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玮鸿:民主衰退与东亚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9 次 更新时间:2011-09-18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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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玮鸿  

摘要:威权政体带动的经济成长与社会秩序,是否成为民主化的阻力?Diamond 延续着某程度的现代化理论观点,认为“很难想象一群教育程度渐高、资讯流通、具备国际观的人民,会永远接受政治管制、压迫与排他的现况。”然而,贝淡宁在近年旅居新加坡与中国各大学教学与生活的经验,从规范理论的层面提供了另一种想象。他从“质疑普遍适用性”立场出发,对西方自由民主持“批判的态度”,进而认为“东亚的传统价值为有关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思考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政治思想史家John Dunn追溯“民主”在西方历史中的转折与兴衰,提出一个饶富兴味的问题:民主此一模糊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统治形态,为何如今具有普世正当性?民主政体在希腊雅典时期初次现身,仅是各阶级在斗争过程中政治妥协的偶然结果,意指以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利益来进行管理与配置。哲学家们大多对民主不抱好感,且无此自居的政治党派。演进至近代,法国大革命后,“民主”一词始取得其政治论述的正当性基础,“意味着要重新改革整个政治、社会,甚至经济以符合这个人民自主理想的标准”。(Dunn, 2008:4)“民主派”或“民主人士”才逐渐成为人们愿意为之牺牲效忠的党派符号。如今,无论位处何种政治光谱的意识形态或政体,莫不以民主作为界定自我统治正当性的口号。

Larry Diamond以每十年做的“世界价值调查”(1999-2001)的民调结果为例,显示如今全世界人口视民主为最佳政体者已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最高是西方国家92%;最低是前苏联国家81%),足以证明民主已然成为普世的价值。从最近一波的民主化——即众所皆知的“第三波民主化”——来看,1974年的110个非民主国家,有63个国家(占57%比例)随后完成民主转型;另外,1974年27个从殖民国独立的新兴国家,有21个已成为民主国家;在南斯拉夫和苏联瓦解后诞生的19个新兴国家,有11个成为民主国家。整体而言,46个新兴国家,有32个(超过三分之二)国家,虽然并不稳定,但皆已转型成民主国家(页80-1)。

然而,“民主”作为政治符号广被援用,并不意味着民主内涵已备受肯定,关于何种是真正的民主形态更是争论不休。对于民主的相关研究,长期以来是政治学热门且持续不断的主题,从思想史、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到政治社会学等不同次学门,探索民主的动力、规范意义,以及现况与困境,不同论点的交锋与辩护,可以说本身尌构成民主生活的一环。

以下三本着作正分别代表探讨民主相关议题的不同途径:贝淡宁从政治思想角度比较不同文明的自由民主模式;Diamond从比较政治学剖析当前浮现的民主衰退现象出发,回溯民主的动力与衰退,并提出展望;而历史社会学家Charles Tilly则从长时段的世界史中归纳出民主增长与退化的关键机制。本文将从方法论上的差异,以及东亚的民主化与现状来检视三本书的贡献。此三本着作虽然皆未直接探讨当前热门的“中国模式”问题,却可从不同的研究途径,针对“中国模式”崛貣下,周边(以台湾为探讨核心)民主政体可能产生的影响,提供若干观察。诚如Diamnod的描述,亚洲存在着多种的政权形态,从最自由民主的国家(南韩、台湾)、最成功与自信的伪民主国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到人口最多经济最具活力的独裁国家(中国),“和貣他地区比较貣来,亚洲将会是决定未来二、三十年全球民主发展的关键”(页261)。那么,东亚民主是否出现Diamond所称的“民主衰退”现象?贝淡宁所主张的自由民主的“东亚模式”是一种解药还是毒药?最后,Tilly对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政治过程论”,又为上述问题提供何种有益的思考。

壹、民主衰退:考验民主的时刻到了吗?

