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社会解释
对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社会进行解释是社会学的重要任务，因为那段历史很特殊，而且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明白那个时代具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所以这段历史的解释工作还是要由我们自己来做，而且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第一节中国特殊社会的建立过程
首先要明确所谓的特殊社会到底指什么，从本质上看，特殊社会就是人群，原始社会和共和社会的早期其实都有特殊社会的影子，现在我们所说的特殊社会仅指那些具有单一结构的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浪潮中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的特殊社会是一段很特殊并且很吸引人的历史，其中的很多问题需要加以解释，所以我们将其拿出来单独加以表述。这段特殊时期是从上个世纪中期到世纪末，它可以分为存续期和一般化时期两个阶段，不可割裂的两个阶段。
特殊社会起源：用最简单的办法去解决最复杂的问题
人们对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不公平与丑恶现象从未停止鞭挞，同时也启发了对美好社会的想像，而当这种种想像变成了解决灾难性的现实问题所亟需的方法时就被科学化了，成为了一种可行的理论设计。马克思关注于当时频繁发生的腹胀激化现象，认识到腹胀激化在一般社会中是无法消除的，要彻底消除它只能走特殊社会的道路，那就是发展性人群化，他抓住了一个“公”字，从而克服了私有制度的种种弊端，而公有制也是特殊社会的显著标志，它是人群存在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持人与人的同质性，才能减少或者说消灭元的流动和由此产生的腹胀问题。
马克思的工作非常出色，他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他所划定的路线上挤满了充满理想的人们。俄国借助推翻专制君主和结束战争的契机进入了特殊社会，越南和朝鲜以民族解放为契机进入特殊社会，古巴以国家独立的方式进入了特殊社会，中国则以农民起义和反侵略战争为契机，总体上，各国总是在人群性需要提高时进入特殊社会，不管是通过何种途径，进入特殊社会的现实需要是普遍存在的。
中国特殊社会产生的民意基础，处于腹胀深重之中的中国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腹胀进一步加剧，社会近乎板结，老百姓连起义的力量都丧失了，实际上正在向农奴转化，社会现实要求平等与平均，而且是极度迫切的，在这种情形下建立人人平等、处处平均的新社会无疑成了底层成员极力拥护的主张，而这也正是两千年来底层人民的梦想，也就是说中国的特殊社会正是在广大底层社会成员改变现状的迫切要求下顺理成章地实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特殊社会的建立不是偶然的，它像是一群饥饿的人发现了一桌美食一样，疯狂地扑了过去。
就像当一个人处于某种极端情绪时要采取极端行为一样，一个特殊社会的出现与当时全社会的情绪需要也是相关的，中国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是被迫的，当时，政府软弱无能，且与外来势力狼狈为奸，民族被压迫、民族工业被压制，显然，不彻底地打破这一切就不能实现跨越以赶超西方先进社会，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记得巴黎和会时中国作为战胜国却被像战败国一样处理，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因此，青年一代群起而发动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吹响了红色革命的号角，要彻底打破现状，西方式的所谓民主政府已被证明是令人失望的，只有像苏联一样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和民族的复兴，中国的激进派逐渐形成了。
起义与革命相结合
起义与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毛泽东把它们巧妙地统一起来，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激进派在进行了多种尝试后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工人运动被镇压，合作则被屠杀，遭遇了一次次惨败，革命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在城市里搞得轰轰烈烈，可是被激进派忽视的广大农村当时却依然死一样的沉寂，作为农民子弟从未出过国的毛泽东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了新的想法——将农民起义与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只有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获得说话的权利。为了土地与生存，中国农民起义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近乎形成了一种传统，小规模的起义达上万人，大规模的起义可以瞬间结成上百万的队伍，虽然这些农民未经训练，但是中国人心中的群体主义思想根基使他们很容易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对此非常了解，他认为完全可以借助这种古老的形式去实现新的革命任务，而历史也证明毛泽东选择的这条路是正确的，通过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中国的特殊社会理想终于实现了。
第二节特殊社会的本质
特殊社会与一般社会有很大不同，它总是与政府高度集权、严密控制等现象联系在一起，因而总是受到某些学者的攻击，实际上特殊社会并不可怕，也不神秘，它是人类进行的一次革命性尝试，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而且是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一种。当然，特殊的社会加上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一些本来很好的东西变异了，很可惜，很无奈，我们就是要分析这次特殊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做为今后调整社会的一种参照。
特殊社会确实是人群，人群并不是落后的事物，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地存在，如一个工厂就是一个人群，我们不可能用社会的方式去组织起一个工厂，人群的特性使它在某些方面要优越于社会，人群化使社会的高度被压低下来，复杂的组织被简化，节约了社会成本，克服了社会弊病，社会人群化没有什么可笑之处，只要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任何一种人类组织状态都是可以有目的地采用的。因为在我们不可能完全进入人群状态，所以只能说它是特殊社会的设计者认识到在某种情况下借鉴人群的特色去组织社会会更有效一些而产生的新的人群样式——发展性人群。总体上人群分为生存性人群和发展性人群种（也可以细分为三种），生存人群指的是因生存危机，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人们不得已结合成为人群，因为产品不足所以必须实行平均分配或者说是生存性分配，否则个体就会无法生存下去，这是较为低级的人群，是在产品不足，尤其是生存产品不足的情况下被迫结成的，而发展性人群是在人类生产能力已经具有很高水平、生存已不是问题的条件下为了发展而主动、自觉地结成的，这是用简单的方法去实现最高社会效率的行为，它不再是被迫形成的，而是人们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跨跃式的发展，总之，发展性人群化是谋求发展的另一条路，它是与一般社会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我们对这样大胆的尝试应持肯定的态度。
