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爱国”与卖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7 次 更新时间:2018-05-19 03: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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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宋朝时谁是最爱国的人?岳飞!你会回答。我说不对。当时最“爱国”的,我以为恰恰是杀了岳飞的那个著名的昏君宋高宗赵构。

   先别瞪眼!听我再问:宋朝的时候谁是最大的卖国贼?秦桧!你会回答。又错了。当时最大的卖国贼不是别人,还是那个宋高宗赵构。至于秦桧当然不是好东西,但他不过是奉赵构之命进行卖国活动的一个工具。当年给岳飞平反昭雪的是赵构的养子宋孝宗,他不能派老爹的不是,便只能把冤案的责任全推到秦桧头上。其实正如明人文征明那首著名的《满江红》所云:“量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赵构)欲”耳!

   最“爱国”的人同时又是最大的卖国贼?不是开玩笑吧?

   非也。其实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

   在民-主制度下爱国与卖国当然是冰炭不可同器。但在“家天下”的时代,宋朝这个“国”是谁的?当然是赵家的,不是岳飞的。如果赵构自己都不爱这“国”,那谁还会去爱呢?

   岳飞当然十分忠君爱国。如今有人挑剔说:爱国是好的,忠君就糊涂了。这道理放在今天自然没错。在当时,这“国”又不是他岳飞的,如果他不“忠君”,犯得着去爱这个国吗?正因为忠君,所以“忠”屋及乌,也就热爱君之国了。

   别人再怎么“忠”,最忠于君的还是君自己,最爱君之国的自然也是君自己。

   在那个“朕即国家”的时代,国之兴衰存亡,于君之身家性命、切身利益可谓二位一体。对寻常百姓而言,如果不是思想境界特别高的话,“国”之易手不过是奴隶换了个主人而已。新主人有时比旧主苛刻,但有时也比旧主宽宏,谁知道呢?至于变革之际的兵荒马乱,烧杀淫掠,那是战争本身之害。内战与外战,哪个更残酷战祸更烈,官军、流寇与胡虏夷狄,哪个糟践百姓更厉害,也是没有一定的。对于老百姓来说,“战争与和平”问题之关切利害,实远甚于“国”之存亡问题。所以老百姓反战爱和平大概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否“爱国”就难说了。

   而对于君主就大不相同了。国家之亡对于他,是确确实实地意味着由主子变成了奴隶,“亡国奴”之说端的名副其实。看看记载北宋灭亡后徽钦二帝及其皇族家人们悲惨遭遇的那些“北狩”史料,真是血泪斑斑哪。居国失国,祸福如此,你说他怎能不“爱国”呢?

   昏庸如南唐李后主,亡国后那“垂泪对宫娥”、“问君能有几多愁”的词句成为千古绝唱,没有切肤之痛岂能写得出来!而一般南唐百姓在多大程度上有“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的痛感,委实不得而知。

   蜀汉刘后主亡国后作超然状,晋帝问他思蜀否,他答:“此间乐,不思蜀”。这个“乐不思蜀”的典故令后人斥其昏庸。然而李后主难道不昏庸?昏君就没有爱国之心、不知亡国之痛?

   据史书记载,刘禅的儿孙颇有在蜀亡时自杀者。刘禅固然怕死而愿意苟活,但说他能木然到如此地步是悖于常理的。其实我看他不过是知道“思蜀”会招来杀身之祸,故而强颜欢笑,那种有痛不敢言的悲苦恐怕不亚于李后主吧。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是说的老百姓。而商君——就连那个同样昏暴的亡国之主纣王,还不是举火自焚,也算是“壮烈殉国”了。谁能说商君不知亡国恨?其实对“家天下”的君主而言,爱国就是爱家,就是爱自己。昏君暴君又不是舍己为人之辈,其爱己利己之心不亚于他人,则爱自家之国又怎么会亚于他人?

