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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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 (进入专栏)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们以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视角,结合中国的实践,审视我国改革所处历史方位,可以更自觉主动地把握改革的机遇和发展的进程。

  如何观察辛亥百年来的中国发展进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我们应当从全球的视角加以观察。从世界经济、文化、宗教发展看,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中国虽说有自己的国情和特色,但总体上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许多重要文化、宗教、经济进程不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基本同步发展的,而且在工业革命之前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一,综观辛亥革命百年来世界社会思潮与国家制度的激荡、较量、竞争与融合

  

  辛亥革命百年来,前五十年风云激荡,战争、革命、危机、冲突不断。其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俄国十月革命;经历了一次席卷全世界经济大危机(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二次大战后诞生了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东西方阵营,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尤其是中国、古巴革命,印度(包括后来的南非)独立,对全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后五十年,世界进入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一是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摧动工业化、知识化,出现知识经济、智能革命浪潮,中国正赶上这一波发展浪潮,取得巨大后发优势。从2008年开始又引发一场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大危机,至今世界经济未从这场危机中走出来;二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崛起,欧盟出现,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以崛起的姿态走进世界各国的视野。

  辛亥百年来,我们看到世界社会思潮与国家制度的激荡变化:

  1、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及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实行全面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领袖集权;思想文化上舆论一律,垄断意识形态;对外关系上输出革命,组成集团,冷战对峙。苏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显示了计划经济动员全社会财富,实现快速赶超粗放型工业化的优越性,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后来又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攻克柏林,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上世纪50年代苏联在核技术利用和航空航天领域的领先发展,如第一艘原子破冰船下水,第一架超音速飞机上天,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开创了人类探索太空的历史。这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赢得巨大威望,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然而,由于这个国家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高度集中和垄断,束缚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不到提高,人民民主自由和人权遭到严重损害,内部危机日益深重,执政党严重脱离群众,终于显示出不可持续性,像抛物线那样先高后低,最终走向解体,并引发了东欧剧变,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2、以德国纳粹党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统制经济;政治上实行独裁专制,以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种族迫害,发动战争,给人类带来严重灾难。因此,它像电脉冲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很快被世界人民所唾弃。但它留给世界历史重大警戒,凡发动世界大战者必亡!由此得以开启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时代。需要指出的是,纳粹虽然灭亡,但纳粹思想却一直阴魂不散,在世界各地时有火星冒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需要对此保持持续不断的警惕。

  3、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政治上以和平方式取得议会多数掌握政权,实行议会民主;提倡罢工自由,节制资本盘剥,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文化上提倡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它像渐进线在欧洲发展着,结出今日欧盟之果。昔日战火不断,成为两次世界大战发源地的“火药桶”,今天变为统一货币、统一议会,边境开放,和平发展的区域经济政治联盟,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创新。但是其高福利的模式也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希腊、意大利等国引发的欧债危机为其前途投下了一层难以忽视的阴影。

  4、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新政为代表,对传统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同时实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和社会调节,反对垄断;政治上坚持宪政自由和议会民主,推行社会改革,调整分配制度,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大缓和社会矛盾;文化上提倡多元兼容,自由思想,激励创新,不断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美国的变革无疑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改良中发展,成为今日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基本制度对资本节制不力,甚至有意纵容,使得美国的金融大鳄有可能吞噬其他国家的金融财富;虚拟经济有可能吞噬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从而引发规模宏大的全球性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带来社会动荡;大规模举债的发展方式也可能最终因其在一定时期内无力偿债而导致国家信誉的崩溃,也会拖累其他国家。