发展性人群与生存性人群的不同：一、不再面临生存危机，生存危机是人们面临的问题中的一个极其特殊的问题，而在发展性人群中已经不存在了，它在生存性人群中是普遍存在的；二、与一般社会共存，这一点很重要，这种共存导致了许多问题；三、政治、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已经进入了较为文明的社会，就是说人类所处的发展阶段已经大不相同，发展水平的差异是明显的。以上三点是最基本的区别，它说明特殊社会要实现的人群化是在与人类历史上的人群时代大不相同的一个新的时期、新的层次上进行的。当然，理论设计者认识到了这些不同之处，并乐观地认为特殊社会会是一个美好的、发达的状态，而忽略了这种不同背后所隐藏的矛盾。
特殊社会的几大特点，如人的同质化、特殊社会结构、严密的社会控制、经济直通车、一党专政（实质上是首领化或说是无党化）、集体主义思想及高尚的人格、政治领袖化（首领化）等。
特殊社会极力寻求某种“统一”，在特殊社会达到顶峰时，某些地方甚至将农民私有财产没收，一切生活必需品由政府统一调配，强迫农民吃在大食堂，私人不得开灶，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毕竟在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下去实现完全的人群化是不可能的。
个体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这既有生理上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而这正是实现特殊社会的一个矛盾，所以在特殊社会中必然要实行如下的政策：1、人与人无条件平等，要建立一种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绝对的平等关系；2、先天因素是无法操作的，但是可在后天因素上下手，尽可能地实现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相同，减小新个体间的差距；3、在劳动中忽略已存在的个体间的差异，减小其对社会活动的影响；4、,利用政治强权对于明显的差别个体进行约束限制。通过以上这些措施是已经最大可能地实现了人的同质化，符合了人群的要求。
单一结构也可以视为无结构，因为特殊社会中的所有活动的组织都是虚拟的，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人群，而在人群中是不存在元流的，以元流顺序为依据的社会结构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单一结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结构。特殊社会因为其独特的结构所以能够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办一般社会根本不能办的事情，所以能够打破一般社会所面临的发展困局，这在落后国家表现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是以前任何政府都未见过的，如果不是特殊社会的建立，那么共产党的统治不会巩固，全国可能一片混乱，也正是特殊社会的建立，使中国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治愈了几十年的战争创伤，并开始快速发展起来。新中国时期的四大身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是一般社会结构留下的投影，因为特殊的结构，原有阶层不存在了，政府成为所有公共活动、生产的组织者，但是一般社会结构内各阶层的影子还在，它投射在特殊结构中时就变成了四大身份。四大身份中，共产党倚重干部、依靠工人农民，只有知识分子似乎很委屈，共产党不完全信任他们，这个问题在整个特殊社会时期都存在。在共产党眼里，知识分子既不可能像干部一样积极，也远没有工人农民可靠，因为被压迫的工人、农民像男人一样不去斗争就是一无所有，而知识分子像女人一样，嫁到任何家庭里都可以过日子，所以重阶级划分的共产党很难去信任这些知识分子，但事实是在红色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那个时期所取得的成果中包含了他们的智慧和汗水，所以应该给他们以正面的评价。
特殊社会是以社会学为指导的，是在追求一种理想中的社会，是社会学走上前台的一次预演，而在现阶段一般社会都在讲经济学，而且占据了上风，特殊社会时期的社会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不久的将来它会再次走上前台。
特殊社会的建立是一个自觉过程，它的维持和变化也是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的，可以说特殊社会是自觉时代到来的一次最早的尝试，它并不代表人类社会进入了自觉时代，它只是一个富于激情的导演与众多演员们进行的最初的排练，实际上人类自觉社会的大幕即将拉开。从自觉性这点上说，特殊社会较当时的其它社会要先进得多，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去管理国家效果肯定要比无为的或是盲目的管理要好得多。
特殊社会是社会型社会到来前的先声，虽然在理论设计中存在着诸多漏洞，以至在实践中遭到了很大的挫折，但是对于新社会的需求的描述是正确的，马克思看到了现实中的不足。与特殊社会不同，社会型社会是建立在一般社会的基础上，它同样要求理论化和自觉化，但是也相当重视民主、科学与自由，当然这也说明社会型社会没有克服腹胀这个难题，不过可以极大地缓解它。
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是无法避免的，例如在设计眼中很美好的按劳分配制度在现实中很难操作，所以虽然一再强调按劳分配问题，可是却从来没有脱离平均分配的范畴，这也是因为平均分配与人群是天生的组合，平均分配是人群状态得以保持的一个前提；本来人群是不需要严密控制的，但是我们在现实中必须加强控制，而且是比一般社会更强的控制；理想中的特殊社会要求充分地发挥个人能力，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不得不谈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允许“特立独行”；理想中的特殊社会是不需要政治的，但是现实中必须强化政治；理想中的特殊社会是充分民主的，但是在现实中总是领袖的个人判断压倒了一切；本来经济直通车可以使社会总体的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但在后期生产效率开始下降。种种扭曲其实是深层矛盾的表现，特殊社会的设计者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使实践者遇到这些问题时不知所措。
特殊社会中的经济
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特殊社会把整个社会都变成一个大工厂，这是一个空前的超级托拉斯，只不过它是公有的，而不是属于某一部分人。社会成员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生产与消费实现了无缝连接，也可以说整个社会生产与消费是直通车，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发展的社会成本，这就形成特殊社会的优势。
