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哲:分配扭曲、阶层分化和集体行为:中国社会危机窗口的估计

——一种基于经济方法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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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阶层固化   分配扭曲   社会危机  

何哲  


摘要:收入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在中国已经日益严重,然而其最终的影响还远未体现。当社会产生一致的变革动机时,就会产生趋同性的社会变革压力使得社会进入极度的危机当中。收入分配问题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分化并最终可能引发的一致的社会群体行为会对整个制度框架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过去的经验表明,除了最富有的阶层外,中国社会其他阶层在社会中的收入分配比率在持续下降。基于过去分配数据和未来的收入增长机制,本文构建了收入分配的两阶层和三阶层模型。透过该模型,本文提出并回答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中国社会会进入不稳定期;2)为什么在目前社会还能维持基本的稳定 3)如果不改变当前的这种趋势下,导致社会结构不可持续的总危机会在何时爆发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本文认为:1)社会进入不稳定期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依附于权力的分配扭曲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对立;2)当前能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还有的增长机制;3)当除却依附权力的最上层阶级的收入能够增长而其他所有阶层都会受到损害时,社会绝大多数群体就产生了一致的变革动机,这时,社会就进入极度的不稳定阶段。根据对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改变当前的分配趋势,最危险的状态是这一危机点的到来很可能的时间是此后10-15年。

关键词:分配;阶层;危机;


毋庸置疑,当今中国社会已经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由于社会矛盾加大[[1]],阶层对立、腐败[[2]]等各种问题[[3]]引发的社会问题使得整个社会面临着较大的内部压力从而使得整个变得极不稳定。在种种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中,收入分配不公从而延伸形成的种种社会不公正,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严重的因素[[4]]。本文分析了过去三十年间的收入分配数据,并构建了两阶层和三阶层的收入分配模型,以试图回答三个问题:1)为什么中国社会会进入不稳定期;2)为什么在目前社会还能维持基本的稳定 3)如果不改变当前的这种趋势下,导致社会结构不可持续的总危机会在什么样的状态爆发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主旨并不是在探讨具体的危机时间,而是通过历史的数据和基本的逻辑分析来推断这一长期的趋势,因此,这一趋势可能今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


1. 问题的提出


1.1 当前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内部所面临的严重的内部压力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性,已经无需过多讨论。也正因为此,社会管理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和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5]]。然而对于当前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原因及其深刻的后果,目前来说还远未被重视。

1.2 分配不公、危机与社会变革

大量的研究显示,当前主要的社会问题的原因是由于不公正产生的[[6]],而收入分配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正[[7]]。由于在经济分配的不公正所产生影响总体来说有两点危害:1)短期内制造社会矛盾,形成阶层冲突;2)长期导致社会危机的出现,从而导致反社会意识的形成,引发对原有社会结构破坏性的变革的发生[1]。


2. 社会变革的行为解释—研究方法的讨论


2.1 社会行为研究的基本方法-经济与非经济方法的辨析

对于社会行为的变革,存在两种基本的研究出发点的不同,一种是典型的经济方法,认为社会行为最终是由于经济因素所最终决定的。其二是典型的非经济方法,认为决定社会变化的是制度、文化、心理、人性等各种非经济的因素。

经济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起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即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二个起源是上世纪60年代起源的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其本质就是通过经济方法研究政治和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和相应的研究者的集合。其基本思路是将经济学中基本假设即效用最大,成本最小等基本假设引入到投票等政治现象中,用以解释会现象和构造投票策略,最优的政府规模等。

非经济的研究方法自18世纪乃至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其典型的表现为文化决定论或者制度决定论。认为某种文化、制度或者社会心理是导致社会行为和社会变迁的根本力量。

对于经济与非经济的方法,至今依然没有定论。然而本文依然延续了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危机与潜在的制度变迁,其主要理由有三:

1) 经济方法符合人的行为的一般属性,具有微观基础:

经济方法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从人的微观角度出发,通过研究个体的人的行为自底向上的搭起整个群体的社会行为。而在经济方法的研究中,其中对研究个体(人)的基本假设例如趋利避害,利益最大化等假设符合人的基本属性,因此具有微观基础。而非经济研究方法,例如制度决定论并不能满足这种基础的微观假设,也就是说其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持。

2)经济方法有大量的历史和宏观证据的支持:

