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一个农民因种的萝卜销路不好，决定将其免费送给市民，结果闻讯而来的市民成群结队，顺带将地里其他蔬菜也摘走了，致使这个农民损失惨重。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人们不禁再一次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

我并不认为这件事就代表了世风日下。正如有论者所指出，这是一种从众的集体心理，处在群体中的个体往往与其单独时不同，容易丧失理性和道德感。道德感源于人的群体性的要求，而这种缺乏道德的行为恰恰又是群体性所造成，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因此，这种现象在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发生，但却不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做下此事的想必都是些普通市民，属于草根阶层。这更坚定了我的一个观念，即同情草根阶层的生活处境，但不完全认同其价值观。人类社会总的趋势是向平等发展的，这种平等是社会各阶层人格的平等，以至于法律的平等。在我看来，此乃不证自明的真理，且是今天我们仍然要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平民草根的价值，并视之为最正确的价值标准，就会导致民粹主义。

民粹而且主义，自然是指社会精英分子的观念。这种思潮源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知识阶层，他们出于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对金钱物欲的憎恨，认为卑贱者最道德，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其道德就越高尚。这种认识与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有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却满足了一些知识精英的正义激情。民粹主义就是媚俗。民粹主义者大都不是底层的人，也不想过底层的生活。结果，他们追求的社会平等并没有实现，社会不仅更加不平等，底层只知利益的价值观却被放大了。

人性本无所谓先天的性善性恶，先天的人性只是自利，或曰自我保存的欲望。性善主要是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前提下后天的教养。儒家讲求习礼义，讲求士志于道，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代董仲舒解释道：“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孟子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可见在儒家看来，社会的道德中坚不在庶民，而在知识精英。

应当说，孔子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承认庶人求利有着合理的成份，所以《礼记》说：“礼不下庶人”，即对庶人的道德不必求全责备。但同时儒家也认为，利欲不可能成为道德的基础，道德自有其源头。就此而言，西方关于“经济人”导致伦理的观念是不能成立的，至少对中国来说是如此。按照儒家的观点，如果说“利”是先天的人性，而“义”则属于后天的习得。换言之，道德与一个人的经济和教育有关，所以儒家才将仁、义、礼、智、信规定为士人的基本道德修养。

儒家固然有德治的主张，但这个主张其实是针对社会中坚，古代中国事实上很少有对全社会的道德强求，如果有，往往也都是虚伪的政权斗争标签，如晋朝司马氏的“以孝治天下”，结果是上层腐败至极，皇室兄弟相残。民间社会的道德约束，实际上都是通过地方乡绅的威望和表率，并通过这些士人的示范效应，维持着一种自发的道德秩序。而随着士绅阶层的被诬名化和被消亡，民间社会也失去了一种维持道德的主要力量。

在从今天的现实看，要想重建社会道德规范，首先是要建立起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是权利社会。对于一个普通人，权利与责任是对应的。没有权利，就没有责任感，权利越少，责任感便越小，对此不能责备普通民众缺乏道德自律，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就未曾感觉过做人的尊严。因此，保障公民权利，扩展公民社会，乃是今天重建道德的首要前提。

其次，社会精英应当承担起复兴道德的责任，而不能寄望于底层。问题在于，当今社会缺乏一个具有道德力量的精英阶层，能以其示范效应促成公民社会。当今社会，官员腐败成风，富人唯知炫耀，知识分子则整体犬儒化。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当民众看到这些社会的中上阶层都是如此虚伪堕落，他们又怎会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如此看来，要想复兴道德，路漫漫其修远兮。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