人群中不应存在经济，那么特殊社会为什么存在经济？生存性人群是不存在经济现象的，但是发展性人群与之不同，特殊社会试图消灭经济，但是做不到，不过，特殊社会经济与一般社会是不同的。关于特殊社会中是否存在经济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一是依人群的性质，经济是不会存在的，这也是特殊社会要实现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实际上发展性人群内部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元流，也就是这个人群并不纯粹，是一个永远无法去除杂质的人群，其内部的经济现象是残留的，我们想但是却无法彻底消除的。
理想社会是经济的自然消失，这种消失也就是因为所有的资源都不再稀缺，经济活动没有了必要，任何人的需要都可以像水和空气一样轻松得到。特殊社会是人为地去消灭经济，具体的设计是两种：一种是用指令性的办法去实现经济的功能，实行公有制和平均分配，也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因为除了平均分配外的其它方法都会导致元的有价化，从而产生竞争不当，所以平均分配是无奈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找到平均分配外的其它合理的能够保持特殊社会不变的现实可行的分配方法是正常的；另外一种是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后，摒弃绝对化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社会分工的存在的必要性，允许经济的自然生长，前者必须要有足够的社会控制能力，但是导致的疲劳现象明显，后者可能会实现社会活化，带来经济上繁荣，但会很快地使人群解体而进入社会状态，所以两种办法都存在着问题，当然，为了保持特殊社会的稳定，各国一般会选择前者，并且对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良，模拟市场经济下的核算机制，也就是走拟经济通道，用经济的方式去实现了实质上的概念行为，因为已经不存在经济通道，所以只能采用这种方法，由此拟经济通道也获得了大量的实际应用。
计划经济中元的流动非常简单，资源和产品均是按照政府安排好的管道进行流动的，这种流动非常安全，但是简单的通道并不适合大规模、多样化的元的流动，在一般社会中，政府将管道设计的任务交给市场，而专注于监管工作，而市场利用竞争方式冲击出条条管道，加大了元流的灵活性，更能适应复杂的元流系统。
计划经济是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一种经济模式，两者互有优劣，不能被一味地否定，它曾经在中国实行了几十年，在最初和最困难的日子里，它使我们团结一致渡过了难关，它也使我们集中资源建立了工业基础和办了几件大事，所以无论从事实上还是感情上我们都不能终弃之，现在有些人总是喜欢将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一味归结于“计划经济余恶未尽”，这实在是令人气愤，这些人根本未看清计划经济的作用而是随声附和、顺风扯旗。
特殊社会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这一点是不可能模糊的，声称特殊社会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因为根本不清楚特殊社会是什么，当然，是不是特殊社会并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我们的社会能不能发展，能不能让中国人过得更好、国家更富强。另外，对关键行业实行国家垄断这并不那么可怕、可恨，不过，我们要保证国有企业的高效，效益亦要适当，不能仅把国企的垄断当做国家财政的一个来源，它还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一种手段。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中国的地铁、铁路可以实行无偿客运，使人员的流动无任何阻碍，在那种情况下，高速而无偿的铁路会使国家变成一个小村庄，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当前的现实是中国铁路运输的能力是不足的。
为什么特殊社会国家要和一般社会国家比经济速度
优越性是特殊社会得以保持的一个理由，而体现这种优越性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的经济增长速度，换句话说，特殊社会是否优越的证明信始终要靠外部来开据，当整体的速度高于其它国家时，个体化的要求可能缓解一些，而整体表现不太好时，个体化的要求就压抑不住了，就像是社会成员感觉很委屈一样。
GDP主义到现在仍未破灭，我们的国家在疯狂地追逐它，执政者已经把自己的执政地位和这个神话捆在一起了，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人群时代的有城无市
如果说城市是元的集散地，那么在人群状态下就不应该存在城市了吗，原始社会不会出现城市吗？可以说在人群状态下会有城而无市，那时的城市只是居住地或是管理中心，城市的经济功能不明显。
特殊社会中的政治
一个不需要政治的社会却离不开政治，一个超级平等的社会却产生了特权，一个满足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却供应不足，一个人性解放的社会却言论不自由，一个崇拜人的社会却忽略了人的本性，这些就是发展性人群存在的扭曲。这些扭曲也是特殊社会无法解开的绳结，显示发展性人群和生存性人群大为不同，这些矛盾是特殊社会无法避开的，就像一般社会无法避开腹胀一样。
特殊社会中存在的种种扭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它看起来充满了矛盾，也表明了在现阶段要维持一种特殊状态的困难。探索道路一直是执政者的最关心的理论论题，中国为了探索一条可行的道路做了很多尝试，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人群不存在政治，所以也就谈不到民主问题，特殊社会对民主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发展性人群不是典型的人群，与生存性人群也不同，此人群非彼人群，在特殊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元流，这时不谈政治是不行的，计划经济就要求政治强化国家对元流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政治的第一目的是特殊社会的维持问题，也就是保持人群性在很高的程度，防止分化。
政治需要“两化”，也就是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就提出来，理论设计时不曾想到的情况出现了。历史上，这一时期我们很抓政治又抛弃了民主，理论高于一切，并且引申为领袖的意志就是真理，导致政治行为完全靠科学化这一条腿走路，也就是完全按照理论设计去做，结果这种单腿跳的方式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动乱、冒进等，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在最初的理论设计中尚未提出人群这个概念，设计者参照了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社会状况完成了理想社会的设计，但是现实中的发展性人群无法回避社会中存在的大量元流，这是原始人群中不曾有的，社会毕竟发展到这一地步，与原始社会的人群差别无法掩盖，为了维持社会的人群状态就必须在成员的思想中清除私有观念，也就是要在私有观念有现实的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人为地不让它产生，而这就要求对元流系统的严密控制，防止其自发地向一般社会转变，另外在社会控制上强化思想控制。毛泽东不是因此一次又一次地反右倾吗？最后还酿成了十年动乱。