Diamond以自由之家的调查观察到,自2006年到2008年三年间,诸多新兴民主国家自由度下滑,进而提出“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的警告。在书中,他从诊断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难题与挑战出发,提出了相关的解释,并扮演民主卫道士的角色为民主深化与巩固提供若干解方。关于“民主衰退”的趋势,他认为1999年巴基斯坦的军事政变,象征各个新兴民主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平与良善治理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民主衰退可从巴基斯坦,以及以俄罗斯、委内瑞拉、奈及利亚为代表的石油生产国为案例,归纳出四个现象与原因:

一、司法体制和法治观念的严重衰败,一旦民选总统将行政权个人化、司法权政治化,不同党派立场便陷入“迫害与抵抗的恶性循环”。巴基斯坦的夏理夫总理在贪腐乱局后,试图紧握大权,透过司法权打压政敌,并以反恐之名进行军事统治,便是对民主政体最直接的毁伤。

二、在种族、宗教或族群分歧的社会内,由于深惧己方在政治资源上遭受边缘化,不同群体逐渐走向极化。在少数族群感到疏离的情况下,各种激进运动勃兴,最终暴力策略成为诉求的选项。巴基斯坦的少数族群走向暴力,以及国家更激烈的镇压,使得双方彼此走向极化。

三、在既有的法治不彰、行政滥权、种族与宗教冲突的问题下,民主政府的执政又因经济表现不佳和司法不公而雪上加霜。巴基斯坦的文官政府无法促进经济成长、改善贫穷处境,不仅国家发展停滞,进而衍生走私、贪腐等社会犯罪问题,反过来更让外资却步,陷入恶性循环当中。

四、特殊的经济体制——黑金诅咒。俄罗斯、委内瑞拉、奈及利亚等石油生产国的民主存活都攸关于石油的争夺;甚至呈现如此矛盾的关系:一旦石油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降低,民主或自由度才成为可能。“今天23个经济受石油主导的国家当中,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的黑金诅咒,其实并不难以想象,倚靠石油生产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无法创造独立自主的“创业阶级”(entrepreneurial class),也无法带动整体社会结构与阶级的流动;因此,掌握石油资源的国家或统治阶级根本无须与人民分享决策权力,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协商或议价便毫无空间;更遑论此经济生产模式具有大量资源可建立打压工具,并且容易产生严重的贪腐,皆危害独立公民社会的生成。

从上述民主衰退的案例来看,民选总统对法治的伤害、破坏宪政体制与司法独立,打压异议份子,加上反恐的国际环境,以及内部特殊的经济生产模式,都是近年来新兴民主国家“民主衰退”的成因。而威权体制趋向稳固后,对民主采取更加强硬与主动的反扑,让人看不见反对党或公民社会形成的可能性。Diamond更指出,威权政体“对民主计划的抵制”也出现了国际间的结盟行动,从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到2005年胡锦涛与普丁的高峰会,这些威权体制皆不断宣称本国发展模式的特殊性,从俄罗斯“莫斯科色彩的民主”,或者近年来“中国模式”的盛行,我们都可以看到民主条件在全球的变化。【Diamond 在书中仍未以“中国模式”界定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他仍将中国称为“威权体制”,但却不是一个稳固不变的政治体制,Diamond 预测中国未来将有四种可能:一、是走向协商式法治制度;二、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民主化;三、目前的体制瓦解,走向新形态的威权政体,或四、走向新形态的民主政体。而他期待的是公民社会民主改革声音的增长。如今,关于中国的“现况”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系统且全面阐释“中国模式”,可参见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 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贰、东亚模式与亚洲价值论亚洲或中国是否是现代化理论的例外?

威权政体带动的经济成长与社会秩序,是否成为民主化的阻力?Diamond 延续着某程度的现代化理论观点,认为“很难想象一群教育程度渐高、资讯流通、具备国际观的人民,会永远接受政治管制、压迫与排他的现况。”(页10)然而,贝淡宁在近年旅居新加坡与中国各大学教学与生活的经验,从规范理论的层面提供了另一种想象。他从“质疑普遍适用性”立场出发,对西方自由民主持“批判的态度”,进而认为“东亚的传统价值为有关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思考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页19)。

贝淡宁采取文化途径的证成策略:民主与人权有其独特的社群文化条件,东亚开展的模式不仅运作良好,且更具当地的认同与特色;反观,西方自由主义式的人权民主模式有其内在的缺陷,无法在东亚文明社会中深入人心。探讨文化与民主间的关系,从早期政治文化到晚近的社会资本、文化政治学(cultural politics)都是持续研究的议程。当前美国在伊拉克试图建立美式民主失败后,从文化或文明角度看待民主与发展又再度成为热门争论。

文化作为一种解释项,要避免沦为“残余变项”(residual category)或刻板式概括,必须提出更细微的论证。贝淡宁归纳不少对西方模式的批评,提出人权、民主“东亚模式”的证成,2 他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得更严肃地对待普遍主义,观察到文明差异背后的不同价值与人权想象。“东亚模式”的人权与民主,其文化在三种层面貣着作用:

一、文化生成论:人权与民主的实践有其特殊的环境,文化不仅有利于说明政策和制度框架的来源,也可解释其稳定性(页18-9),贝淡宁认为文化途径主要解释:“人们所坚守的价值会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而影响某些政策的结果”(页19)。东亚的文化传统可以提供其特殊人权与民主实践的正当性,而外部对于当地人权状况的批评也必须根植于在地的知识与现况(本书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以其传统资源作为批评的依据。

二、合理多元的差异价值论:东亚社会的价值偏好与人权项目之选择迥异于西方社会,最常提及的是,相异于西方以权利至上为准则,在儒家传统的亚洲社会,则是一种立基于义务的社会(duty-based society)。(Ghai ,1998:29-30)另外,权利之间经常会产生冲突,政府为某些急迫的社会问题有权决定与选择该牺牲哪些权利,以保护更重要的权利(页57-8)。美国社会在公民和政治权利与社经权利发生冲突时,也会选择前者牺牲后者,因而东方社会为经济发展之必要而限制劳工组织权利,同样有其选择与牺牲。对于言论自由,各个文明都有其不同的界定标准,皆可能背离美国的模式。贝淡宁坦言,他并非要颂扬或赞美这种选择,而是文化价值在权利冲突时往往会给予某些权利优先地位,这是追求普遍人权模式过程中会遇到的短暂困境。而对价值选择的质疑,任何的反对声音应该从实际有效性着手。

三、落实民主与人权的策略工具论:从在地的文化传统找寻人权与民主的资源,可以避免外国或他文明干涉的疑虑,例如东方社会普遍认为民主与人权是西方或美国为其自身政经利益所强迫加诸的;同时,不同文明(儒家、伊斯兰)都可以在其内部找到相对应西方的人权理念,以本地的文化资源为实践策略,不仅能有效地实现民主与人权,并且可获得人民的认同与凝聚力。对于国际人权推动者而言,必须得更加熟悉当代文化的差异,运用当地文化作为说服的资源,而且“如果东亚的批判者认可他们政府的“专制”措施,那么西方的人权活动家在干预前应当好好考虑一下。”(页77)

在普世认可的核心价值,诸如禁止奴役、种族灭绝、谋杀、折磨或长期任意羁押、系统的种族歧视之外,存在着诸多人权的“灰色地带”,包括刑法、民法、女性权利、社会与经济权利、原住民权利等等,不同文明必须尊重与承认彼此的差异,放弃追求普世价值的愿望,而由当地人权组织建立其成员所理解的价值与传统(页78-83)。

文化或文明对当地社会的民主与人权不仅具有实现策略,在本质上亦具价值性。从文明对话角度,世界更应从东亚脉络中扩充对人权的内涵,像是“在一个亲密社群中成长的权利”、对父母照顾的孝的价值等。同样地,“儒家价值可以以某种可能适合现代世界的方式达成“民治””(页115);贝淡宁从东亚儒家文明中,认为“最低限度的民主与菁英政治结合貣来的方案”,不仅符合东亚也可供西方参考。

一般西方学者( 例如SamuelHuntington)认为儒家文化不利于民主政治,反观贝淡宁则提出高教育程度的菁英进行“贤人统治”,不仅符合当代知识经济与快速现代化的社会,配合“问责、透明与平等的政治参与”的民主运作,是东亚现代儒家民主的可能方案。菁英统治与民主治理的结合,贝淡宁提出以“两院制”——一个民主选举的下议院;一个由竞争性考试为基础的儒家代表的上议院(贝淡宁称为“贤士院”)——为设计,试图结合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东亚社会的特殊性两者,可说是创意十足。参、民主化与去民主化:“民主过程论”Diamond 与贝淡宁寻求民主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及国际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并且提供的建言。反观,Tilly 扬弃一般找寻必要条件的观点,从历史社会学的长时段历史中,归纳“民主化”与“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的过程与机制。他比较了当代几个政权的民主化:印度、南非、俄罗斯、西班牙及委内瑞拉;同时,从历史上的几个重大的民主革命事件来分析政治的过程与轨迹,像是法国大革命、荷兰、与美国二十世纪前的民主化与去民主化路径。3Tilly 清楚标志出其分析视角在学术地图上的定位;在第一章回顾民主研究的相关文献,他认为主要有四种研究取向:宪法途径、实质性途径、程序界定与过程取向(process-oriented),而他认为从政治过程中寻找影响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机制(mechanisms),最能掌握民主不断变化的状态,以及其程度的差异。上述既有的研究取向,宪法形式的界定,或从政权实质促进的生活条件来认定,无法掌握形式宣称与政策背后实存的政治运作状况;从民主程序(通常以有意义的选举为主要程序)来界定,则无法解释通过门槛后的民主进退现象。Tilly 主张修正后的“政治过程论”,“民主化和去民主化取决于某些反复出现的因果机制( causalmechanisms),这些机制组合成少数必要过程(necessary processes)”,“机制是那些在大范围条件下产生相同直接效果的事件(events)”,而“过程是产生某些具体结果的机制结合与连续”(页22-3)。换言之,民主化和去民主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不断竞夺的两股力量,在某些过程与机制内不断交锋,观察其势力的对比与变化,我们才能动态地理解民主过程。

