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民事判决书应详写判决理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9 次 更新时间:2011-11-01 23: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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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进入专栏)  

  

  一、两大法系的比较

  

  法官在判决书中所阐述的判案理由是法官的裁判活动是否合理、合法的集中体现,也是司法正义在裁判结果上的表现。在大陆法系,因制订法是判决依据,在司法方法上,以制定法为司法推理的起点,所使用的方法及是选择法,即从制定法出发而结合案例而对规则进行推理和演绎。而英美法则是以判例所形成的规则作为判决的基础,在方法上采用的是从个案到个案的推量。两大法系虽然在司法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几乎都是完全相同的,即十分强调法官在判决书中充分表述判决理由。

  强调判决理由的充分性,可以说是自普通法形成以来的以来的传统的做法,也可以说法官所应是应尽义务。普遍法强调判决理由的充分性,一方面是普通法本身是法官创立的司法,而普通法的规则主要都是从法官的判决理由中引申出来的,正如坎普所指出的“由于法官要解释法律,因此要创造法律。我们必须注意到,司法判决本身要形成法律规则。美国联邦法和各地法院的法官在过去两个世纪所 作出的成千上万的判决已经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lvi]正是由于判决的重要性,因此判决中要详细分析过去的先例、法律规则的含义以及特定案件的联结性等。[lvii]另一方面,普通法强调判决理由,也是由法官受“遵循先例”原则的拘束,必须详细阐述有关的先例对特定案件的可适用性,由于对特定案件常常会存在不同的判决理由,或者会对先例的可适用性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需要法官在判决中详细说明选择某一先例的理由以及对规则的解释等等。[lviii]此外,强调判决理由的充分性,也有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保障裁决公正。正如伯曼所指出的,美国人常常把法官公布的判决理由看作是抵御法官刚愎和专横行为的最主要的保障。因为详细的撰写了判决理由的文件将受到大众的审查和批评,使法官滥用权力受到公众严厉监督,从而杜绝此行为,并使法官行衡平裁判权必须受到上诉审的约束。[lix]所以在普通法国家,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内容具体,推理非常严谨,法官往往从某一个具体的案件出发,通过该案件的审判,阐发或归纳出一项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解释规则,而在许多判决书中,判决理由部分常常写得十分冗长。[lx]在美国司法判决的执行并不存在执行难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的司法判决经常象一篇说理及其充分的论文,”这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败诉当事人会很服气地接受判决结果。[lxi]

  在大陆法国家,由于成文法制度的背景,由于法官不能创制有拘束力的先例,因而其判央通常仅局限于可适用的法律条款的分析,而不必要象英法国家的法官在判决中那样全面推理,然而在大陆法国家,强调判决书的说理十分重要。正如迪德(Dewey)所指出的,“法院不只是做判决而已,他们还必须解释其判决,解释的目的是在说明判决的正确理由如何……以证明它不是武断的看法,能使当事人心服口服于法官的权威或威信,因为法官的判决是一个合理的陈述,它有充分的理由,而且显示出判决理由的相关的或逻辑的结构。”[lxii]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在大陆法学司法的功能和作用日益扩大,司法的能动性也越来越强,法官不仅可以解释法律并且在解释过程中填补法律的漏洞,而且司法在制衡行政权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这就更需要在判决中详细阐述理由,以表明裁判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并限制司法的专横,还应当看到,用法律是十分必要的,成文法的演绎推论的方法决定了法官的判决及当事人的请求无法通过法律规范而只能借由具体的判决中的理由来阐述。加之成文法产生的历史悠久,理论基础深厚,法律规范体系编排严谨,这就更需要借助法官的判决尤其是判决书中的判案理由来达致活的、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与死的、刻板固定的法条之间的沟通。[lxiii]