在特殊社会中存在的政治是因为社会化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化的趋势，那么就不会存在政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在人群中存在政治现象。在特殊社会中社会化的趋势是无处不在的，而且有时会集中而强烈地表现出来，而这些正是政治存在的原因，也就是说本来当特殊社会形成后政治应该消失的，可是某种必要性使它没有消失。
社会化的趋势的存在是因为个体性的要求一直存在，这种趋势对人群的维持造成了威胁，在生存性社会中这种趋势也是存在的，不过那个时候不具备实现的物质条件，所以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而在发展性人群中则不同。另外在组织性人群中不存在社会化的要求，这是因为组织性人群从来都不是独立在存在，而是附于大社会背景之上，如军队、学生等，这些人群只是劳动组织的需要，而且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
特殊社会是不是可以说成是政治社会？这要从两方面来看，本质上讲人群是不需要政治的，或者说对政治的需要不那么强烈，所以从这一点上说特殊社会不应是政治性的，相反它应该是文化性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可是另一方面，特殊社会是新形势下的人群，我们称之为发展性人群，为了防止一般社会化就必须以政治的手段严密控制元流，所以表现出来任何问题都要上升到政治层面来解决，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所以说在特殊社会是存在扭曲问题的，在理论设计者看来不存在的问题成了最大的问题，根本不需要的成为最重要的。
毛泽东时代，政治斗争很厉害，但是严格地说这些并不是真正的政治行为，因为一直是停留在对党外政治意识的压制和党内对政治路线的争论上，也就是说共产党是在用政治的方式去处理一些尚停留在脑袋里的想法，所以说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政治斗争，也没有真正的政治行为。
在党内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路线，如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重经济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重政治派，这两派在政治目标上都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对于实现目标的过程出现了分岐，所以并不是典型的政治活动，另外党外一些人提出放松控制、允许私营的建议也只是停留在政治意识方面，没有形成方案，也不是典型的政治活动。
因为特殊社会的自觉性是很强的，而自觉性正是政治性的体现，所以说她是一种政治社会也不是不可以。
清廉执政
要注意的是，特殊社会的官场应当比一般社会的干净得多，理论上是这样的，就像现在的古巴一样，但是如果腐败的话会比一般社会更加黑暗、肮脏，中国的高岗，以国家副主席的权力去玩弄女青年，还有苏联的勃烈日涅夫，把自己的亲属包括女婿都安排在各部门一把手的位置上。
整个毛泽东时代共产党队伍总体上是纯洁与纯粹的，为了维持本色，毛做了很多努力，他正是凭着这样一支铁打的队伍推翻了旧政权而建立新中国的，也正是凭着这支队伍在几十年内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当年毛泽东用两颗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一代人的清廉，刘青山在被关押期间曾说：“毙了我吧，我死了比活着有价值”，确实如此，处决二犯的枪声表明了党中央反腐的决心，震惊了整个中国官场，毛泽东离去时中国官场还是清廉的、积极的，交给下一届政府的本质上是一个很好的底子。
从本质上说，毛泽东留给后人的是一个腹胀很轻的社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混乱、动荡只是表面的、暂时的，相反，基本层面是极其稳固的。
清廉的政府才是得民心的，才是能够得到老百姓支持的，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在的共产党让人失望。
社会化后大面积腐败的原因
跟民主一样，在特殊社会中对行政进行监督的需要并不急迫，可是在社会化为一般社会后所需要的正常的监督力量没有形成而仍处于人群时的那种状态，那么腐败就不可避免了，中国的腐败近乎失控，套用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权力资源”拥有者作为一个本性自私的人，所以不腐败倒是不正常的了。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从政治民主化这个根儿上下手。
特殊社会真的“一缺民主，二缺人权”？
特殊社会因为最大限度使成员同质化，而且将元流限制在最简单的程度上，所以差别利益已经很小了，这种情况下，民主的实现是容易得多（或者说人群已没有民主问题），中国的人大制度就是基于此而建立起来的。
其实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人权方面也不像外界想像得那么差，这两者在特殊社会中都具有了特殊性，其实这两条攻击特殊社会的理由都是针对严密的社会控制的，特殊社会在设计上是好的，甚至是完美的，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我们又不得不加强社会控制，从而使一些东西偏离了原来的设计，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由于理论本身就不完善所以现实操作过程中难免会背离初衷。
有人认为“竞争——获胜——财富”，这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力，而特殊社会是不允许的，所以特殊社会本质上就是违反人性的，这种批评是不恰当的，如果真是那样，中国的特殊社会早就结束了，而不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要知道我们的上一辈人也不傻，他们是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的，而且他们更高尚，对人的尊重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对生命的尊重、对自由的尊重、对理想的支持、对劳动成果的保护、对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这最后一点是最实际的，最有效果的，新中国的特殊社会就是满足了那一代人的物质与精神需要，所以才组织起来全国人民搞突击建设。
我不想为特殊社会辩护，但是要知道特殊社会强调的是整体利益，它也是为了谋求社会进步，这一根本目标没有错，至于它采用的这种消除竞争的做法以克服一般社会的顽疾，有所得必有所失，特殊社会是强调整体功能的，而不是个体功能，所以在选择整体性发展的道路后就必须压制个体间的竞争，以彻底杜绝竞争不当的产生。
首领与政治需求
在特殊社会中政治被弱化，同时首领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增强了，在特殊社会国家中都出现了领袖和终身制的倾向，而这种现象并不一定就是多么地可恶，它并不世袭，所以不同于血缘制继承的皇权，也不是政治偏离的产物，只是一种人群现象，是人群的需要。
特殊社会中的文化
在特殊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奇迹，社会中的各种丑恶现象被一扫而光，例如黄赌毒现象被彻底消除，这在一般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做到了，各种犯罪行为也很少，我记得我小时候还很少听到杀人、强奸这些事情，那个时候的农村好像是世外桃源一样，平静而安祥，但是现在犯罪已经太常见了，弑母戕父，虐妻奸子，简直令人无法呼吸。
