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列国竞争、乡邑自治与中央集权——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封建—郡县”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6 次 更新时间:2011-12-08 21: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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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  

  

   【内容提要】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不久之后他从梁启超等弟子那里感受到了共和革命思潮的强烈冲击,并做出了系列回应。其中,以 1904~1908年间在欧洲、美洲等地的旅行见闻为基础的系列游记,对分省自立的革命主张做出了重要回应。本文结合康有为的其他文本,分析了他在“封建 —郡县”问题上的复杂论述,认为他以中国、欧美及其他国家为对象,对国家分合与现代社会的产生、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等问题做出了富于辩证性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质询、批判与深刻影响共和革命的主张,其中就包括“舍联省而但言自治”的观点,即以乡邑自治为主,同时通过“废省”、“析疆”以减少行政层级。文章认为,康有为在游历欧美之后并没有经历从讴歌崇拜西方到否定批判西方的激变,而是一直致力于进行具有辩证性的观察和思考。

   【关键词】康有为 封建 郡县 自治 中央集权

  

   一、序论:中西比较与普遍性的政治原理

  

   1904年5月26日,康有为乘英国轮船离开马来西亚槟城赴欧洲,开始了他最重要、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环球之旅。1908年10月,康有为返回槟城休养。在此期间,康有为四次横渡大西洋,四次游历欧洲,两次遍游美洲大陆,两次游历非洲(摩洛哥、埃及等地)。康有为的海外游记绝大部分为游历期间所见所思的记录。

   康有为在世时,曾单独发表《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并在《不忍》杂志陆续刊登了《补德国游记》、《突厥游记》、《欧东阿连五国游记》、《满的加罗游记》等。目前《康有为全集》所收康有为的其他海外游记,大都是近40年来根据康氏家人捐献的手稿等来源做的整理。

   康有为在世时刊发的欧游游记,在民国时期引起了为数不多但较有分量的注意。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将康有为和梁启超作为“新民体”的主要代表,并以康有为的欧游游记为中心,介绍了他的创作及思想。钱基博分析康有为的欧洲游记,独重其论欧美政俗不及中国的部分,①他认为康对“欧化”的态度前后曾有重大转变。钱穆较晚才读到康有为的部分欧游游记,他重视的也是康有为对欧洲看法的转变。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曾指出流亡前后康有为思想的“两极端”现象:“……则长素主张变法之极端激昂,居可见矣。乃自戊戌出亡,辛亥归国,而其思想乃以极端守旧闻。”②后来他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康有为的部分欧游游记,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康有为思想“两极端”的真正原因在于游历欧洲:

   南海早年,实为欧洲文明之讴歌崇拜者,其转而为批评鄙薄,则实由其亲游欧土始。……故曰:南海思想之激变,实以欧游为转纽也。③

   将康有为1904~1908年的欧游经历视为他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激变”的原因,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在革命思潮兴起之后,思想家由“激进”转向 “保守”并非个别现象,而亲身游历欧美、重新认识欧美,被认为是他们中部分人思想转变的关键原因。梁启超1903年游历美国之后思想激变,他记叙这次游历见闻的《新大陆游记》也被视为当时“告别革命”的转折点。他在一战后游历欧洲所写的《欧游心影录》,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中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被视为梁启超反思现代文明、重新重视中国传统价值这一思想转变的“分水岭”。在当代,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及此后的“思想左转”或者 “思想保守化”,也被认为与他们在欧美的留学经历或者游历有着关键性的联系。欧美游历促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但如何叙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这一知识现象常见叙述的主要特点是,西方与中国知识分子处于二元对立的结构中,中国知识分子要么“向西方学习”,接受西方;要么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抱有负面看法,坚持中国本土文明而反对西方。这一叙述模式将中国与西方同时从世界中抽离出来,将中国知识分子在两个极端(完全认同与完全否定)之间的徘徊描述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命运。

   其实,就康有为对欧洲国家的看法来说,虽然他对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评价较此前大有降低,但他对德国、英国等国的评价很高(康有为1927年去世之前公开发表了《补德国游记》),因此从这些欧游游记并不能得出康有为对欧洲的看法全盘逆转的结论。在康有为的笔下,“欧洲”不是一个抽象的总体,而是由特色各异、强弱不一、治法不一的不同国家组成的具体的“欧洲”。而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对波兰的注意和论述来看,他也并没有过于抽象地看待欧洲。他在此一时期已论及俄罗斯等国对波兰的瓜分,以及拿破仑对欧洲大陆的征服以及比利时等国的自立,后来所论带有亲眼所见的震撼,但不能因为他有“向以为……,今乃知……”之类修辞性表述,便贸然断定他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康有为一直把开议院、兴民权视为中国变革的要点,并认为欧美在这些方面有制度优势,④从这一点看,也很难说康有为完全背弃了所谓“欧化”道路。

   而且,即使康有为对欧洲看法有所变化,这些变化也未必引起了他思想上的根本性调整。对于康有为的“变”(如何变、什么时候变),需要有更加谨慎和全面的解读。钱基博在论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区别时,引用了康有为一段广为人知的话:“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认为“大抵启超为人之所以异于其师康有为者,有为执我见,启超趣时变,其从政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故有为之学,踮定脚跟,有以自得者也;启超之学,随时转移,巧于通变者也。”⑤康有为这段话和钱基博的分析,对于了解康有为的思想是一个重要提醒,即康有为这样“踮定脚跟,有以自得”的人,他如果有所变化,也未必是那种前后断裂式的变化。

