语并没掌握。其实多看原文、少讲规则,自然就熟了。再看看外语学习中的“说”,现在由于师生比例失衡,一个教师对几十个、上百个学生,师生之间能有多少交流?真学语言,一个班绝不能超过20个,一般10个左右最好。成人大龄学生则不应超过10个。现在因为所有的大学生无一例外学外语,一年本科、专科招400万人,研究生招30万,两年课程就是800万人在学,如按20人编一个班,一个外文教师负责3个班,则高校至少需要外文教师10万以上。可全国高校教师总数仅60万人。如果按10个学生一个班配置,我们将需要20万外语教师,这可能吗?其实,外语学习的师生比恰恰是教育部门该管之事,但现在却放任自流,结果还能有好的学习效果吗?最终只能是拉长了学习时间,使得学生用更多的时间学外语,导致了恶性循环。如果不搞全民式强制学习外语,让(大学)外语成为选修课,不再成为必考科目。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会分流,会选择不同的学外语方式(不一定非在所谓固定的教师、固定的教室中学外语),我们的教师也能集中力量,使愿学者能学好,不愿学者可少学,只学必要的或不学,从而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专业上。改变目前这种外文也没学通、专业也没学深的两难境地。据了解,在真正需要英语的地方如黑龙江边贸市场、北京的秀水街、桂林的漓江、云南的丽江等,大量的商人不存在口语障碍,他们甚至仅有小学文化,但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口语能力(在满足交易方面)并不差。因此,可以说,真正的听说能力,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是在教室里纸上谈兵练出来的,而是在实战中练出来的。据了解,外国人学汉语大多是本国学一年,再到中国学1-2年。世界上第一本英汉词典是人们猜出来的,人类拥有丰富的肢体语言,如果再加上2 、3千个外文单词,中外交流还能有多大困难?过去中国人到国外,并没有考过托福、GRE,但只要到了国外那种环境,大多数人的外语水平满足基本需要还是难事吗?

第四,一个人如果明知学习外文几乎没有使用的机会,一个人如果不愿意语言交流而喜欢独处,一个人如果在比较了解外语学习与其他科目学习成本之后而认为学习外语并不是有比较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被强制地要求学习外语,还可能有好的学习效果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会使人们自然地会在各种科目的学习上作出优化选择,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人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市场需要,你不让他学也要学;市场不需要,你强制他学他也学不进去,几乎绝大多数天才都是偏才,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一律强制所有不同性格、不同兴趣,不同优势的人必须学习同一个东西,必然扼杀人的多样性,必然高成本而低效果,必然限制人的竞争发展空间。其实不仅外语,甚至数学(当然它不同于外语),都应该考虑是否必须(甚至在高中)实行一票否决?一项制度,我们不可能要求它有利无弊、效果无限,但是,如果一项制度、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它弊大于利,得不偿失,我们的教育部门还应该强硬坚持吗?

独尊外语 于法无据

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也就是转向法治经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法律依据。对于政府而言,法无规定的绝不可为,只做法律所规定的。教育与学术的发展是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也制定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不过所有这些法律从没有对学校必须开设什么课程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外语等级考试及职称外语考试等作出规定,法律上只规定可以由国家教育部门制定相关制度,但关于教育部门如何制定这些相关制度的程序没有规定。根据国家的立法法及其他基本法律,凡是涉及公民权利、国家利益的都应该制定法律。显然,在全国1.2亿小学生、近亿中学生、千万大学生、研究生中究竟必须开设什么课程是一件大事,绝不可无法可依,绝不应该由一个部门说了算。从这一点讲,目前的外语一票否决首先是没有法律依据。不仅政府在非义务教育中无权实行外语一票否决,政府要从职称外语与等级外语考试中退出,而且任何机构不可在广告中设立外语壁垒。这就类似于可以抽烟但不可做烟产品广告。其次是把外语科目抬到这样一个独尊高度,甚至还要搞所谓的双语教学、外语授课(非外语专业),则既违反了我国的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汉语是唯一官方语言,就像人民币是唯一流通货币一样),否定了中国语言的优势(国内外研究大都表明,至少有5千年历史的汉语相对于拼音文字是更优秀的,现在的中国人看1-2千年前的文章没什么大的困难,但现在的英国人几乎看不懂3-5百年前的英文),打击了中国人的自尊,也影响了中国人的素质的提高、专业能力的增强,忽视了人的多样性,限制了社会竞争空间,抑制了市场的选择功能,导致了中国教育资源的相当浪费,阻碍了各种怪才、天才、偏才的成长,扭曲了公正、公平、公开的学术与非学术竞争(如外语考试中的枪手现象、作弊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降低了中国文化的安全(星级宾馆电话先讲英语之后再讲汉语;听任美国在中国搞托福、GRE之类的语言壁垒,甚至助长之;对招聘中的学历、外语等级歧视放任不管;在新闻发布会上高成本地进行英文同声传译、翻译,歧视了非英语语言;发表英文论文就高人一等,以请外国人来参加会议为高档次,以外国人的认可为第一认可,沾上一点外国人就似乎有了仙气;会讲外文是一流人才,不会讲外文就不是人才,英文变成了白天鹅,中文变成了丑小鸭等等)。

当然,笔者不是否定外语的重要性,而是否定外语的一票否决制度,纠正政府在外语教育中的越位(政府直接组织职称外语、等级外语考试等)、缺位(没有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错位(集运动员、裁判、领队三种角色于一身),肯定市场在人才选拔中的决定作用。政府要管该管的,政府管得越少越精越好,政府要提供市场不可能提供、不适宜提供的公共产品,外语教育特别是非义务外语教育显然不属于公共产品!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在笔者草就此文之时,听到了这样一种论点:“恰恰在日本政府正式宣布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之时,我国反而掀起了质疑外语考试,宣扬外语与专业无关论,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务之嫌?”(《北京观察》2004.8)。笔者质疑:第一,日本宣布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我们就该跟上吗?中日之间的可比性有多少呢?要研究日本这一举措的真正目的。第二,是否正是因为日本过去那么多年没有宣布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没有把英语作为必修课才为今日之宣布创造了基础?日本今天的宣布至少说明它现在有这个实力,不畏日语的文化安全。第三,几乎公认,中国的外语人才(质与量)不亚于日本,中国人的外语水平不亚于日本。北京、上海等地的青年外语水平可能不亚于维也纳、雅典。第四,日本人正在研制多国语言自动翻译系统,据讲三年左右可进入商业化运作,那时的日本人几乎都不必担心英语讲不好。第五,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自由加分工,自由就是政府给予公民充分的人权,就是民主,分工就是每个人各尽所能、交换所需,就是效率。现在的质疑外语考试并非质疑所有外语考试,而是质疑政府外语考试;现在的宣扬外语与专业无关是说现在的公共外语与专业无关,是说现在这种教育模式的外语与专业无关,而且就13亿人口大国来说,如果有1%的人外语水平较高,那就是1300万,难道还不是外语大国吗?其余99%的人还有必要在学完9年公共外语之后再泛泛而学吗?

切记,外语是工具,而且并非是人人必须使用的工具;校园里、课堂上学外语仅仅是外语学习的手段之一;政府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废除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强制公共外语教育是时候了!废除政府职称外语考试与等级外语考试是时候了!废除外语的一票否决是时候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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