特殊社会崇尚劳动、崇拜英雄，因此劳动者的地位相当高，同时对英雄的崇拜和对理想的追求结合起来造就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特殊社会时期的那种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也是一笔宝贵财富，不但是中国人的，也是人类的，试想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敢于那样疯狂，那样集体的疯狂，敢于团结起来去挑战一切，生则无私、死亦无憾，这样的民族才是有活力的、有希望的。
特殊社会宣传的核心无疑是集体主义，这个出自斯大林之口的词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社会学中群体主义的另一个称呼，宣传的关键词为平等、共同、服从组织、人格高尚、劳动光荣和为国争光等等，这些都是在为特殊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服务，任何宣扬个人主义的苗头都被压制下去。到现为止，中国的宣传工作中还有过去的影子，许多熟悉的词汇依然在使用。
对地前代人留下来的好的东西，还是要继承的，决不能一概弃之，毛泽东时代许多东西都是现在无法再现的，其至清至纯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尤其令人感叹。
西方人打倒了宗教的统治，但是却将宗教转变为群体主义的载体以中和个人主义，但是在上个世纪的特殊社会时代我们打倒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建立了集体主义思想的统治，但是现在集体主义被抛弃，原有的现实主义思想无法复原，这造成了中国社会在群体主义思想这方面非常薄弱，这也是现在社会越来越乱、趋于破碎的原因之一。
在特殊社会时期，中国人的素质真的很高吗？
当时的人们的群体主义思想觉悟是比较高的，而且在耐力等方面有着东方人特有的优势，但是综合素质不是这一两方面的内容，比如知识技能方面就很差，当时教育的头等任务就是扫盲。我们许多时候会说那时的中国人的素质高，实际上仅是从群体所需要的思想觉悟方面着眼的。
整个红色中国时期我想应该是一部史诗，是一部全体中国人为了中华的复兴而奋斗的历史，是中国人应该最值得骄傲的时期。不要在乎一些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们的恶毒攻击，最终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人是要被忽略的，一个全新的充满生气的新中国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内容，当然，那个时代固然不是美妙的音乐一样的时代，里面充满了刺耳的杂音；也可以说它是一场战斗，但却不能说是胜利的战斗；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人是无私而高尚的，但是不可否认任何一个群体中总会有害群之马，不过，总体看来那是一个真诚的时代，是一个无悔的时代。
特殊社会本质上必然是个高尚的社会，因为它无私。无私乃大，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一个国家、民族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毛周等老一辈人建立了新中国，死后却只有几元几毛钱的个人财产，可以说没留下什么家产。在特殊社会中付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在那个时代即使把自己的劳动无偿献给国家也是一种满足，那是一个不计回报的社会，没有经济概念的社会。依稀记得在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那时也经是八十年代末，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优秀的技术工人，他的发明为厂里带来了可观的利润，所以厂里决定以当时“先进”的激励方式去奖励他，可是当他看到摆在眼前的大笔资金时摇了摇头，当时看到这里我曾感到奇怪，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其实，能把自己的智慧、劳动奉献给社会、民族，是人深藏在人的心底的一种本能上的高尚，只不过在现实条件下被压制了，而特殊社会则将其发掘出来，发挥到极致，没有那一代人的无私奉献我们能有今天吗？
将社会成员中高尚而积极的那一面开发出来，同时压制另一面，使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而不是相反的情况是社会管理的任务之一。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后者这种糟糕的情况，见义勇为的高尚行为被人看作是傻子行为，倡导集体主义被别人看作是落伍与保守，甚至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在讲台上极力宣扬个人至上主义，产生了“跑跑主义”这种思想怪胎，这使得高素质、有修养的人反而受到庸俗、低俗思想的挟持，社会氛围走向消极，道德败坏，金钱无孔不入地腐蚀着这个社会，对于这一切社会管理者难辞其咎。
第三节特殊社会中的特殊现象
文革
中国人现在提到十年浩劫还惊悸不已，可见那场运动对人们的影响之深（这正是毛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正是因为如此，邓小平扭转社会走向的时候有些东西难免要校枉过正，在思想上尤其如此，现在学界对改革前的一切持否定态度，这是不妥的，要正确地认识那场浩劫出现的原因，正视它的影响，不能搞全盘否定，没有那个阶段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文革的发动是共产党人骨子里所包含的激进思想和毛对现状的不满、失望、担忧等复杂情绪结合的产物，他对现实不满，因为现实与他一直抱有的理想社会有着很大的差距，正是这种很正常的扭曲心理和党内斗争纠缠在一起，酿成了灾难。
中国的十年动乱是不是具有产生的必然性？一般来说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它必然的一面和偶然的一面。从必然方面讲，文革是社会控制到达一定的超正常范围时引发的社会谐震。就当时的情况来看，社会控制已经接近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但是毛泽东认为尚未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他的直觉告诉他社会蜕化的危险还是存在的，所以需要一场更加彻底的运动来解决。因为中共是不下台的政党，一党专政，党政不分，文化大革命本来并不复杂，但是与复杂的党内斗争纠缠在一起后，结果带来了一场灾难，原来很早就该结束的一场运动无限期的持续下去。
实际上，邓小平能够将中国的航向几年内扭转过来，还要拜文革所赐，文革导致的内乱使决策层和普遍民众普遍感到困惑和失望，甚至不满，这正让改革派力量空前强大起来，压制了保守派势力，邓小平顺势调整了航向，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至少不会这么容易。
将那十年称为中国失去的十年有一定道理，那样的灾难今后再也不会有了，那是在特殊社会下产生的特殊现象。
特殊社会中的权力问题
特殊社会中如何防止社会管理者向权力所有者转变，是个未解的难题。特殊社会通过公有制的方式防止了经济上的私有化，而这也导致产生庞大的官僚阶层，如何才能保证这些人不脱离群众呢？现在各界都在关注朝鲜领导人的接班问题，在讨论中不少媒体总是称这种领导人更替为“继承”，颇让人感慨，当年蒙哥马利元帅问毛他认定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事后说蒙帅提问中用“继承人”这个称谓是不妥的，自己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继承，应该用接班人才对，这种接班与继承问题的澄清实际上表明了那一代领导人头脑还是清醒的，公共权力怎么可以继承呢？
