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论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适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3 次 更新时间:2011-10-29 16: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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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进入专栏)  

  

  【摘要】《侵权责任法》第69条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规定,在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规定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危险责任,而是主要适用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责任。作为一般条款,第69条必须在无其他特别规定的前提下才能被适用。法官在适用这种规定时,不仅应考量高度危险作业损害的严重性、难控制性和异常性,而且须考虑高度危险作业的社会价值。受害人的故意、不可抗力及受害人自担风险,在具体情况下可成为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适用中的免责事由。另外,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适用可与过错责任发生竞合。

  【关键词】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

  

  所谓一般条款(clausula generalis),是指在成文法中居于重要地位的、能够概括法律关系共通属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条款。[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69条规定:“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学者普遍认为,该条属于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该一般条款的设立是侵权责任法的重要创新,是立法者面对现代风险社会可能出现的各种新的、不可预测同时会造成极大损害的风险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在比较法上,尚无危险责任一般条款法定化的先例可循。尤其是,该条款的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和开放性增加了其准确适用的难度。如果对该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不作出界定,可能会使法官在适用该条款时自由裁量权过大,从而导致危险责任的过于泛滥,极大地限制人们的创新和探索活动。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对该一般条款及其适用范围作进一步解释。

  

  一、从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功能观察其适用范围

  

  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是现代侵权法发展的产物。文明和危险如孪生兄弟,高度危险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例如,核能虽然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但其给人类带来的风险也是极其巨大的,“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使人记忆犹新;各种高速运输工具技术发展迅速,飞机速度的不断提升,高速磁悬浮列车的迅猛发展,在给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可能产生巨大损害;生化实验可能会造成细菌的传播蔓延;遗传基因工程也可能会带来基因变异等诸多问题。正如弗莱明指出,“今天工业的种种经营、交通方式及其他美其名曰现代生活方式的活动,逼人付出生命、肉体及资产的代价,已经达到骇人的程度。意外引起的经济损失不断消耗社会的人力和物资,而且有增无减。民事侵权法在规范这些损失的调节及其费用的最终分配的工作上占重要的地位。”[2]法律必须对此状况作出回应,高度危险责任作为独立的侵权责任类型就是回应的方式之一。无论是颁行特别法还是特别条款,都无法及时回应新的危险类型,并为裁判提供全面、充分的裁判依据,如果危险责任条款可以类推适用于特别立法所未规定的情形之上,可能会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导致危险责任的过分泛滥。所以,克茨(Kotz)认为,在欧洲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在严格责任范围内,立法者通常“逃遁入特别条款之中”(Flucht in den Spezialklauseln),这经常是法官面临裁判依据缺失的难题。[3]在此种背景下,侵权法学者持续地探讨设立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可能性。二战之后,德国法学界对危险责任是否应当采取一般条款的形式曾展开争论。一些德国学者,如鲁梅林(Rumelin)等人认为,危险责任应采取一种列举原则(Enumerationprinzip),即由立法者通过特别法明确规定危险责任的适用范围,同时明确此时原则上不被允许适用类推。[4]

  在他们看来,列举原则具有正当理由:

  第一,法安全性的强烈需求,相关人知道严格责任的危险并能够采取预防措施;

  第二,“危险”的标准极其模糊和不确定。[5]而以克茨、克尔默尔(Caemmerer)等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德国法的列举原则存在许多缺陷,而应采取更为一般条款化的规定方式。在他们看来,危险责任的现行规定模式会导致处理起源于新科技发展的事故时的迟延、不协调,从而无法及时应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巨大风险,现行规定也没有做到合理化的同等情况同等对待。[6]同时,针对德国现行的法律实践对危险责任规范的类推所持有的保留态度,其建议通过类推适用或整体类推的方式解决现行法实践的上述缺陷。[7]1967年《损害赔偿规定之修改和补充的参事官草案》(Der Referenten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Anderung und Erganzung schadenser-satzrechtlicher Vorschriften),试图在一般条款和列举规定之间作出平衡,该草案列举了危险责任的一些类型,大致包含高压设备责任类型、危险物设备责任类型和危险物占有责任类型。[8]在1980年《债法修改鉴定意见》第二卷(Gutachten und Vorschlage zur Vberarbeitung des Schuldrechts,Band. 2)之中,克茨教授增加了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该意见第835条规定了交通工具持有人的危险责任,第835A条规定了危险物持有人的责任。[9]尽管如此,迄今为止,这些建议仍然停留在理论学说阶段,未被立法所采纳。

  在其他国家,关于这个问题,也开始了学说理论的探讨。例如,在法国法中,法院通过第1384条第1款发展出无生物责任。有学者认为,该条款已经类似于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10]。在英国法中,Rylandsv. Fletscher案中所确立的规则本可以发展成为“特别危险源”的一般条款,但这并未实现。而在美国法中却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法院已逐步将该规则发展为类似于一般条款的趋势,并适用于高度危险责任[11]。当然,即便是在过错责任(主要是过失责任)占主导地位的英国侵权法上,皮尔逊委员会(Pearson Commission)等也积极呼吁扩大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12]1994年的Cambridge Water Co. v. Eastern Countries Leather Plc.案也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本案的审理法官Goff明确认为,基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职能划分,危险责任应当由立法者予以发展,而不适合于由司法者承担此种职能。[13]除此以外,也有一些示范法或学者建议草案试图对此作出尝试,但仍然未获得立法承认。例如,《欧洲侵权法原则》、《瑞士侵权法草案》、《法国债法改革侵权法草案》都针对危险责任采取了一般条款[14]。但这些草案都只是示范法的规定,法国2005年侵权法草案第1362条明确规定,企业应当就各种高度危险承担严格责任。依据该条第2款的规定,所谓高度危险活动是指导致严重损害的风险、并可能引发大规模损害的各种活动。但该草案最终并未获得通过。

