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7 次 更新时间:2011-10-14 1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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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第三只手”不同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第一只手,它不是一个在理性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之上,被想像为促使市场经济自律以及最优化的那只手;它也不同于国家为了完善如此的市场经济,而做出各种干预的第二只手。它的经济主体是国有而不是私有企业,但是,它也不同于之前的国有企业,因为它的目的不在企业的利润,而在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它既挑战又借助于其他企业。它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全球化经济的大环境下,它的行为并不像一个垄断企业,因为它必须和其它两只手竞争,并且不仅和国内其它地方,也要和其它国家和经济体竞争。唯有在那样的竞争下成功地推进经济发展,它才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模式。也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经济现实下,把公平发展建立为一个实在的选择。

  

  【关键词】科尔奈理论 重庆经验 土地财政 第三财政 社会公平

  

  在科尔奈(Janos Kornai)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体系,分别有其自洽的逻辑,也是完全敌对的逻辑。资本主义的关键是其经济抉择来自基于供求规律的市场价格信号,由此而达到资源的最合理配置。对科尔奈来说,资本主义的这个特点和私有产权是不可分割的:正是私有产权,相对于国家所有制度,才会导致市场经济的“硬预算约束”而不是官僚经营制度下的“软预算约束”。与此不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济抉择,不是来自市场信号而来自官僚抉择,因此造成极其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为此,社会主义经济下会呈现惯常性的“短缺”,这是因为其物品生产并不考虑消费者真正的需求。需要的物品经常短缺,而不需要的则可能过分充裕。对科尔奈来说,两种制度分别遵循其独有的逻辑;两者的混合只可能导致高额的“不协调成本”。(Kornai, 1992: 尤见第11、15章)

  科尔奈的观点影响极其强大,不仅在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西方,在放弃了计划经济和接受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科尔奈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影响是如此之强大,它们在改革时期的中国几乎达到了一种霸权话语的程度,在经济学领域特别明显,但也可见于其它社会科学(黄宗智,2010a)。作为一种霸权话语,它包含的不仅是一种范式,也是作为理论建构基础、被认作不言自明的基本前提和信念。要说明不同的现实和逻辑需要经过一番特殊的努力。

  本文将提出,重庆市(2009年人口3300万,其中2300万农民[《重庆统计年鉴》,2010:59])的发展经验,代表的是一个不同的“模式”,验证了一种既不是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是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而是经过两者部分特征之重新组合的新颖的可能。它的来源不是任何现存理论体系,而更多的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实践中的创新。它是一个仍然在形成过程中的工程,而本文也同样,因为它只来自对该试验的初步总结和认识。之所以在这里发表主要是为了邀请其他学者来和作者一起思考重庆经验的重要含义;它说不定会成为中国转向的前驱。

  简单言之,重庆的领导一方面展示敏锐而实用的市场经营才能,另一方面则展示深层的社会公平决心。他们使用初步被概括为“第三只手”的做法,其依据是“第三财政”。他们的经验提出,科尔奈关于计划经济“短缺”弱点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科尔奈认为唯有私有产权下的公司才可能利用市场信号的看法,则是错误的。重庆依赖的是国有的企业公司,以及它们的市场收益和增值,来为社会公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财政。它证实,国有公司可以根据市场信号和动力来运作,而其目的可以不是私家利润而是公共效益。本文简单总结主要经验证据以及它们所阐明的道理,并将从最普通的经验开始,逐步进入其特殊、反直觉的方方面面。

  

  一、重庆的“龙头企业”

  

  在极力招商引资方面,重庆的行为和其它地方政府性质基本一致,虽然也许更具想象力,也更成功。2010年年中以来有许多关于重庆与国内外企业达成醒目的协议的媒体报道,涉及多家公司。这里将集中于四个较关键的(赖以带动发展的)“龙头企业”:美国的惠普(Hewlett Packard)公司,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公司;台湾地区的富士康(Foxconn),全球最大的电子零部件公司,是制造苹果iPod、iPad、iPhone的公司;德国的巴斯夫(BASF)公司,全球最大的化工产业公司;以及长安汽车公司——中国第四大汽车公司,包含和美国福特(Ford)公司合资的长安福特公司。它们分别代表重庆的主要不同经济部门,包括在源自国民党政府抗战期间迁都重庆之后兴起的(普通)武器产业基础上建立的汽车产业,与天然气相关的化工产业,以及最新的信息产业。

  与惠普的协议,源自重庆发展战略的关键人物黄奇帆,他之前曾任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等职, 2001年任重庆市副市长,2009年以来任市长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解读重庆模式》,2009)。①2008年,黄奇帆率团访问惠普公司总部,提议惠普投资重庆。他指出,在金融海啸之下,全球笔记本电脑销售量仍然持续上升,今后几年可以预期更大的市场需求(可能从当前的1.6亿台达到3亿台)。他邀请惠普把相应新需求的生产设于重庆。

  但是,据说,惠普的领导人指出,惠普迄今只投资于中国东部沿海,采用的主要是进口零部件后加工而后出口的“两头在外”模式,这也是当时中国出口加工贸易普遍的做法。惠普如果投资重庆,等于在两头都要加上2000公里的运输,其物流费用实在不可考虑。

  对此,黄奇帆的答案是,他设想的是另一种模式,零部件将就地生产,乃是“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新模式。惠普如果能够下一个2000万台笔记本的订单,他就能够组织其余。

  对此,台湾地区的巨型零部件富士康公司乃是关键。黄因此再去了富士康的台湾总部,以惠普的订单为引诱,说服他们在重庆的新信息产业园区建立生产基地,于2009年8月8日签订协议(黄奇帆,2010a; 亦见2010d)。 据黄奇帆说,惠普将投资50亿美元,而相关的零部件生产投资将达到500亿美元。显然,整套交易的关键是黄奇帆所促成的惠普和富士康的协议。(同上;亦见黄奇帆,2010e)