   昏君与明君之别在于是否善于治国,而不在于“爱”不“爱”国。而暴君与贤君之别在于是否爱惜臣民,同样不在于是否“爱国”的。诸位要说宋高宗“爱民如子”,打死了我也不信。但要说这个昏君“爱国如宝”,那我是一百个相信哪!假如金邦非要彻底亡宋,置赵构于徽钦之境,则举南宋全国军民血肉之躯以赴汤火而换赵家之国不亡,我想赵构先生绝对是在所不惜的。

   问题在于:“爱国”最甚者就不能或不会“卖国”吗?大不然也。

   首先从可能性上讲,正是商品的主人,才有可能成为商品的出卖者,别人想卖还没这个门呢。“商女不知亡国恨”,当然谈不上是爱国者,但商女能够成为卖国贼吗?她有卖国之权利吗?她有卖国之机会与条件吗?商之为国,是商女给弄亡的,还是商君给弄亡的?

   对于君主来说,国家既然是朕的,朕想卖则卖矣,干卿底事?专制时代身为一国之主,赔款与敌不需要经过议会辩论,割让领土更不需要全民公决批准,甚至不需要公诸于众。国人对于国事不仅无参与权,甚至没有知情权。统治者完全可以黑箱作业,国被卖了,国人可能连知都不知道!君主以下,权臣们如秦桧者,也可以奉君之命参与卖国。而那些与君权无关的芸芸众生,无论你爱国也罢,厌国也罢,甚至仇国恨国也罢,要讲卖国,对不起你没权力卖,无资格卖,也不可能卖。

   有可能未必就有动机呀!国之于君既然可爱如斯,怎么又会有出卖她的动机呢?

   说来也简单:国既为君有,则君之爱国也,犹如财主爱其财,地主爱其地,资本家爱资本,牧人爱其牛羊,甚至好色主人爱其美妾,得之欣喜若狂,失之痛心疾首。其爱不可谓假,非所以伪装而示人也。然而财主爱财,正在于其财可卖,而且价值不菲,极大之财至有“富可敌国”之说。

   反过来讲,即国可类富,汉高祖刘邦得国后不是对老父夸耀说“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吗?明人黄宗羲则指出,那时国家如产业,君主得而私之,但“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所以君主们都爱之如宝,唯恐别人抢了、偷了去。是故君主爱国,亦正在于其国为一大财富,可卖之价巨矣。若夫空气,阳光之类,虽然人不可须臾缺,却因其不可卖,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也就不为财主们所爱了嘛。

   国家对于君主既然为一大产业,所以只要出价合适,可爱之国还是可以卖的。甚至国之可爱,就在于国之可卖,而且可卖大价钱。一般说来,君主失国就无法安身立命,所以君主通常是不愿意把国整个儿卖了自己去当亡国奴的。这并不等于他就不能或者说不愿意“零售而不批发”地出卖部分国家利益,以换取他认为值得换的别的利益。

   比如赵构,他当然不愿落得其父兄徽钦二帝那样的下场,所以他其实爱国爱得要命。但是假如宋军真能如岳飞之豪言,直捣黄龙,灭此朝食,迎还二帝,你道那赵构他愿意?!文征明词谓:“岂不念,疆圻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

   对赵构的心理刻画得可谓入木三分!对于“疆圻蹙、徽钦辱”之念之惜,换言之,即赵构之“爱国”心恐怕不在任何臣民包括岳飞之下,然而这么可爱之国必须是我的,不是别人、甚至不能是父兄的——否则“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所以与其让父兄重返,把国又拿回去,倒不如把国卖它一部分给金人,换得自己可以安享其余呢。

   后来的慈禧太后有句遭人唾骂的卖国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其实这句话换个角度也可以看作“爱国”名言——在讲这句话前不久,慈禧才刚刚因愤恨洋人支持维新、“干涉内政”,而作出了向东西各国列强同时宣战的空前“爱国”壮举吗?慈禧为什么“不与家奴”?倒不全是因为主子蔑视家奴,你看那赵构不是甚至“宁赠友邦,不与父兄”么,父兄可是主子等级的,还是至亲呢,赵构还是不愿给,那都是“爱国”爱的呀!国既然这么可爱,当然是宁可卖一半给“友邦”——无论赵构还是慈禧都是不肯让“友邦”整个把“国”拿走的,自己保住另一半,也不能让“国”整个落到别人手中,不管这“别人”是“家奴”还是父兄,是同胞还是洋人。

   回说南宋,其实文征明对赵构的心理分析也许稍嫌“超前”,当时赵构担心“徽钦既返”恐怕还在其次,绍兴年间的军事形势远没有乐观到如此程度。但是从太祖开国起,赵宋诸君对武人功高权重就有一种传统的恐惧,岳飞之被诛,韩世忠之退隐,都与此有关。