  以大陆法国家的代表德国为例,早在1911年第二届德国法官会议上,与会的法官发表声明指出,法官没有作出具有充分的理由的判决是可耻的。第二次大战以后,德国形成固定的判决公开制度,即所有判决都要公开,每个法官都要对他的判决负责,允许社会公众尤其是法律界人士对判决理由和判决结果作出评述。而法官的裁判质量及个人素质对法官形成很大的压力,据调查,德国法官在审理一个案件中,大约用43%的时间花在判决书制作上。[lxiv]尤其应当指出,近几十年来,德国某些法院开始实行在判决书中表达法官不同意见的制度。1970年德国一个法律授权德国宪法法院可在判决中表达不同的意见。不过,德国宪法法官对此仍然持反对态度。[lxv]从以上分析可见,在判决书详写判例理由,历来是两大法系的法官所应当遵循的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充分阐述理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二、我国民事,经济判决书应详写判决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明确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但事实上,很长的时期以来,法官只注重事实的调查与认定,不重视判决的说理。在法院内部,对司法裁判的要求通常是:“通俗易懂、简洁明了”八个字,这在过去因法律很不健全,人们的法制观念相对较弱的情况下,无疑是不得已的做法。[lxvi]但在今天,随着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权利意识普遍增加。对司法的公正和裁判的正义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此情况下,仅仅对判决书提出“简洁明了”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严格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38条的规定,在民事、经济判决书中详细写明判决理由。

  从目前我国司法裁判的现状来看,民事经济判决的说理部分普遍存在着如下缺陷:

  第一,说理不充分且缺乏针对性。判决理由是指法院根据已经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所阐述的裁判的理由。而目前的民事经济判决书中说理部分十分单薄,首先表现在未能根据特定案件的事实,进行有条理的,有逻辑性的分析,以明辩是非责任。许多判决书在阐述已认定的事实以后,便直接作出裁判结论,至于为什么从理论事实中应得出某种裁判结论,往往一笔带过。从而命名裁判结果不能令人心服口服。其次,某些裁判理由空洞无力、缺乏针对性。判决理由应当针对双方当事人所提出的请求和理由予以答复。即哪些应予以支持、哪些应予以驳回,而这些支持和驳回的意见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说理的基础上。换言之,对于支持和驳回的理由必须讲出充足的道理。然而,因为判决书往往对当事人的说法虽然作出答复,但在答复的意见中不表述理由,有的判决甚至未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答复从而使判决不能以理服人。

  第二,缺乏对证据的分析和判断。诉讼的关键是证据,证据的认定直接影响着事实的认定,因为所谓客观事实不过是由证据证明的事实,因此证据的分析和判断十分重要,应当在判决书中详细阐述。遗憾的是,许多判决书在证据的表述中都仅列举出证据,而缺乏具体的分析和论证,有的采取“一句话主义”,即“上述事实,有真实证据证明”或“上述事实,证据确凿”,[lxvii]从而使人难以知道为什么法官要认定某一证据而不认定另一证据、认定该证据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从而也想以对法官基于该证据认定的事实的真实性表现相信。

  第三,对法律适用的解释。法官准确地指出法律作出判决,是依法裁判的集中体现,为此,需要法官在判决书中正确指引法律条文,并对这些条文的含义尤其是对处理的案件的可适用性,应作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如果法律规定本身存在漏洞,则应依据有关解释法律的原则解释法律,填补漏洞。然而,目前许多判决书在援引法律条文方面十分简略,有的仅引证条文,但不对条文的含义及对案件的可适用性作出解释,有的干脆仅援引名称和条款,不写出法律的具体内容,从而经常造成法官所认定的事实与其援引的法律条文之间缺乏联系,甚至毫无关系,从而使人们难以知道法律是依据何种证据对案件作出裁判的。

  第四,裁判缺乏逻辑分析和推理。一项公正的裁判应当是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即从证据的分析,事实的认定,援引的法律条文的含义,裁判结果相互之间具有逻辑的内在联系,法官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详尽的阐述此项逻辑联系。然而,许多判决书因缺乏必要的逻辑分析的推理,因此证据与事实的认定不能统一;认定的事实与援引的法条缺乏联系;事实、法律和裁判结果之间发生脱节,从而使人们难以十分相信裁判的公正和合理性。