腹胀可以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来，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就是等级制度。人群中的等级制度是人群中的腹胀的表现，社会不是静止的，随着人群内部的竞争的进行，胜利者总是要将自己的优势巩固下来并加以扩大，久而久之就成为了等级现象，也可以说腹胀现象明显的人群已经不是人群了或者说这时的人群只是个形式而已。苏联的特权现象就非常明显，官僚俨然就是二十世纪的贵族，而等级制度在中国并不明显，可以说毛泽东在对社会本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上是很深刻的。
等级制度只是结果，不是原因。在真正的人群中是不应该存在等级问题的，它通常在人群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而且总是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历史上的等级制都是在共和制时期积累并确立下来，在封建社会中达到高峰，如西方的爵位制和印度的种姓制，至今这种腐朽的等级制度的影响在某些国家仍然存在，尤其是在那些未充分吸收第三代文明的地方。
理论上讲，特殊社会中的平等是超级的平等，它甚至为了平等而消除了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社会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而这一点正是最广泛的不平等的根源，但是除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外，权力也可以造成不平等现象，如果政府公章成为某个家庭的私有财产的话就更为可悲了。
斯大林理解的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不同，斯大林认为只要是生产过程中没有资本家，那么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了，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毛不这样，他追求的更多、更彻底、更完全，他要求在各个方向都平等，包括每个人手中的财富，两个人不同的理解的结果当然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毛泽东最为担心的干部滥用权力、脱离群众的问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高度平等的人群还是有问题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而且很苦恼，最后他发动了一场毛氏风暴，使官僚权威彻底消失了，而苏联在一开始就留下了隐患，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后已经更像是一个社会了，而不是人群。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早期就已经产生了特权制度，这种制度与干部终身制联系在一起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长期甚至永久地不平等，而且越来越严重，人群的同质性被破坏了，赫鲁晓夫曾试图改革，但已积重难返，之后在经过勃烈日涅夫几十年的“完善”后最终成为苏联蜕变的原因之一，这些“贵族”坐在圆桌前，“既然社会主义死去对我们来说不会改变什么，那么就让它死去吧。”
个人崇拜
特殊社会是发展性人群，也可以说是较为高级的人群，而在人群中政府权威弱化、首领权威上升是正常的现象，而这就为崇拜的产生提供了基础，人群中几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崇拜现象，这是因为首领的选拔考察的不是政治方案而是功绩，所以首领必然要宣扬自己的功绩和能力，甚至是去夸大它以争取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另外人群中文化气息深厚，所以个人崇拜之风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现实中，个人崇拜与特殊社会的特点也是相契合的，如高度的思想、行为控制、外部环境的威胁、领袖的平民英雄形象等，个人崇拜在某些时候成为了一种需要，甚至政府主动地去推动它，公开宣称特殊社会是需要一个领袖的，并且宣扬对领袖的忠诚，这种人为地推动个人崇拜的行为的目的无非是通过领袖的塑造而将一个人群紧密地团结起来。
某些学者猛烈批判历史上对毛的个人崇拜问题，但是也要看到毛逝世时他拥有些什么，一文不名，没有任何个人财产，这是一个真正英雄的本色，如果一个人能够代表我，那么我去拥护他，如果他做到了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那么我就崇拜他，总之，如果是出于内心感情，那就没有什么错误，而且不容诬蔑，但是如果是流于形式，那就是可悲、可笑的了，就像“总是有理”的墨索里尼。
另外也要看一看个人崇拜给社会带来了什么，这种崇拜使人们丧失了理性判断能力而完全服从毛的指挥，在毛正确时，它能把全国人民的力量放大到最大，当然，当毛错误时，它也把这种破坏力量放大到最大，由此给中国带来空前的灾难。
特殊社会的社会控制与约束
特殊社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建立，在运行时会向一般社会转变，如果没有一定的约束，这个过程迟早要完成，所以要维持特殊社会的存在就必须提高社会的控制力度，因为这种转变会从多个方面体现出来，所以控制也要覆盖多个方面，比如计划经济、特殊文化的培养及传播过程的限制、思想的约束等等，因为这种控制是建立在最高组织权的基础上的，所以政治就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经济上，经济通道被压制，概念通道被尽可能地扩大并严密控制。例如新中国建立后首先就实现了全国的统购统销，将所有的工农产品掌握在政府手中，然后政府依据需要将其投放到各个方面，苏联也曾建立起宠大的计划来实现对国家生产的全面控制。这样一来，政府控制了社会几乎所有的可控资源，可以有目的地实施大的社会发展计划，也为其它方面的控制提供了基础。文化上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传播过程，严密的审查制度使不符合特殊社会要求的部分被剔除掉，无法扩展开来，特殊社会的文化比较纯净，当然也显得较为单调，不过这样就阻止了反对思想的扩张，对人群的维持是有利的。思想上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人们认识上的改变，对于不和谐的思想部分进行压制，一次次大规模的运动使得人群思想异常统一，这样虽然可以凝聚起社会最大的合力，可是也牺牲了思想的创新及文化的变革能力。军事上的准备也很重要，作为国家强制力量的保证，必须建立一支忠于这种特殊社会的军队，这不仅是对外，必要时也可以用来对内进行镇压叛乱分子，维持人群的稳定。从上面可以看出，特殊社会的控制成本是比较大的，不过正是因为它的特殊性所以拥有了一般社会不具有的特殊性质与能力，这种成本只是一种代价。
激烈的人群内斗导致的清洗与屠杀
近日前苏联制造卡廷惨案的档案被公开，当年的那场大屠杀再次引发了议论。当然杀害俘虏是不人道的，但是死在卡廷的不只是波兰俘虏，为了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苏联当局在卡廷森林先后杀害数以万计的对共产主义存在异议的本国公民，这种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的做法是最残忍的，但也是最有效的思想控制手段，它暴露的是人类最为野蛮的一面，虽然是处于那样的特殊背景下，但是也是不应该发生的。中共执政后虽然没有出现那样的屠杀，但是内斗一样激烈、残酷。
第四节特殊社会的终结
公元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逝世，接下来的几年，中国政坛在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后，开始转身。
毛泽东最大的担忧就是自己缔造的国家改变颜色，所以生前一次次地整饬社会并指定接班人，没想到在逝世后才几年中国就开始褪色，邓小平稀里糊涂地操纵着中国这辆车急速向后转。
