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杀人，汉奸帽子乱飞，言战者爱国，言和者卖国，实为民间脸谱文化之缪。
中国民众之文化，是写意文化，情绪化，脸谱化，缺乏科学与实证精神，褒者褒死，贬者贬死。实事求是对中国人最难的。文与言脱离，说与做脱离。神仙化、妖魔化，缺乏人性分析。
言战言和，盖决定于时势和英雄所见。很多情况下，言和未必不爱国，比如当下，又比如蒋介石之不到最后关头不抵抗之策略、比如毛泽东批评百团大战“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比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轻言开战，符合当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最近几件吸引眼球的事。
中国的民间左派对右派报以粗口，甚至暴力威胁。一时间，舆论界多了新兴修辞，像“三妈教授” 、“火烧汉奸媒体”。
11月7日，左派学者孔庆东在微博上自曝辱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三个“妈的”，成了大众的新话题。十天后，左派以新的方式示威――“乌有之乡”的数名支持者合资买了数百份《南方周末》点火焚烧，并拍照存证晒于网上，以示与“敌人”不共戴天。有网友戏评：“前天还有人纳闷儿，孔庆东是不是拿了南方报的钱了？豁出来被万众X妈也要为南方报做广告。从阴谋论的观点儿出发，烧烧报纸也是好广告呀。不管怎么折腾，报纸的前途肯定是江河日下啦。美国人为了阴谋颠覆神州，竟然搞出个互联网来，我建议毛左们干脆烧电脑，我还建议电脑厂家专门生产‘汉奸’牌儿电脑，肯定有毛左们买来烧，商机无限啊。”
再往前，有半吊子艺术家抵制美国动画大片《功夫熊猫2》。孔教授痛骂美国文化侵略，看美国电影的人“没长脑子”“不爱国”。
当年李安导演的《色?戒》公映的时候，几位极左专家，聚在北大资源楼里，声讨"汉奸"李安、张爱玲。他们俨然以弱者向强势挑战的姿态，抱怨主流媒体不给他们说话的阵地，剥夺他们发言的自由。他们的观影室左右墙上均高悬文革期间的最高指示，墙壁后面挂着格瓦拉的宣传画。他们要把《色?戒》定性为"汉奸电影"，并用文革的语言来评价："思想性有害的东西，艺术形式又很完美，结合在一起危害就更大。"他们指责张爱玲要变成汉奸，李安变本加厉，广电总局帮他给掩饰。甚至恨恨地说："最让人气愤的是中国当下的这种风气，从有关部门的审查，一直到网上和纸媒，还有平常听到的这些议论，主流都是叫好声，我觉得这样的民族真是一个没救的民族。"这些知识分子甚至联想到张爱玲的长相，说张爱玲是个丑女，而郑苹如（王佳芝原型）漂亮，所以张爱玲是汉奸，郑苹如是英雄。
于是他们中有人提到茅于轼反对"抵制日货"，是汉奸；历史学家袁伟时，是汉奸；学者朱学勤，主张要认同先进的文明，是汉奸；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西方的崛起，是靠制度不是掠夺，是汉奸。
“汉奸”帽子如此滥贱，“爱国英雄”的称号也就一文不值了——骂骂“汉奸”，烧烧报纸、砸砸墓碑，都成了“民族英雄”。如此之脸谱化，放到现实中，往往是反的。
回想历史，脸谱文化也让大众犯了很多错误。
民国两位张姓的民族英雄、大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张自忠，皆因全面抗战之前言和，被舆论污为“汉奸”。这就是无知之文人误导民众使然。
张学良至死念念不忘当时《大公报》的一篇设身处地为他“辩护”社论。其中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不仅仅是张学良，任何人，如果当时处在那个地位上，他也是这样办（不抵抗）。这就是形势使然，换了其他爱国的英雄，也会从大局出发不抵抗。这只是判断失误。九一八事件发生时，张学良还当是与以往冲突没什么分别的一般性事件。
所以，晚年张学良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赵四风流朱五狂”。这首诗是马君武于1931年11月20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题为《哀沈阳》的“感时近作”，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巳陷休回顾，
更抱阿娇舞几回。
这个朱五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张学良给他们主的婚。她小的时候，张学良就认得她，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女友甚多的张学良甚至都没跟她开过一句玩笑!朱五跟赵四小姐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俩是同学，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这朱五调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一次宴会上，马君武也坐在那边。这朱五就拿着个酒杯走了过去，说：“马先生，马老，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酒，我谢谢你啦，你把我变成名人啦!”马君武抬头一看，朱五就站在他面前，惊得他拔腿就走……
而张自忠更可以说是八年抗战里产生的第一个“汉奸”。“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落入日军的掌握之中，我军战事不利，二十九军被迫撤退，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等人都走了，他奉命走马上任，当了第一任北平市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沉默寡言的张自忠流着泪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全国舆论都指他为“华北头号汉奸”“张逆自忠”，报纸上的大字标题也饱含着人身污辱：《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等等。 报纸骂他，连部下都瞧不起他。一位部下以讥讽的口吻对他说：“以前我见你尽读圣贤书，都学了些什么呢?”当张自忠在济南求见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时，亲耳在门外听到韩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
三年后，张自忠战死沙场，成为真正的民族英雄。蒋介石为他题写“勋烈常昭”，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阵营战死的最高将领。延安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
再往前追溯，曹汝霖和梅思平的人生经历，更是这种脸谱文化的一大反讽。
五四运动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因负责一些向日本转让权益的事务，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 “五四”当天，学生火烧赵家楼曹宅。
这个大“卖国贼”，却在后来抗战中保持了民族气节。
42岁离开官场的曹汝霖热衷于慈善。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为防止棉衣被冒领，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
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满，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
相比之下，当年的北大爱国学生、参与火烧赵家楼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铁杆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 1939年12月15日，梅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发表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当中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篇文章虽然不过800字，却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随后，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在报上刊登启示，与梅脱离一切关系，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抗战胜利后，梅思平被处决。
历史和现实之间，脸谱和真实之间，就是这样滑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