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定性的研究,到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和其他社会政治现象的定量解释,经济方法都有大量的历史证据和宏观现象的支持,具有相当大的解释性。而非经济方法首先是不能够量化,其次在历史和宏观证据上,也缺乏系统的解释力,这一点在下一条也有解释。

3)经济方法具有完整的研究体系和内在逻辑的自洽性:

这一点是经济方法最大的优点,即相对于其他方法,经济方法形成了从微观基础到宏观证据完整的内在的逻辑结构和相应的体系,成为一种系统的、逻辑上内洽并可以量化的“科学”。而非经济方法,无论从微观到宏观,在体系化的系统和内在的逻辑结构方面都有所缺乏。这也就是研究中的基本的逻辑,即在研究中,如果要提出一个新的因素(比如文化)社会行为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那么就必须首先要从微观上,说明文化是怎样影响个人的行为的,其次说明的文化是怎样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影响的,最后要说明在从少数的群体行为累积到整个社会行为之间,文化是怎样影响的。这才能构成完整的解释体系和链条。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塑造用一种因素解释社会现象时,必须要保持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化决定论,就不能够说文化在某些国家适用,而在某些国家适用于法律,某些国家某些现象又适用于社会心理解释。而经济方法至少是是目前逻辑一致性最好的方法。

4)经济方法也不排斥非经济因素:

这一点是往往被文化学者和其他社会学者所误解和垢弊的。即,非经济方法研究者往往用某些片段性的社会文化制度因素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来否认经济方法的研究意义。实际上,经济方法并不排斥非经济因素在社会行为和社会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在此断言,绝大多数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最终都是通过经济因素实现的,只要承任趋利避害,效用最大化等假设是人类个体和人类群体基本的行为属性,那么任何其他的非经济因素都要通过这些经济因素来最终影响人类社会行为。因此,这就为构建以经济方法为主线,以非经济因素为辅助解释的系统的解释框架打下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方法依然是最具有解释力和最有可能更加全面的接近真相的解释[2]。

2.2 经济方法解释社会行为—集体行为的逻辑

在提到经济方法解释社会行为时,就必须要提到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的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8]],并且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尽管该理论已经被大量的研究和讨论过[[9]],但实际其重要意义依然远没有被充分认识,并且往往被学者错误的批判着。

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在集体行为中,行为人是以个人的边际利益而不是群体利益作为行动的依据的。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为什么如此重要,是因为在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经济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两种流派中(马克思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都进行了重大的突破和贡献。

首先,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突破和补充了马克思二元的阶级分析观。马克思最早所采用的用二元的阶级斗争分析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运动,无意在当时的时代下具有其鲜明的积极意义,并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为正确的。但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将社会严格的分为二元结构无疑是过于简单化的。而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突破了将社会一分为二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而将社会变迁看做由于利益形成的多个利益集团的互动的结果。这就极大的改变了原先马克思的二元方法的局限,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其次,也就是更为重要的是,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建立了打通了经济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桥梁,建立了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方法分析社会行为的理论基础,从此,具有经济学研究的系统方法可以被有效的运用在普遍的社会分析之中。奥尔森通过分析人的边际利益出发,进而分析到集体再分析到社会行为完全是采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这就使得将社会分析的方法与具有扎实系统性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体系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打通了社会分析与经济分析之间的隔阂。这就产生了三个明显效果:1)使得原先对社会行为的空洞的分析同样建立在基于人性的微观基础之上,研究具有了坚实的逻辑和行为基础;2)原先系统性的基于边际效用的新古典框架的研究方法可以被同样的使用在社会分析之中,社会分析正式成为一门可以纳入科学体系的一本学科。3)建立了社会现象与经济现象的紧密的联系:过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实际上证实了人类的社会现象如政治行为与经济现象如市场上的买卖行为一样,本质都是来自于人类的基本行为属性,因此在本质和分析方法上并无实质区别。这也就间接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往往是高度一致的,例如稳定的民主往往产生在那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之中,而发达的市场经济背后往往隐藏的是稳定的民主制度。

可以说,从以上的角度来看,怎样过高评价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都不过分,而本文如下提出的三个基本的研究假设也正是基于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之上的。