  由于民事、经济判决书中不详写理由,不仅导致裁判质量难以提高,而且导致了某些法官缺乏责任感和进取心,甚至因判决书中不必详写理由而为徇私枉法、贪赃枉法行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以这样说,判决书中不详写判案理由的问题,已经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一大障碍,而这个问题也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且予以解决的时候了。

  要求民事经济判决书详写理由,乃是司法公正的最直接的要求,司法的公正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在很大程度上应体现在裁判的实体公正上。那么实体公正表明在什么地方就要看判决理由论述是否充分。判决作为法院就解决案件的实体问题所作的确定,其对实体公平的形成和表现应集中体现在判决理由上。判决理由也可是公平的外在具体体现,西方有一句法律谚语,称为“不仅要实现正义,而且要让人们看到正义是如何实现的”。法律要给人以公平,则要证明公平在何处,法官要认定某人承担责任,就要讲出充足的道理,提出能使人信服的理由。彼德斯坦提出,“法律的诉讼性质要求必须有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义务是否被履行,契约是否被违反,财产是有还是无,被告是否犯了指控的犯罪行为,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答案。”[lxviii]如果判决中不谈理由,即使是该答案正确的,也难使人相信其合理性和公正性,甚至认为它是武断的,专横的。

  我们认为,应大力提倡法官在判决书中说理,其理由还在于:第一,判案不说理,不仅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会掩盖执法不公甚至贪赃枉法的各种非法行为。因为,在民事、经济审判中,事实的认定与如何适用法律并作出裁判,仍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事实即便清楚,也并非必然可以推导出正确的结论。许多案件表明,法官在审理中所作的事实认定是清楚的,但法律适用却是错误的。从审判实践来看,说理透彻、令当事人心服口服的判决,基本上都表明法官执法的公正;而只认定事实,不谈理由或理由不清,牵强附会的判决,即使事实清楚,也不能使当事人信服,其中亦难免出现执法不公。

  可以这样说,判决理由是努力消除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正廉明的方式,是司法权合理化的标志。如果不要求法官的判决详谈理由,必然会为与腐败和裁判不公行为提供极大的方便。

  第二,判决不说理,公开审判的作用不能充分体现。因为判决说理要求法官就庭审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并充分反映庭审的内容,如果判决不说理,判决必然与庭审发生脱节,公开审判的意义难以实现。

  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事、经济案件大量涌入法院,案情也越来越复杂,标的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法官的一纸判决,有时要直接决定一个企业或公司的存亡,决定经营者一生心血的成败,即使在某个个案中标的数额不大,但判决一方当事人败诉,在接影响着对外的声誉、信誉,决定着其经营的成败。可见裁判结论的重要性不仅使得法官的权力加重,也使得其责任大大增强,对于如此艰巨的使命,如果只是在说理部分寥寥几笔就作出判决,何以体现法官应尽的责任?尤其是败诉的一方而言,令其承担成百上千万的财产责任而不对其讲请任何道理,即使理应败诉,当事人也不会服气,所在在不少案件中,当事人在二审终结后,仍然没完没了地告状、申诉、上访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定。第四,判决书不说理由,也不利于提高法官素质。法官作法律的专门家,其主要职责是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如果判决书不讲理由,就无须其具有较高的学识素养和法律运用能力,长此以往,法官的素质只能是每况愈下。第五,判决说理透彻,亦会大大增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案件之所以没有公开披露,很多是因为判决书说理不够而难以披露。要真正加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就应该将依法可以披露的案件一律公开。说理透彻的高质量判决,自然经得起社会公众舆论的评判。

  第六,判决书详写理由,也有利于上诉案件的公正和有效率的审理。因为判决理由常常是上诉或不服申诉的根据,上诉审法院可以从一审判决理由中寻找线索,发现原审判决的不足,失误和缺陷,从而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有利于提高二审的效率和保证最终判决的公正。

  在我们看来,一份判决书,实际就是法官向社会呈现的考试答卷。在国外,一篇判决主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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