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哲:分配扭曲、阶层分化和集体行为:中国社会危机窗口的估计

——一种基于经济方法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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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  

  

   摘要:收入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在中国已经日益严重,然而其最终的影响还远未体现。当社会产生一致的变革动机时,就会产生趋同性的社会变革压力使得社会进入极度的危机当中。收入分配问题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分化并最终可能引发的一致的社会群体行为会对整个制度框架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过去的经验表明,除了最富有的阶层外,中国社会其他阶层在社会中的收入分配比率在持续下降。基于过去分配数据和未来的收入增长机制,本文构建了收入分配的两阶层和三阶层模型。透过该模型,本文提出并回答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中国社会会进入不稳定期;2)为什么在目前社会还能维持基本的稳定 3)如果不改变当前的这种趋势下,导致社会结构不可持续的总危机会在何时爆发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本文认为:1)社会进入不稳定期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依附于权力的分配扭曲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对立;2)当前能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还有的增长机制;3)当除却依附权力的最上层阶级的收入能够增长而其他所有阶层都会受到损害时,社会绝大多数群体就产生了一致的变革动机,这时,社会就进入极度的不稳定阶段。根据对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改变当前的分配趋势,最危险的状态是这一危机点的到来很可能的时间是此后10-15年。

   关键词:分配;阶层;危机;

  

   毋庸置疑,当今中国社会已经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由于社会矛盾加大[[1]],阶层对立、腐败[[2]]等各种问题[[3]]引发的社会问题使得整个社会面临着较大的内部压力从而使得整个变得极不稳定。在种种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中,收入分配不公从而延伸形成的种种社会不公正,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严重的因素[[4]]。本文分析了过去三十年间的收入分配数据,并构建了两阶层和三阶层的收入分配模型,以试图回答三个问题:1)为什么中国社会会进入不稳定期;2)为什么在目前社会还能维持基本的稳定 3)如果不改变当前的这种趋势下,导致社会结构不可持续的总危机会在什么样的状态爆发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主旨并不是在探讨具体的危机时间,而是通过历史的数据和基本的逻辑分析来推断这一长期的趋势,因此,这一趋势可能今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

  

   1. 问题的提出

  

   1.1 当前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内部所面临的严重的内部压力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性,已经无需过多讨论。也正因为此,社会管理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和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5]]。然而对于当前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原因及其深刻的后果,目前来说还远未被重视。

   1.2 分配不公、危机与社会变革

   大量的研究显示,当前主要的社会问题的原因是由于不公正产生的[[6]],而收入分配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正[[7]]。由于在经济分配的不公正所产生影响总体来说有两点危害:1)短期内制造社会矛盾,形成阶层冲突;2)长期导致社会危机的出现,从而导致反社会意识的形成,引发对原有社会结构破坏性的变革的发生[1]。

  

   2. 社会变革的行为解释—研究方法的讨论

  

   2.1 社会行为研究的基本方法-经济与非经济方法的辨析

   对于社会行为的变革,存在两种基本的研究出发点的不同,一种是典型的经济方法,认为社会行为最终是由于经济因素所最终决定的。其二是典型的非经济方法,认为决定社会变化的是制度、文化、心理、人性等各种非经济的因素。

   经济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起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即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二个起源是上世纪60年代起源的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其本质就是通过经济方法研究政治和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和相应的研究者的集合。其基本思路是将经济学中基本假设即效用最大,成本最小等基本假设引入到投票等政治现象中,用以解释会现象和构造投票策略,最优的政府规模等。

   非经济的研究方法自18世纪乃至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其典型的表现为文化决定论或者制度决定论。认为某种文化、制度或者社会心理是导致社会行为和社会变迁的根本力量。

   对于经济与非经济的方法,至今依然没有定论。然而本文依然延续了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危机与潜在的制度变迁,其主要理由有三:

   1) 经济方法符合人的行为的一般属性,具有微观基础:

   经济方法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从人的微观角度出发,通过研究个体的人的行为自底向上的搭起整个群体的社会行为。而在经济方法的研究中,其中对研究个体(人)的基本假设例如趋利避害,利益最大化等假设符合人的基本属性,因此具有微观基础。而非经济研究方法,例如制度决定论并不能满足这种基础的微观假设,也就是说其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持。

   2)经济方法有大量的历史和宏观证据的支持:

   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定性的研究,到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和其他社会政治现象的定量解释,经济方法都有大量的历史证据和宏观现象的支持,具有相当大的解释性。而非经济方法首先是不能够量化,其次在历史和宏观证据上,也缺乏系统的解释力,这一点在下一条也有解释。

   3)经济方法具有完整的研究体系和内在逻辑的自洽性:

   这一点是经济方法最大的优点,即相对于其他方法,经济方法形成了从微观基础到宏观证据完整的内在的逻辑结构和相应的体系,成为一种系统的、逻辑上内洽并可以量化的“科学”。而非经济方法,无论从微观到宏观,在体系化的系统和内在的逻辑结构方面都有所缺乏。这也就是研究中的基本的逻辑,即在研究中,如果要提出一个新的因素(比如文化)社会行为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那么就必须首先要从微观上,说明文化是怎样影响个人的行为的,其次说明的文化是怎样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影响的,最后要说明在从少数的群体行为累积到整个社会行为之间,文化是怎样影响的。这才能构成完整的解释体系和链条。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塑造用一种因素解释社会现象时,必须要保持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化决定论,就不能够说文化在某些国家适用,而在某些国家适用于法律,某些国家某些现象又适用于社会心理解释。而经济方法至少是是目前逻辑一致性最好的方法。

   4)经济方法也不排斥非经济因素:

   这一点是往往被文化学者和其他社会学者所误解和垢弊的。即,非经济方法研究者往往用某些片段性的社会文化制度因素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来否认经济方法的研究意义。实际上,经济方法并不排斥非经济因素在社会行为和社会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在此断言,绝大多数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最终都是通过经济因素实现的,只要承任趋利避害,效用最大化等假设是人类个体和人类群体基本的行为属性,那么任何其他的非经济因素都要通过这些经济因素来最终影响人类社会行为。因此,这就为构建以经济方法为主线,以非经济因素为辅助解释的系统的解释框架打下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方法依然是最具有解释力和最有可能更加全面的接近真相的解释[2]。

   2.2 经济方法解释社会行为—集体行为的逻辑

   在提到经济方法解释社会行为时,就必须要提到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的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8]],并且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尽管该理论已经被大量的研究和讨论过[[9]],但实际其重要意义依然远没有被充分认识,并且往往被学者错误的批判着。

   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在集体行为中,行为人是以个人的边际利益而不是群体利益作为行动的依据的。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为什么如此重要,是因为在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经济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两种流派中(马克思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都进行了重大的突破和贡献。

   首先,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突破和补充了马克思二元的阶级分析观。马克思最早所采用的用二元的阶级斗争分析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运动,无意在当时的时代下具有其鲜明的积极意义,并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为正确的。但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将社会严格的分为二元结构无疑是过于简单化的。而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突破了将社会一分为二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而将社会变迁看做由于利益形成的多个利益集团的互动的结果。这就极大的改变了原先马克思的二元方法的局限,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其次,也就是更为重要的是,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建立了打通了经济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桥梁,建立了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方法分析社会行为的理论基础,从此,具有经济学研究的系统方法可以被有效的运用在普遍的社会分析之中。奥尔森通过分析人的边际利益出发,进而分析到集体再分析到社会行为完全是采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这就使得将社会分析的方法与具有扎实系统性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体系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打通了社会分析与经济分析之间的隔阂。这就产生了三个明显效果:1)使得原先对社会行为的空洞的分析同样建立在基于人性的微观基础之上,研究具有了坚实的逻辑和行为基础;2)原先系统性的基于边际效用的新古典框架的研究方法可以被同样的使用在社会分析之中,社会分析正式成为一门可以纳入科学体系的一本学科。3)建立了社会现象与经济现象的紧密的联系:过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实际上证实了人类的社会现象如政治行为与经济现象如市场上的买卖行为一样,本质都是来自于人类的基本行为属性,因此在本质和分析方法上并无实质区别。这也就间接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往往是高度一致的,例如稳定的民主往往产生在那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之中,而发达的市场经济背后往往隐藏的是稳定的民主制度。

   可以说,从以上的角度来看,怎样过高评价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都不过分,而本文如下提出的三个基本的研究假设也正是基于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之上的。

   2.3 社会变迁的三个基本假设

   正如同欧几里得几何学是建立著名的五大公设基础上,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一些根据事实依据的假设基础上的。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同样如此。根据集体行为理论,我们提出了支持本文研究的以下的三个基本前提假设:

   假设1:边际收入决定了社会中个体的基本动机和意愿

   假设1实际上是来源于基本人性假设,社会中的个体行为是基于其趋利避害的基本属性的,边际收入是决定人的个体利益的主要因素,因此边际收入决定了社会中个体利益的基本动机和意愿。在此,边际的意思表示变化的意思,即在某一点上改变的收入。即人们在决策时主要受决策时点的收入变化决定的,而既往的收入和支出都属于沉没成本,沉没成本不影响人们的决策。

   假设2集体行为是基于集体行为中的个体收益的一致性的个体行为的结果

   假设2 也是基于集体行为理论的,也就是说当在一个群体中大多数人都同时采取一致性的个体行为时,集体行为就产生了。而每个人的行为是受其个体的行为动机支配的。也就是说在集体行为中,当集体中的绝大多数都具有了一致性的行为动机并产生了一致性的行动,则在整体上就表现为集体行为。

   假设3:社会变革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群形成的一致的意愿的产生的行为的结果

假设3实质上是假设2的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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