2.3 社会变迁的三个基本假设

正如同欧几里得几何学是建立著名的五大公设基础上,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一些根据事实依据的假设基础上的。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同样如此。根据集体行为理论,我们提出了支持本文研究的以下的三个基本前提假设:

假设1:边际收入决定了社会中个体的基本动机和意愿

假设1实际上是来源于基本人性假设,社会中的个体行为是基于其趋利避害的基本属性的,边际收入是决定人的个体利益的主要因素,因此边际收入决定了社会中个体利益的基本动机和意愿。在此,边际的意思表示变化的意思,即在某一点上改变的收入。即人们在决策时主要受决策时点的收入变化决定的,而既往的收入和支出都属于沉没成本,沉没成本不影响人们的决策。

假设2集体行为是基于集体行为中的个体收益的一致性的个体行为的结果

假设2 也是基于集体行为理论的,也就是说当在一个群体中大多数人都同时采取一致性的个体行为时,集体行为就产生了。而每个人的行为是受其个体的行为动机支配的。也就是说在集体行为中,当集体中的绝大多数都具有了一致性的行为动机并产生了一致性的行动,则在整体上就表现为集体行为。

假设3:社会变革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群形成的一致的意愿的产生的行为的结果

假设3实质上是假设2的推论,社会变革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行为,在集体行为中,必然是是由参与行为的绝大多数个体的一致性行为所构成的,而一致性的行为最终是产生于一致性的社会意愿的。


3 中国的收入分配变迁


3.1中国收入分布的基本事实

从本节起,我们开始正式研究中国的收入变迁和社会结构分化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并导致最终社会总危机的到来。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收入决定人们的个人效用,也决定人们行为的基本动机,变化的收入引发人们行为的改变。收入结构的歧化导致社会内部的对立最终形成大多数人群对少数人群的对立,并导致改变社会秩序的一致性动机的产生。这个时候社会就将进入到极度的不稳定中,并随时可能爆发重大的动乱。

我们在此首先来看中国过去20多年间的收入分布数据。图1显示了国家统计局在过去历年将社会进行7个阶层划分所得到的各阶层在总体收入中的分布。从图中,一个明显的结果是,在过去的20年间里,除却最富有的10%的人群所占有的财富在快速增加和次富有的10%的财富缓慢增加外,几乎所有的人群的财富在整体财富中的份额都有所下降。特别是最低收入人群最大幅度的下降。

3.2 中国社会富裕阶层的变迁

由于中国种种传统(如不露富心理)和现代因素(统计手段的缺失)的影响,对中国富裕财富分配状况的研究一贯都是异常困难的,因此准确描述过去若干年的富裕阶层变化也是异常苦难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变迁经历,根据一些片段的研究[[10]-[11]],大致描述一下富裕阶层的变化[[12]-[13]]。在此,可以将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体划分为以十年为期的三个阶段:1985-1995,1995-2001,2002至今。

(1)1985-1994 私有经济的繁荣和第一代富裕阶层的兴起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在农村推行,1985年起,城镇的改革也继而开始。也就是从此时起,中国的私有经济开始快速的发展起来。在城镇,小手工业者,个体户等就构成了第一代富裕阶层。在乡村,大量的乡镇企业逐渐由集体农村兴办起来,种田大户和乡镇企业家构成第一代的农村富裕阶层。总体说来,这一阶段的富裕阶层主要是在宽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个人努力的结果。而这一阶段,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真正的自由经济时代。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的时代。[[14]]

(2)1995-2001 外资职员、民营企业主

从1995年开始,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扩大导致中国在南方逐渐建立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此时,原有的乡镇企业也逐渐转制为民营所属,而在这一转制过程中,兴起了第二代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逐渐构成了第二代的富裕阶层。与此同时,外资企业逐渐进入中国市场,最早的外资企业的中方职员也因为其高收入成为了稳定的高收入群体。这一阶段的富裕阶层表现为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的结合。

(3)2002- 快速的富裕阶段,权力经济的兴起

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阶段。主要表现以下方面,1)国有企业改制的完成;2)新的重化工业的趋势;3)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也正是从这时期,中国的贫富差距开始增大,这一阶段也成为令人有些眼花缭乱的快速富裕阶段。尽管我们无从知道到底详细的富裕阶层的构成和财富分配,但我们大体知道他们是由什么样的群体构成的。大体来说,这一阶段的富裕阶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私营企业家:

应该承认,在这一阶段,私营企业家依然成为了富裕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企业家横跨制造、营销等各个领域。

2) 腐败的政府官员:

腐败现象是于经济发展中的寻租密不可分的,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官员腐败也越来越严重,近年来,亿元以上的大案已经屡见不鲜。而腐败的官员,也已经由原先的财务、人事、工程建设领域向各个领域发展。腐败的政府官员以及相应的家族,成为当代中国富裕阶层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3) 国有垄断企业高管经营者:

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完成,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重新成为了富有阶层的产生器。根据相关报道,国有高管的收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据报道,千万年薪的国企高管已经屡见不鲜。)

4) 房地产开发商:

为什么将房地产开放商独立于私营企业家之外,是因为私营企业家主要是通过个人努力(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实现的财富的积累,而房地产开放商,主要是通过与权力的结合,通过垄断性的获取土地和经营资质来实现快速的财富的积累。

5) 矿业主:

这一群体包括煤矿及其他矿业拥有者。与房地产开放商类似,这一群体的财富也主要是通过与权力的结合获得垄断性的经营权从而获取暴利的。

6) 部分学者:

部分学者的暴富使得学者第一次成为近年来新生的富裕群体。在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资助下,部分学者一方面通过申请高达千百万的纵向与横向的项目经费,一方面通过大量的招收研究生来完成这些项目,而所给的报酬少的惊人。而学者的项目往往还享受免税的待遇。这使得部分学者成为制度下的投机者。成为迅速暴富的阶层。

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六类中,除却第一类的富裕阶层是通过自身的智慧努力和企业家精神积累的财富外,其他五类群体都是由于对某种权力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教育)来实现自身的快速财富积累的。

3.3 中国社会财富变迁的趋势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中国财富的变迁规律:

1)最富有阶层的财富在快速的增长,而这一增长是以侵占其他阶层的财富增长份额实现的;

2)最富有阶层与权力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中国正形成一个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到文化教育权力的特权精英阶层,这一精英阶层成为了中国占有财富最多并且其财富依然快速增长的群体。


4 收入畸形,阶层分化与社会危机I——— 一个两阶层的模型


为了解释社会结构的变迁,我们首先构造一个两阶段模型,将社会划分为垄断权力的精英阶层和非精英两个阶层。根据过去的收入分配的变迁趋势,我们构造了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未来的收入的主要变迁趋势。

4.1 财富增长趋势的两个因素:

各个阶层的财富收入的变化的基本的公式是,一个社会阶层所掌握的财富是受总体的国民财富(GDP)和所在阶层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共同决定的。用形象的话来说,社会各阶层的财富是由整个社会财富这块饼有多大和相应阶层所占份额有多大决定的。

在此我们还需要引入两个基本的事实或者前设。

前设1:任何国家的GDP都不会无限制持续的快速增长

这一假设是基于国际国家发展的基本事实来的。尽管从长期来看(数千年的历程),伴随着历次的技术革命,人类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不断递增的过程。但是从中短期来看(例如几十年),在技术相对稳定的时期内,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会快速的无限制的发展。以典型的发达国家为例,发达国家在起飞阶段,普遍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的接近10%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无一例外到平均人均收入到1万美元的时候开始放慢脚步,并在2万美元的时候基本增长就接近停滞(如果考虑价格因素,大量发达国家经济实际上为负增长)。

前设2 精英阶层会利用手中控制的财富分配权尽可能的扩大自己所占有的份额,并且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

这一前设是来自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首先从理论,任何阶层都有扩大自己阶层利益的动机,但是由于精英阶层比非精英阶层占据更多的资源和分配权力,因此,精英阶层具有更大的优势扩展其自身的份额。其次,从现实上来看,根据对中国既往收入分配数据的分析也支持了这种前设。

一个相应的问题出现了,而这一问题也是理解我们所有论述的关键,即,是否有可能改变这一趋势。我们的答案是,有,但是除非采取强有力的非常措施。根据集体行为理论,在集体行为中,行为者仅凭借个人的利益而不是集体的利益来行为。当个人利益增加而损害集体利益时,行为个人也会采取行动。在现实中这就表现为,尽管在一个社会中统治精英集团从整体上能够清晰的认识到权力的寻租行为导致自身利益增大后有可能会失去政权使得原有精英集团的整体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但是精英集团并不是铁板一样的整体,而是由个体组成的。由于个体的短期寻租行为带来的个体额外收益远远大于远期精英集团失去政权后引起的个体利益损害,因此,无论精英集团整体上怎么样清楚的认识这种趋势的危害,由于集团内个体行为引发的这一趋势几乎是不可更改的。