  5、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代表,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混合型经济和快速赶超的粗放型工业化。政治上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文化上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实行思想文化舆论统制;对外关系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我国的改革无疑吸收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使传统社会主义走出困境,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但对这种中国发展模式,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因为,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与低工资、低地价、低人权的“三高三低”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复制推广;同时,资源、资金、权力高度集中下的举国体制,虽然可以办大事,抗灾害,但也容易带来决策不当,暗箱操作,造成腐败,造成巨大浪费。甚至由于其不计成本的特点,容易形成官僚利益与垄断利益相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举国体制办大事的特点又极易让执政者产生“大跃进”、“跨越式发展”这样的冲动。这种冲动如果和特殊利益牵扯在一起,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无法估量、难以挽救的灾难后果。许多清醒人士已经看到,这已成为我国深化改革、社会转型、民主建设的一个难题。

  

  二,综观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艰难、曲折与希望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企图通过军政、训政、宪政道路走向宪政民主和人民共和。他毕生奋斗,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家天下的皇权统治,但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临终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然而,蒋介石把持国民党后,走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道路上去,与共和背道而驰。蒋经国在台湾主政后采取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特别在晚年出于“向历史交代”、“不计个人毁誉”的强烈心理动机,大力推进台湾民主政治转型,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和报禁,充实民意机构,促使地方自治法律化,作了宪政民主的勇敢探索,成就了民主转型的成功。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虽然不能说已经很成熟,但国民党政权失而复得,说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展现了新的模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倡导社会主义,走向共和。建国60年来,前30年现代化路径选择,基本照搬斯大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发生严重失误。经济上全面国有化,追求一大二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比前苏联更急于快速赶超粗放型的工业化,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政治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高度集权,进行全能主义的行政管制,取消了社会私权领域。文化上推行斗争哲学、驯服工具,实行一元化思想控制,舆论一律,文化统制。这样,造成国家吞噬了社会,执政党吞噬了国家,领袖吞噬了执政党的局面。我们党成立时走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门,想不到建国后稍稍地跳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窗口,走到文化大革命道路上去,国家经济遭巨大损失,政治冤假错案遍及全国(仅胡耀邦同志主持平反工作五年间就平反了300多万人),社会信仰造成混乱,国民心理遭受巨大创伤。

  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为代表的一代老革命家,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决心与斯大林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决裂,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决裂,改弦易辙,另辟新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选择!经由这一历史选择,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三,当代中国在大国崛起中遇到的困境与难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约5.74万亿美元),翻了110倍,人均达到4283美元。我国GDP总值去年已超过日本(5.4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9.27%。邓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再以汽车发展为例,2009年我国顶着金融危机汽车销量飞速增长,全年销售汽车1364万辆,增长46.2%。2010年我国汽车生产和销售又双双超过1800万辆(生产1826万辆,销售1806万辆),成为全球第一汽车生产和销售的大国。据2009年统计,我国石油日消耗量是800万桶,美国是2000万桶,中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石油消耗量仅占十分之一,应当说还有发展空间。当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多,主要还是发展轨道交通、公共交通。

  还值得一提的是钢铁产量,2006年中国钢产量达到41750万吨,超过美英等28国的钢产量。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产钢13350万吨,英国加欧盟25国产钢19890万吨,他们加起来才33240万吨。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山林被砍光,植被遭严重破坏,还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没有人工收成,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一个是命令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两者对比何等鲜明!

  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世界历史来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跨国海洋贸易使欧洲国家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型,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其间引起多少次战争、革命,充满血腥与掠夺。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欧美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也是引起社会很大动荡。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一千以上。而反观我国,30多年同时进行三大社会经济转型,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二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而且,这些年还不断遇到国内外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都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值得引以自豪。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随着国力的增强,人均GDP的提高,随着30多年来市场化的改革,也积累起来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困境。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中国的崛起是客观事实。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凸显了中国外交的严峻挑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延坪岛炮击带来的频繁且规模升级的军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引起新一轮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说明中国崛起遇到的外交挑战与麻烦也大大增加了。与此同时,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也抬头了。每出现一个涉外问题,民族主义思潮就上来,对正常外交产生干扰。而在外交应对上,受意识形态影响,常出现进退失据、十分被动的局面。尤其在处理与美国、朝鲜、非洲、中东等国关系上常陷于被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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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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