Tilly 对民主的定义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广泛、平等、受保护且相互制约的协商为特色”(页13-4),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协商或斗争乃是民主进退发生的场域。他认为在民主化与去民主化发生在三个主要的政治机制与过程:

一、将人际信任网络整合至公共政治的程度:托克维尔早已在美国民主的观察中,指出民主政治的运作需要公民之间的信任网络。而当代义大利政治学者Robert Putnam 用“社会资本”概念对义大利地方政治的运作状况与效能的分析,也显示公民的参与、组织网络、互惠规范与信任结构的建立都与民主治理息息相关。(托克维尔,2005;Putnam,1992)人际信任网络可能带来以我群偏狭利益为中心的恩庇式参与,但也可能动员组织活动而推进民主化。Tilly 进一步指出将信任网络整合至公共政治,其关键取决于三个动态的政治过程:消除相互隔离的信任网络、整合以前相互隔离的信任网络,以及创造新的政治连结的信任网络(页96)。因此,重点不在于现实上存在着派系、恩庇关系,而是缺乏上述三种不断调整的信任过程,人们很容易在不利己方的情况更退缩至狭隘的自利,进而退出公共政治。整合的信任网络鼓励人们表达意见,甚至是表达不信任—有条件的同意,而不是采取退出的行动。

二、将类别不平等( categoricalinequalities),例如性别、种族、民族、宗教、阶级、社会等级等,排除于公共政治影响的程度。人类社群存在不同的阶层关系(hierarchies),一旦类别差异开始稳固(crystallization),并引入至公共政治,如同南非在1990 年代前的种族隔离体制,使资源分配、决策权力分享产生不平等,便会造成“去民主化”力量。因而首要之务便在于防止资源分配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的直接关连,Tilly 从长历史中归纳出,足以导致不平等状况的资源项目(表5-1),以及促进平等或缓和不平等的六项具体机制:1、消除支应现存类别不平等的国家控制政策;2、平均化类别间的财产与福利;3、私人武装力量的减少或增强国家对其限制;4、采用能隔离类别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的程序设置(例如秘密投票、候选人能自由与平等使用媒体以创造跨类别间的结盟);5、形成政治联合与联盟以切断类别的不平等;6、打破社会分类界线的政治参与、权利和义务的大幅增加(表5-2)。每个国家的历史都存在着此六项机制的交替增长与退化。三、在政权统治的领域内减少自主的权力群体( autonomous powerclusters),并促进公众对公共政治影响的程度。改变权力结构( powerconfigurations)的机制牵涉三个政治过程(页139):一、是政治参与的扩大;

二、接触非国家政治资源和机会途径的平等化(运用大众媒体的机会增多、地理空间流动的可能性增强);三、是减少自主的或独裁的权力集团(autonomous power clusters)的数量与力量,包括影响公共政治的国际与国内集团(像是军阀、恩主—侍从体系、宗教社群、军队、亲属关系)。 4在众多政治过程中,Tilly 特别指出征税活动中,国家与人民之间发生的动员—压制—协商循环,更常是带来民主化的关键契机。Tilly 以西班牙的政治发展史为例,检视动员—压制—协商循环,政治参与的扩张,以及内部与外部权力集团的集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产生变化。

上述三项政治机制都描绘出民主化和去民主化是共存却相互拉扯的非线性曲折运动。 5Tilly 提出值得注意的警告:总体上而言,去民主化的浪潮发生得比民主化更加广泛与迅速!其原因不难理解:“去民主化”情况发生在拥有权势的政治参与者排除任何相互制约的协商,民主化则依赖于将大量的一般人民纳入协商之中;要引入更多的信任、平等、竞争性协商,比貣菁英瞬间的背叛,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心力与理念都更加庞大(页39;页195-6)。