4.2 两阶层模型的收入增长趋势

图2显示了这种趋势,在图2a中,横轴是年收入,纵轴是时间轴,图中表示精英的曲线和非精英的收入曲线。图2b是收入的增长趋势曲线,如果从数学上讲,图2b和图2a是同构的曲线,是图2a的一阶导数的曲线。我们分析的关键是图2b,但是为了便于理解和直观,我们将图2a和图2b放在一起。

在图2a中,我们大概以改革开放时间为原点,从那时起,精英和非精英的收入都有了较快的增长。但由于非精英的经济动力被长期压制后的释放,因此,非精英的收入在一开始的增速快于精英(例如国家干部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几年变化并不显著)。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权力经济的兴起,使得精英阶层的收入快速的赶上非精英阶层的增长速度。进而,在未来,整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渐停滞,加之精英集团垄断分配权力使得自身的份额更大后,非精英集团的收入开始停止增长甚至开始下降。精英集团也因而可以保持在整体经济低迷下的自身收入增长,因此会持续保持加速状态的收入增长。图2b是相应的收入增长率曲线,从数学上,也可以直接对图2a求导得到。

在图2中,存在两个点非常重要,即A和B点。A点为精英与非精英之间收入增长率相等的交点。B点为非精英阶层收入增长由正转为负的时候。根据OAB三点,整个的收入分配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非精英阶层收入快速增长的OA阶段:在OA阶段,由于之前所述,非精英阶层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后极大的释放了潜在的经济活力,收入增长很快,并显著的高于精英权力阶层。在这一时期,占大多数人群的非精英阶层对社会总体状况和未来生活的预期非常满意,整个社会秩序较为安定,这一阶段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对应于78年到90年代末的阶段。

2)精英收入增长快于非精英的AB阶段:在AB阶段,由于精英阶层逐渐在快速发展的经济过程中利用权力通过垄断和寻租行为获取更多的收入分配,这时候,精英阶层的收入增长开始快于非精英阶层。在这时,由于精英阶层的收入更多的是通过不公正的与权力结合的方式获得的,非精英阶层开始逐渐对分配方式不满。但是由于整体经济依然快速增长,因此尽管非精英开始不满,但是其自身的收入绝对值依然可以保持增长,因此,虽然社会不公开始出现,社会依然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这一阶段,大体就对应于中国当前的阶段。

3)B点后,进入极度的不稳定状态:B点是我们整个分析的关键,在B点后,由于整体国民经济速度逐渐放缓甚至停滞,但是精英阶层依然通过自身掌握的权力实现自身的分配优先,因此自身的收入增长速度并不放缓,而占大多数的非精英的收入由于被直接或者间接的侵吞(例如通货膨胀),使得整个群体的绝对收入开始下降。这时候,社会就在非精英的大众中形成了一致的不满意识(不公平更加剧了这种不满)。因为任何对制度的变革,都有可能使得非精英阶层获得更多的福利改善,因此变革社会结构的一致愿望就趋于形成。此时,社会就进入了极度的不稳定状态,大规模的以社会变革为目的的集体性事件一触即发。

4.3 进一步的探讨

截止此,对于中国未来危机窗口的分析基本的分析已经大体完成,一个基本的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的基本的社会变化的趋势已经大体描绘出来。但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依然存在,即如果根据集体行为理论,其实不待B点出现,在AB期内社会就可以形成一致的动机。因为在AB期,精英阶层的收入分配已经远大于非精英阶层,任何有可能的社会变革都会增加非精英阶层的收入预期。因此,在这一阶段,改变社会结构的一致性意愿应该已经出现。但为什么社会依然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两阶层的模型就不能够足以解释。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体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原先的二元对立的社会阶层分析框架。我们下一节开始分析。