邓小平“突破性地”想到了一些东西
当一个特殊不再强调阶级斗争，转而强调“人”的问题时，就表明要开始社会化了，因为特殊社会的观察视角是整体的，追求的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与西方自由主义者倡导的个体角度是不同的，而“阶级斗争”是保持群体纯洁和稳定的需要。这也就是从个体角度看特殊社会充满了不合理性的原因，同理，用整体的眼光看一般社会也是充满了不合理性。
到邓小平嘴里，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了，而是一种黏乎乎的混和物，和理想主义色彩深厚的毛泽东相比，邓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国需要统一、独立时它选择了毛，而当这些需求被满足后它又像一个不知满足的人提出新的要求一样转而选择了邓，邓的上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领导层的一次权力斗争的结果，它的上台有着一种社会学研究上的必然性。
市场经济加速了一般化过程
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的经济体制，特殊社会是不需要市场的，所以特殊社会的理论设计中给出了计划经济的概念。其实从开始搞市场经济那一天开始，中国的一般化过程也就开始或说是加速了，而改革者对这一点认识不清，喊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并将这些口号煞有介事地作为指导思想，结果到后来越搞越糊涂，自己都找不到方向了。
当一个特殊社会不再强调政治问题而是任由经济这匹野马拉着国家狂飙时，它的未来也就注定了，自发的一般化的力量会牵引着它走向一般社会。社会的目标就是一个，那就是元流系统的最大化，任何与之相悖的事物都要被排斥，换句话说，当经济现象出现时，一个大人群的真正内斗已经开始了。
对于中国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不能仅以经济学上的理论去套，因为这并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进步的过程，也是社会的进步还有民族复兴的过程，如果仅以经济学的观点去看那么无疑会陷入无法解释的困境。中国社会化时期的经济变化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其下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单就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实行的人人平等的政策就蕴含着很大的能量，还有民族平等政策等等，邓小平从毛泽东手里接过来的看似为一个烂摊子，但是这个烂摊子只是表面现象，整个社会的基础还是良好的、稳固的，好比是一个得了病的年青人，只要他病愈了，身体中的力量马上就可以转化为劳动成果。
为什么要一般社会化
所谓一般社会化指的是非一般社会即特殊社会向一般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不必去刻意雕琢就可以实现，因为一般社会是最稳定的社会运行状态。
一般化过程有着同原始人群向社会转化时一样的本质，但是起点是不一样的，一般化的环境与社会形成时差别巨大，所以不可能从一般社会化过程去推测社会化的情形，那是不准确的。
任何人都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一般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半个世纪前我们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了一个特殊社会，而这一历史是不会重复的，脱离了特殊社会就很难或者干脆说不可能再回到特殊社会中去了，那段历史只能是一种记忆了。
特殊社会中的公平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公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并不是真正的、完美的公平。表面看来，一般社会确实不如特殊社会公平，但是从发展角度来看未必是这样，一般社会在某些时候是公平的因为它对发展有利，有些时候公平恶化，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所以一是要坚持用社会发展的公平尺度去衡量，另外对变化中的一般社会也要具体时间具体分析。
关于一般社会化的问题，这是因为一般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或叫自然态，它是相当稳定的，特殊社会会自发地向其转变，这并不是哪个社会好，哪个不好的问题，两者各有优劣。好比开车猛踩油门时耗油量会上升，车会跑得快，当松开油门时，车慢了，但是耗油量下来了，你说哪一种情况更好呢？
在中国之外，其它特殊社会中就不存在那种要求社会化的体现个体性要求的力量了吗？为什么偏偏在中国体现得这么明显，斗争得这么激烈呢？
人群化的程度越高，个体化的要求应该最为强烈，如果将农民怀里的最后一只母鸡也抢了去，后果会是什么？在苏联不是没有这种个体性的要求，只不过他们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应对办法，例如极力掩饰或向外部转移视线等，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另外，他们大搞特权制度，造成了按权力分配的情况，甚至要达到了封建时代的标准。
很难说特殊社会的解体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因为这只不过是从一条路上走到另一条路上而已。特殊社会解体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理论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以指导人们如何去走这条道路，特殊社会的指导理论是不完美的，所以各国只能自行摸索，当然这种探索也是有益的，但对特殊社会的认识停留在感性层面，是不能从整体上去把握，于是就出现用权力去实行公平，没想到权力却成为了世袭的财富，这种错误是很严重的。
一般社会化的过程
中国的一般社会化过程展现给人们的是社会活化状态下的一幅宏大画卷，欣欣向荣、觉醒、下海、创业、奋斗、财富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在竞争被放开后，竞争得以在极大的广度上进行，这时的竞争是比较公平的，所以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竞争优势的积累很快使竞争的效率降下来、社会分工发生变化，少数人开始从事多数人无能为力的行业，这使得他们确立了优越的经济地位，这也标志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中国的一般化过程有些学者可以做出更细致的表述，总之是一个个人资本逐渐积累、私有经济成分逐渐升级的过程，从最初的个体养殖、个体加工、搞倒卖、跑运输到后来的民营煤矿、民营交通、民营工厂，再到后来的私营经济侵吞国有资产，私有制经济日益强大而将公有制经济排挤出市场。
其实一般社会与特殊社会之间很难找到非常明显的一条红线，当今的社会组织状况各国与各国都不同，尚不论特殊社会，其实一般社会内部差别也很大，所以一般社会只是个泛指。我们没有必要向哪一个样板看齐，只要适合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最好的。
教科书上的变化
最初教科书上的表述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几年以后，变成了“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再过几年以后，变成了“私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过了几年，“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所以要抓大放小，公有制经济退出一般性竞争行业，国企改革势在必行”，为了考试，这些表述我都背过。这种表述上的不断更新大体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可以看出形势变化太快，够难为那些御用理论工作者的了。