   即便徽钦不返,“岳家军”坐大而威胁赵家国,重演陈桥故事,如此前景也会令赵构不寒而栗。风波亭之冤狱,良有以也。至于这样冤杀良将会损害本国,有利金邦,后世斥为卖国,“爱国”心切的赵构先生就顾不得那许多了。

   正因为这样的“爱国”完全是基于一己之既得利益,它与维护国民利益就远远不是一回事。“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就是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根本特征。而这样的“爱国”与卖国都常常成为国民的灾难。

   慈禧当年极端“爱国”地屠杀维新派而不许洋人“干涉内政”,煽动百万义和团上京下卫大串联,于攻打各国使馆的同时也在北京城里胡作非为祸害百姓,这场“奉旨造反”杀的洋兵没几个,洋教士死的也不多,而残害的中国教民包括老幼妇孺何止百倍于洋人,更不用说拳民本身的死伤枕籍了。

   正是这个慈禧,转眼间回过头来又大卖其国,不但反过来大杀义和团讨好洋人,还“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把国人折腾得民穷财尽。这样的统治者同样也可以说是:“爱国”,祸百姓;卖国,祸百姓。

   “家天下”的时代是如此,并非家天下但仍是专制主义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可以说大致相类。但有一点不同在于:专制统治而又不能世袭,意味着既非“家天下”又非“公天下”。

   与民-主制下不同,这样的“国家”不是国民的,但与传统王朝的不同在于统治者也不认为是自家的。既然不能传之子孙,则我死后或我下台后哪怕它洪水滔天!所以这样的专制往往更容易趋于短期行为,更不负责任。当统治者“爱国”时,他甚至未必能如赵构、慈禧、李刘诸后主那样把“国”当作自家的贵重财宝来爱,很可能只是镇压反对派维护自己眼前利益的一种借口。换言之,这样的“爱国”比传统君主的爱国可能更虚伪。

   当其卖国时,更由于反正不能传国于子孙,卖起来更加无所顾忌,也不存在“只零售不批发”的界限,甚至把整个国家卖了换一大笔钱来享受,都是可能的。因为国既不可世袭,财产还是可以传给自家子孙的嘛。加之如今某些外国也没有当年的金邦那么寒冷荒凉、贫穷不堪还种族歧视,不会像当年金邦那样虐待亡宋遗族,甚至还颇为优待“投资移民”。于是“国”就更加显得没有钱可爱了。

   偏偏这时候对外经济开放又还十分有限,一般国民不可能参与外贸,而只有那些人可以垄断对外交往。于是,损害国家利益,借既无竞争、又不受监督的对外交往大发不义之财,然后把民脂民膏转移国外投资置产,家人先移民,自己一边继续“原始积累”一边留好后路……这等等宋时赵构秦桧们没有条件干的、不折不扣的卖国勾当也就盛行起来。

   你如果对他们进行批评抵制,那对不起,我代表“国家”,你批评我,你就是反对“国家”,也就是“卖国”!而我镇压了“卖国”者,当然就证明我“爱国”了。于是乎“爱国”者卖国的历史剧不仅仍然上演着,而且这样的“爱国”比传统时代可能更虚伪,这样的卖国比传统也可能更加肆无忌惮了。

   要改变这种“爱国”与“卖国”的恶性循环,办法也有,那就是要使“国”真正成为国民之国,“国家利益”真正等同于国民利益,“国家主权”也真正以国民的人权为基础为前提。只有这样,国民才会用不着宣传就本能地去爱国护国,主国事者既为爱国之民所托,且为民-权限-政所制,从民意而有爱国之志,受制约而无卖国之机。这样“爱国”与“卖国”的“辩证法”才会消失,而主权与人权才都能得到维护。

   今天我们爱国当然主要是为了爱护与发展国人的权利、自由与幸福,而不是特意要与什么人作对,但即便只是为了与美国抗衡,仅仅“师夷长技”发展军备,恐怕也是远远不够的,“师夷长制”以推进好的制度是不能回避的事。

   一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也许是个不坏的主意,“师夷长制以制夷”更绝对是个好主意。放眼时下,言爱国、言民族主义者众,是真是假,就看你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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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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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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