5 收入畸形,阶层分化与社会危机II——— 一个三阶层的模型


社会中并不仅是二元的阶层冲突结构,实质是多元的结构。中产阶级已经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为了解释上一节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到中产阶级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即将看到,中产阶级在目前的社会稳定中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以目前的趋势下,这一阶层的利益最终可能会受到损害,并导致社会进入极不稳定的状态。

如图2一样,图3显示了引入中产阶级后,三个阶层各自的收入变化。图3等同于图2b,只是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取消了收入差异图而重点观察收入变化率的差异。因为正如前所说,决定人际行为的关键是对边际收益的预期,也就是真正决定行为的是收入的变化。

在图3中,中产阶级和最低收入群体其收入变化曲线的趋势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其都不拥有分配财富和权力寻租的能力),但是由于中产阶级更加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等,其收入的增长会更多一些,因此衰减时也相对的慢一些。而精英阶层由于其优先分配的权力,依然保持了持续上升的趋势。

根据三条曲线的变化,就形成了A A1 B B1 四个关键点。A A1分别是最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收入率开始低于精英阶层收入增长的临界点。B B1是最低收入阶层被中产阶级阶层收入率开始变为负时的临界点。根据四个关键点,就形成了以下的阶段:

1)OA阶段:最低群体和中产阶层收入快速增长,社会呈现稳定状态;2)AA1阶段,从A点后段:最低收入群体增长开始低于,精英阶段群体,最低收入群体不满情绪开始累积,但其绝对收入可以增长。此时,中产阶级的收入预期依然增长,因此,此时社会依然保持稳定。3)A1B阶段:在A1后,中产阶级的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低于精英阶层,此时,中产阶层开始逐步的对不公正产生不满。但是由于此时,非精英的两个阶层的绝对收入都依然能够增长,因此,社会依然能够大体保持稳定。4)BB1阶段:在B以后,随着总体国民经济收入增长的放缓和经济与权力的结合,最低阶层的绝对收入开始下降,由此最低阶层变得极为不满。国家开始进入不稳定期,但是由于此时中产阶级的绝对收入还可以增长因此社会依然有保持稳定的力量。5)B1阶段以后,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变为负,此时,非精英的两大阶层的收入增长都为负,社会就形成了绝大多数群体间的一致的改变社会结构的行为动机。此时社会进入极不稳定阶段,大的社会动荡随时可能发生。结合目前的状态,当前大体处于A1和B之间的阶段。也就是中产阶级和最低群体的收入增长率低于精英阶层并开始下降,但是其绝对收入依然可以增长。

根据以上的分析,上一节提出的问题就很容易回答,即在A点过后特别是在A1点后,社会的绝大多数去群体已经形成了一致的不满情绪,但为什么社会依然能够保持稳定。这就是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因为尽管中产阶级相对于精英阶层收入增长更慢,但其依然能保持绝对的增长。在B1点出现之前,任何的社会变革都最先损害的是中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精英阶层,因此中产阶层有可能会因为变革而变得更坏,因此,社会虽然普遍不满,但是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行为动机。这就是社会当前依然保持稳定的作用。


6 动荡临界点的估计


6.1 基本的判断

如上所说,如果目前的分配格局不改善并且继续恶化下去的化,中国会迟早进入极度不安定的社会动荡期并产生一致性的改变社会结构的行为动机。那么这一点大概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就是本研究无法回避,同时也是非常现实和敏感的问题。

正如模型所述,非精英阶层的收入变化是受外在经济增长和自身所在阶层的份额收入变化决定的。一种基本的可能是,因此,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状况就成为一个判断的基本依据。现有的经济估计认为,中国目前至少还能保持10-20年间的高速增长,那么仅从经济增长计算,如果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话,那时起,可能在2020-2030年之间,中国会进入极度的不稳定期。

6.2 影响临界点到来的其他因素

临界点的到来的影响还有其他的因素进行推迟或者加速:

1)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速度的改变:我们所有的推论都是建立在收入结构当前的扭曲状态会进一步加剧的假设基础上的,尽管我们也知道这一趋势很难在现行的制度下扭转。但是如果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和制度化的方式例如合理的税收体系,公正的司法体系,完善的社会服务系统等。这一趋势的是有可能改变的,如果这一趋势得到缓解,其社会危机的到来就会大大推后甚至消失。这也正是我们的建议。