肆、小结:东亚民主的危机所在

Tilly 认为民主并不存在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s),而是存在必要过程(necessary processes);民主化与去民主化两股动力的拉扯,提供我们观察跨过门槛后的民主状态。对东亚民主而言,在Diamond 的观察里,南韩与台湾都存在民主的警讯,例如2008 年前后台湾所发生的陈前总统弊案,以及随之而来的红蓝绿对抗,便是民主的危机。如今方过不到两年,事实上台湾并未走向泰国的颜色对抗。借用Tilly 的政治过程论,我们并未在三个重要的政治机制上出现“去民主化”的趋势。然而,台湾的民主状况更值得观察的反而是:在台湾特殊的转型模式,以及当前国家能力弱化的情况下,“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如何影响政治菁英选择背叛民主——降低广泛且直接的人民参与和协商。

贝淡宁提出的“东亚模式”虽为美国知识社群,带来类似马可波罗游记般的异国情调。但对于夹处在东方与西方、亚洲与世界中的台湾、南韩以致香港,理解特殊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争辩,有着更复杂的感受。在迈向西式自由民主与人权的东亚国家,许多当地民主人权人士竭力对抗的正是政府或主流意见所持的“亚洲价值论”。贝淡宁所提出的东亚模式,可以说是对Diamond 乐观态度的直接挑战。

文化途径在解释民主的构成与正当性,不仅解释有其模糊之处,对文化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更遮掩了民主运作的实际过程。首先、我们已难以辨识东亚社会的整体属性,贝淡宁认为东亚社会,包含中国、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等地,有两种主要的政治传统——儒家和法家:“儒家对家庭、物质福利和政治领袖品质的重视”,“法家对强有力的国家和政治机制的要求”(页20)。这两种政治传统如今在日常生活与政治运作规范上还残存多少力量?更遑论儒家与法家的貣源地中国,在进入二十世纪后,历经现代化、共产主义建国、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儒家“文明”或“社会”又仅存多少面貌?其次、台湾、南韩、日本这些贝淡宁所归类的儒家文明社会,一旦我们检视其社会内部的民主化与人权论述,可以发现儒家声音不仅未能成为批判威权的论述,相反地,反民主化的论据往往是采取差序格局、重义务轻权利、拥护秩序否定社会运动等更具东亚特色的论述。

Diamond 与贝淡宁都同样认为东亚民主化存在着“区域性的示范效果”,“如果台湾民主继续身陷政治极化的泥沼与国家认同的危机,你能想象中国民主化吗?”(Diamond,页331);“中国的邻近社会可以为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提供更有价值的经验教训。”(贝淡宁,中文版序,页1)。然而,他们却忽略了另一面的示范效应:在2008 年美国次级房贷所引貣的金融风暴后,一个更富强、执政更具效率的“中国模式”同样也为东亚周边国家带来示范效应。这将会带给东亚民主何种影响?对于台湾而言,民主转型的“宁静革命”所代表的是菁英之间的折衷与妥协,除了“中国模式”对统治菁英的吸引力外,如Tilly 所警告的,外部权力集团与内部权力集团的合作进而采取“去民主化”方向:降低协调谈判的空间、讯息资源掌握能力不平等、党派资源分配不均、彼此信任感的弱化、追求治理效能而更加集中权力。这些趋势都值得我们关注。

Tilly 所提出的政治过程论在操作化上也许存在困难,但他的分析提供我们对于民主的另一种认识:民主不是几种必要条件集合的产物,跨过门槛后也非处在静止状态,而是两股相反力量持续竞争移动的过程,其中牵涉的是国家与公民、菁英与大众、世代与世代之间的投入与选择。民主衰退现象本身尌是民主统治进程的常态,民主实践的关键不是盼望某些结构条件的到来,亦非召唤特殊的文化本质为论据,或许可以他的结论作为本文的代结语:希望看见民主益处散布在非民主世界的我们,将无须浪费时间关注在灌输民主美德、设计制度、形成非政府组织、辨认非民主政体内民主情操的资源。相对地,我们将花费更大的努力在推进公共政治中信任网络的整合、协助保护公共政治避免种类的不平等,以及着手反对强制权力中心的自主力。……这些变化总是要经过斗争且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怀抱希望的民主人士无需袖手旁观、仅止等待。来源: 《政治科学季评》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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