   钱基博和钱穆对康有为欧游游记的分析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强调康有为对“欧化”态度的前后转变,将赞同还是反对“欧化”作为中心问题。但钱穆在论及康有为思想的“两极端”时其实已经意识到,康有为对“两极端”同时存在于自己流亡后的主张之中,其实是非常清楚的。⑥与其说康有为在1904年欧游之后的思想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不如说“两极端”在其思想中一体并存,而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康有为同时容纳看上去分别处于不同“极端”的思想的办法,则是重新诠释“三世说”:一方面是因为未至其时而“未敢发”、“未敢妄出”的太平大同之学;一方面是讨论适宜于据乱世或者升平世(“霸国”时代)的“中国既富既强”之方略。

   对于康有为而言,如何理解欧洲,中国是否还需要学习欧洲,只是从更为根本的问题中衍生而来的问题。他所思考的与其说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毋宁说是在同时分析中国、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区域的基础之上,总结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原理。这延续了他在19世纪80年代“立公理之学”的抱负。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的“序”中这样描述自己在游历欧美时的思考方法:

   吾既遍游亚洲十一国、欧洲十一国,而至于美。自戊戌至今,出游于外者八年,寝卧寖灌于欧美政俗之中,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变之将至。⑦

   他的运思线索是,以将要到来的共和革命这一“大变”作为中心问题,以追索欧洲“新世”的由来作为中心线索,考察权衡欧洲与亚洲的得失;他在环球旅行中要面对和处理的首要问题则是“共和革命问题”,是欧美“新世之所由”究竟是共和革命还是别有他因这一政治问题。根据“欧美游历—思想转变”的叙述模式很难深入把握康有为的思路,需要摆脱这一叙述模式的诱惑,悬置康有为思想有逆转性变化的预设,重理康有为的论述脉络,寻找另外的叙述方式。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就理解康有为的前后变化而言,1899年梁启超、欧榘甲等弟子转向共和革命,劝康有为退休的“十三太保”事件,以及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封长信,公开参与共和革命辩论,都是枢纽性的重要事件。康有为首先从倾向共和革命的得意弟子们那里感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强烈冲击,并且迅速在多个层面做出了回应。他于1900~1902年开始其经学生涯中的第二次大规模释经工作,完成了《中庸注》(1901年)、《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1901年)、《礼运注》(1901~1902年)、《孟子微》(1902年)、《大学注》(1902年)、《论语注》(1902年)等著作,从理论上对共和革命做出了回应。⑧1902年康有为在印度所写的两封长信,则事实上已经论及后来在欧游游记中批驳分省自立主张等重要议题。⑨当时这两封信合印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1918年康有为再次将这两封书信辑入《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一书,基本上保留了这两封信的原貌。虽然康有为1902年5月在印度写下这两篇长文的时候,尚未开始他的环球旅行,但到已经结束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涯归国之后的1918年,他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大的调整和改变。康有为在《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一书后撰有几段跋语,严厉批评了梁启超和欧榘甲等弟子,再次重申了自己十六年前的基本看法:

   近廿年来,自吾愚妄无知之门人梁启超、欧榘甲等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至今各省分争若此,此则梁启超之功也。欧榘甲作《新广东》一书,流毒至今。今《新广东》如其愿矣,而新广东分为七政府,生民糜烂,则欧榘甲之功也。……统合十余年来各新学者之说,拾欧美唾余,高谈革命、自由、共和、联邦一切之论,自以为知新得时,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奇谬大愚,发愤以亡中国而已。……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子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吾国人尚慎鉴之,勿甘从印度之后也。⑩

   如何处理梁启超、欧榘甲等人分省自立等共和革命主张所提出的问题,是康有为在1899年“十三太保”事件之后著述的一个重心,也是他进行欧游游记写作的一个重要背景。其欧游游记所阐述的“封建—郡县”问题,即是对中国分省自立和实行联邦制主张的深刻回应。欧榘甲1902年主张广东自立的政论文章《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扩展为《新广东》)中已经简略提出在分省自立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的主张。辛亥革命之后联邦制主张在中国不绝如缕,这是肇端之一。

   康有为与欧榘甲的文章都分析了布尔人(生活在南非的白人)反抗英国的布尔战争和菲律宾反抗西班牙和美国的情况。欧榘甲提出分省自立的主张,与其说是对布尔人反抗英国的模仿,不如说是要创造一种足以召唤中国人革命精神的政治形势。因为如果仅仅将中国人比附为布尔人,那么,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会是自己对环伺的列强的反抗,召唤起来的是“中国自立”的愿望。而欧榘甲首先要激发的是汉人对于满族人的革命愿望和意志,而分省自立可以形成汉人与满族统治者的对立,可以运用布尔人与英国人斗争的范例。针对这一主张,康有为提出“可比度”问题,指出印度与中国的高可比度,特别是“悖蒙古而自立”时的印度与排满运动刚兴起时的“当前”中国的高可比度,而中国分省自立的问题与布尔人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分省割据自立运动不仅意味着对清王朝的反抗,更为重要的难题是,如果通过革命摧毁了满清王朝,是否会落入西方列强这些新帝国之手?康有为把分省自立问题的重心重新拉回到

   “中国自立”的层面。也正是在这一问题层面,康有为认为德国俾斯麦与意大利加富尔通过促统一而强国的例子有可比性。11康有为将梁启超等弟子的思路特征总结为:“有法、美之事理深入脑中,以为各国已然之事,大地必趋之势,故敢毅然决然为之,以为事必可成。”12以此为背景,可以说,康有为的欧游游记则是要看欧洲“各国已然之事”中包含了何种“事理”:中心问题究竟是地方分立,还是中央集权?

  

   二、寻找欧洲“新世”动力的辩证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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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1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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