  在《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立法者已经注意到了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重要性以及通过立法方式解决该问题的必要性。《侵权责任法》第69条最终明确确立了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从条文的表述来看,其属于完全法条,法官可以援引其作为裁判依据,因而可以作为一般条款适用。尤其是与《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过错推定归责原则)、第7条(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相比较,第69条没有出现“法律规定”四个字,这不仅表明其在适用时并不需要援引侵权法的特别规定,从而使其具有一般条款的属性,同时也表明,其在适用范围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宽泛性,因而也具有了类似于该法第6条第1款关于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特点。立法者本来也是将第69条作为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来设计的,因为他们认为,采用列举的方式,不可能将所有常见的高度危险作业列举穷尽,列举过多也使条文显得繁琐。列举的方式过于狭窄,容易让人误以为高度危险行为仅指列明的几种。错误的列举还可能导致行为人承担不合理的责任。所以,有必要采用“高度危险作业”的表述,通过开放性的列举确立一般条款[15]。

  《侵权责任法》第69条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是我国侵权责任法对世界民事法律文化的贡献,其主要功能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兜底性功能。虽然《侵权责任法》第九章将高度危险责任类型化为特殊侵权,并规定了相应的责任,但是,例示性的规定仍然是有局限的,无法满足风险社会的需要,因此,需要借助一般条款的兜底性功能,弥补该章规定的不足。作为一般条款,《侵权责任法》第69条体现了高度危险责任制度的一般原则和精神,采用了包容性较强的条款,弥补了具体规定的不足。当然,《侵权责任法》第69条虽然能够作为一般条款存在,但其适用范围仍然有限,即应当局限在第九章规定的高度危险责任的范围,不应将其扩张到其他领域。

  第二,开放性功能。所谓开放性,是指一般条款的内涵与外延不是封闭的,可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是顺应工业社会背景下风险增加的需要而产生的。正如拉伦茨(Karl Larenz)所指出的:“没有一种体系可以演绎式地支配全部问题;体系必须维持其开放性。它只是暂时概括总结。”[16]一般条款的最大优点是:“能够立即适应新的情况,特别是应对社会、技术结构变化所引发的新型损失。此外,一般规则对人为法变化产生了有益影响,因为它开辟了一条道路,用以确认某些主观权利,实现对人的更好的保护。”[17]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将不断出现新的高度危险责任类型,立法的滞后性决定了,其往往不能及时就新的危险活动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这就有必要通过一般条款来保持高度危险责任的开放性,以积极应对未来社会中随时可能出现的“新型高度危险。”设立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就可以保持法的开放性,避免具体列举模式的弊端。例如,在我国法上,没有规定转基因食品导致损害的责任,如果将来因为转基因食品导致严重损害,具体列举的模式就难以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第三,法律解释功能。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可以为第九章所涉及到的高度危险活动提供解释依据。例如,以《侵权责任法》第69条来看,其与第73条存在密切联系,由于第73条没有兜底性的规定,所以,在新型的高度危险活动致人损害的案件中,第73条无法适用,此时,可以援引第69条进行解释。[18]

  第四,体系化功能。在比较法上,许多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等)都是通过具体列举的方式,来规范高度危险责任,此种立法模式的体系化程度较低。相比而言,我国通过设立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模式,就有助于整合高度危险责任,实现高度危险责任制度的高度体系化。此种体系化的最重要功能在于实现“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正义要求。例如,如果地面施工同时涉及地下和地表,究竟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3条还是第91条,应当根据挖掘的深度、面积大小、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来具体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以第69条为主导的第九章的设计也与我国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保持了一致性。

  据上可知,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是开放的,以便及时回应风险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需求;同时,其适用范围又并非毫无限制,应仅仅适用于《侵权责任法》第九章规范的“高度危险活动”。有一种观点认为,该条中没有出现“法律规定”的表述,说明其普遍适用于各种危险作业和危险物致人损害的情形,且我国审判实践常常将机动车致人损害[19]、地面施工、窨井等地下设施致人损害、水电站泄洪致人损害[20]、高楼抛掷物致人损害[21]、靶场打靶致人损害[22]等作为《民法通则》第123条所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因此出现了与此相类似的新的损害赔偿案件都可以适用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的情况。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并不妥当,其应仅仅适用于《侵权责任法》第九章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规定。一方面,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该条仅仅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的标题之下,这表明其仅仅适用于高度危险责任,而不能逾越该范围。另一方面,从该条的功能来看,其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第九章的相关规定而展开,一旦逾越第九章所强调的“高度危险”的范围,这些功能的意义也就丧失殆尽。更何况,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就是针对高度危险作业。因此,不能将高度危险作业的一般条款扩大适用于第九章之外的非“高度危险”作业领域。

  

  二、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仅适用于高度危险责任

  

  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危险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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