2)国际环境的改变:如果其他的例如经济发展和分配结构扭曲的趋势不改变的话,国际形势的改变例如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使得社会结构变得更加稳固或者不稳固,例如干涉战争的爆发往往使得一个民族的内部结构更加稳固和社会结构保持更久的时间。


7 结论


7.1对三个问题的回答:

在此,我们对文初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回答:

1)为什么社会会进入到不稳定期:

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或者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的话,认为经济动机是影响社会行为的最基本的力量。那么,根据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不稳定期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依附于权力的收入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对立;

2)为什么当前社会依然能够保持大体的稳定:

根据分析,社会当前能够保持稳定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尽管当前收入出现了不公正现象,但是不掌握权力的非精英阶层的绝对收入依然可以增长,一致的改变社会结构的经济动机虽有出现但是尚未形成;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中产阶级在当前制度结构下,现有的收入和阶层的上升空间既然存在,在非精英内部,依然未形成一致的反对精英集团的社会行为动机,因此,社会依然暂时稳定。

3)如果不改变当前的趋势,什么时候这种暂时的稳定状态会消失。

当除却依附权力的最上层阶级的收入能够增长而其他所有阶层都会受到损害时,社会绝大多数群体就产生了一致的变革动机,这时,社会就进入极度的不稳定阶段。具体来说,因为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是高于最低阶层的,经济增长缓慢和分配的扭曲导致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长预期为负的时候,社会就形成了一致的改变现行秩序的动机,社会进入不稳定阶段,大的动荡一触即发。

7.2 结语—-最后的建议

我们从社会行为的基本动机入手,通过集体行为理论构建了社会行为的若干基本假设,并在此假设上,通过分析中国收入分配的结构变化和利用过去的经验数据,描绘了两阶层和三阶层模型的基本收入变化。通过谨慎的行为假设和一步一步的证据支持和逻辑推导,我们不得不发现,无论是两阶层还是三阶层模型,如果当前的趋势不改变,中国未来一定会进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而社会危机的到来的窗口时期,很可能是未来10到20年以后的时间。因此,我们的建议是,一定要抓住宝贵的时机,在危机窗口到来之前,抓住当前最为宝贵的10多年时间,尽快完善制度建设[[15]],特别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律体系,作为对权力寻租行为的约束;建立合理的税收机制,作为二次分配的调节;建立系统全面的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对最低收入阶层的保障。只有这样,收入分配畸形导致一致性的社会动机就不会形成,甚至收入分配畸形本身也会改变,国家和政治结构才能够得以保持长治久安,才不会出现本文基于当前趋势所做的不愿意看到的预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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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此,我们斟酌并很谨慎的使用了社会变革一词,以描述社会原有秩序的破坏性的崩塌。

[2] 对于社会现象的多种解释的选择,笔者认为依然应该沿用科学研究中的奥姆剃刀定律,即在两种对同一现象的解释的选择中,引入前提假设最少的解释比引入假设更多的解释更加接近真相,而经济方法往往相对于非经济方法引入了更少的前提假设(只需要对人性的基本假设,而这些假设往往是符合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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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晓娟; 于连锐;“关键时期”的社会矛盾及其化解[J]. 理论探索,2010年第6期

[2] 王宏伟. 腐败问题与公共危机[J]. 科学决策, 2007年第4期

[3] 邓伟志.中国当今社会矛盾的特点与解决途径[J]. 探索与争鸣, 2010年第1期

[4] 王占阳. 收入分配不公终将危及政权稳定[R].中关村,2011年第1期

[5] 俞可平. 更加重视社会自治[J].人民论坛,2011年2月总319期。

[6] 温家宝.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N],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3/14/content_13169432.htm

[7] 吴忠民.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J],教学与研究, 2010年第3期

[8] Olson,M.(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 杨光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贡献与误区一种新制度主义的解读,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

[10] 人民论坛编:《你会进入下一个富裕阶层吗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12月

[11] 刘纯明.论我国社会富裕阶层的产生及其影响[J].重庆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1998年03期

[12] 顾朝林; 胡秀红; 刘海泳; 宋国臣.北京城市富裕阶层现状的初步研究.城市问题,1999年第6期

[13] 李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J].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14] Huang,Y.S.(2008).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50

[15] 俞可平:政府创新的若干关注点——关于1500则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分析报告. 2010年8月2日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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