  这里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设立简化的高效率出口程序。货物只须在重庆的保税区一次性报批、审检、过关,便可以直接通过深圳盐田港出口,节省了重复手续的高额成本。实际上,能够比从上海出口快两天到达欧洲市场。(黄奇帆,2010d)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从重庆经铁路运输到欧洲市场的大胆设想。重庆用分享利益来赢得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支持。经过与铁道部和海关总署的协调,货物将从重庆经兰州、新疆、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运到德国和荷兰的鹿特丹港口(全程9000公里),要比从上海或深圳海运到欧洲市场快20天,比从上海经符拉迪沃斯托克用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到德国(10000公里的行程)要快六七天。根据黄奇帆2010年10月20日发表的报告,中、哈、俄三国海关部门已经签订了货物互通便利协议。(黄奇帆, 2010d; 亦见Lee,2010)2011年5月,黄奇帆进一步报告说,“渝新欧”这条新路线已在运行,12天便可到达欧洲。(黄奇帆,2011a)

  最近的预测是重庆的新信息产业园区一年后将生产2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第二年4000万台,2015年可达到8000万台,②参与的不仅是惠普,还有台湾宏碁(Acer)和其它电脑公司,也不仅是富士康,还有美国广达(Quanta)和台湾英业达(Inventec)等公司。惠普公司对此项交易的重视,可见于其把自己的亚太结算中心从新加坡迁到重庆的决策,这本身便是对重庆发展金融产业以及建立全球化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推动。

  在信息产业之外,重庆的另一重要经济部门是化工产业,这与其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直接相关。这里的关键是德国化工产业巨头巴斯夫公司。在重庆,它将主要生产MDI(二苯基亚甲基二异氰酸酯),这是生产聚氨酯的主要原料,被广泛用于冷热保温,是食品药品低温生产、储藏、运输的首选材料。2011年3月18日,国家发改委公布批准巴斯夫公司在重庆兴建全球最大的氰酸酯生产基地(包含完善的安全与环保措施)。巴斯夫公司将投资350亿元。这将是重庆化工园区发展的龙头。(《350亿!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在重庆建基地》,2011)

  为了免得误导读者以为重庆的发展将主要由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推动,这里需要指出,FDI所起的只是前沿的作用。其实,黄奇帆明确指出,重庆的发展战略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要扩大内需(下面还要讨论),目标是要做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0%在国内消费,30%出口,最终依赖的将主要是国内的企业而不是外来企业。(Lee, 2010)

  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另一个“龙头”——长安汽车公司。重庆为惠普、富士康、巴斯夫所提供的激励条件,其具体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长安的案例可以为我们提供比较详细的信息。据报道,众多地方政府为招引长安公司而竞争得非常激烈,最后成为重庆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是北京市。发源自重庆本地的长安汽车公司,本来计划要在重庆新区建设新工厂,用地2000亩,投资25亿元。但北京的招商计划则打算划出5000亩地,长安则预计投资115亿元。项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直接参与,并于2010年6月9日举行了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但黄奇帆积极投入竞争,凭借的是“千亿汽车城”的设想。其中的关键是划地10000亩给长安(1500亩=1平方公里),一倍于北京的计划,而且每亩地价格才5万元(而重庆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花费起码相当于这个价格的4~6倍,公开拍卖价格可达几百万元一亩,工业用地也要50万元一亩)。如此的招商引资,当然和许多其它地方政府招引竞争相似,也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的关键动力。(黄宗智,2010a)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下,企业同时面对高额的“交易成本”以及高额的(可以称作)“交易收益”。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中国僵硬烦琐的官僚制度打交道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甚至不可能克服,但是,受到政府积极招引的企业则可以在官僚体系中通行无阻,更可以获得像长安那样在土地交易上的巨额收益,通常还可以得到附带的税收优惠、廉价或免费能源供应、低息贷款等,甚至于显性或隐性的补助。(黄宗智,2010a)其中,土地部分至为重要。此次竞争的结果是长安从其与北京的协议退出,并把在重庆的投资额从25亿提升到350亿元,预计2015年将在重庆生产80万辆汽车。(《中国经营报:长安汽车城投资两江新区前后》,2011)

  上述的都是非常可观的商业交易,也是大家容易从惯常的直觉来理解的交易。除了土地交易方面,上述的信息多可以在西方媒体报道中看到(例见Lee, 2010;Larson ,2010)。但是,要充分理解土地及其开发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

  

  二、上海和重庆的“土地财政”

  

  和在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土地财政”是重庆发展的钥匙,其型式曾被称作 “浦东逻辑”——来自黄奇帆所在工作十多年的上海浦东新区的经验。简言之,它所指的是地方政府凭借建设用地的增值来支撑发展所需的财政。我们可以通过上海市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突出其中的道理:1843年,上海未开发的土地价格才6~10银两一亩;到1902年上海外滩的地价已经涨到3万两一亩,1906年更达到10万两,1925年为17.5万两,1933年为36万两。增值的总幅度是3.6万到6万倍。(赵启正,2007:195)

  当然,其中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相对来说没有受到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等的私有产权的约束。改革时期中国的土地,在理论上最终是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民有农地的使用权(下面还要讨论),其所有权则在理论上属于集体,但国家保留为公共用途征用土地的权利。在实际运作中,中国之和西方国家的不同在于它改革前是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因此,私有产权必须经过一番挣扎才可能树立,而西方的情况则相反。在美国,地方政府要援用所谓“政府征用土地权利”(right of eminent domain)必须面对重重的阻力和障碍。③中国地方政府的强大的地权是浦东背后的土地财政所以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因素。(黄宗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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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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