政府在社会化过程中严重的不作为
中国共产党背靠大树好乘凉，如果是几个政党轮流执政，那么很难说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谁的功劳，但是因为中国是一党专政，而且中国人向来有一种对“官”的信奉和依赖，所以一切的成就都被记在共产党的功劳薄上了，而共产党对此欣然接受，并发动自己的宣传机器强化大众这种感恩心态。我们可以想一想，日本人取得的成就比我们大得多，到现在为止我们“最为自豪”的数据刚刚超过这个比我们小得多的国家，人均则不具有可比性，他们是不是对某个党、某位首相顶礼膜拜了呢？中国改革的这些成绩不能全部归功于共产党、邓小平及后面这几位领导人，根本上讲，它是中国的农民、工人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如果非要归功于领导人（中国人的习惯），那么第一代领导人的功绩不能抹煞，是他们建立了特殊社会为社会打下了基础、蓄积了能量，这种能量在他们逝去后开始逐步地释放出来。邓小平及后来的领导人确实领导中国人创造了经济上的成功，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即使邓是一个超级魔术师，他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本领使中国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日本保持了几十年的经济的高速发展，那几任日本领导人功不可没，但是你将他们放到非洲国家去，他们能做些什么？邓小平那么“神奇”，你将他放到拉美去，他又能做些什么？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建造了航空母舰，而到现在世界上能造航空母舰的也没几个国家，也就是说满目疮痍的日本在经济起飞前已经蓄积了种种势能，所以才出现了经济奇迹，中国也是一样，而且中国的势能更加隐蔽，更加深厚。
一个新的一般社会的原则应该是在它形成过程中加以制定，因为那时最为容易，形成后也最为稳固，就像小孩子长大后坚持的原则其实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核心理念往往是形成于最初的那段时间一样，等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形成、利益格局形成后再去调整社会，难度可想而知。许多问题到现在才来解决有些晚了，本来应该在开闸放水之前就设计好图纸，在水流到来之前挖通渠道，使之按照一定的设计思想流下去，可是几十年来我们的改革却总是“水到渠成”，渠道是水冲出来的，现在执政者想到应该从整体上重新调整水流、形成合理的水资源网络确实晚了
改革几十年来，我们主动地、有目的地做了什么，没有，而总是被动地修改制度，、绞尽脑汁去“完善”所谓理论和编造新的解说词，没有真正的长远目标，没有方向感，没有一点勇气去做点该做的事。
社会化时期是社会形成、剧变的时期，所以也是管理工作最繁重的时期，执政者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些任务也很重，比如思想文化领域要形成新的文化，重建道德信仰，防止社会败坏，理论探索方面要培育出新的学术，在法律制度领域，要建立一系列的新制度以服务于飞速改变的社会形势，政治领域如何规划社会图景并切实推进政治改革，这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一项都没做。例如现在有学者提出建立收入记录制度，其实这种制度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该建立起来，但是从现在的趋势看来几十年内还建立不起来。
在一般社会化过程政府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压制腹胀的深化、加剧，也就是在劳动分工扩大的同时尽量减小社会分工的程度，从而使活化期延长，以获得尽可能长时间的持续进步，就好比一架滑翔机，飞行员要操纵方向杆使之滑行得更远，而不是像俄罗斯一样垂直栽下来，中国政府在关键时刻的不作为主义，使得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加大，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政治操盘手的位置上，无为就是犯罪。一般社会化过程中社会这架滑翔机能滑翔多远取决于飞行员如何操纵它，另外还要在滑翔过程中组装好新的发动机以便获得新的持久的动力，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完成，那么滑翔机最终会坠地，而且会很惨。
本质上，特殊社会的建立过程是一个上山的过程，而一般化是个下山的过程，相比之下一般化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特殊社会的建立要冲破一般结构的阻碍和旧思想的纠缠，单就纠缠而言，毛泽东为了应付它而耗费了不少精力，而一般化则与此相反，如同是顺水行舟，没有什么大的阻力，社会在自发地发生变化。但是并不是说在一般化过程中我们静坐于船上看风景就可以了，社会的剧变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要及时加以解决，另外既使不要划桨的也要有掌舵的，要不然水流不知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另外，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一个任务就是政治民主化，而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不但无所作为，而且极尽封锁、压制、掩盖之能事，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无法起步，无限期拖延下去，到现在形成了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由特殊社会向一般社会转变过程中，元的流动方式被改变，元的管道网被重建，这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一般社会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重建过程是一个建设性变化且正面因素积累增加的过程，而一旦社会结构已经形成，正面因素的积累开始减速，腹胀使负面因素的力量开始逐渐增加，也就是两种力量的增加速度对比发生了变化。一旦负面因素的力量大于正面因素，社会发展也就停止了，各种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危机的风险开始增加。
一般化完成的判断，应该看这个社会是不是与一般社会没有了明显的区别，如一般社会结构已经完整、各层的力量也很适当，因为受到人口、文化、历史等因素影响，一般化后的社会不可能和其它的社会完全一致，我们在进行判断的时候要剥离这些影响因素。
其实现在的中国人可能都会感觉到现在的社会和新中国建立前或是整个古代时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种感觉是对的，除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与之前几千年或是外部的社会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是一般社会。
对于一般化是否已经完成的问题，我倾向于以一般结构已经完整地出现、腹胀已经开始显现为判断标准，如果照此标准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已经完成了一般化进程，但这种判定标准本身就不是特别准确，要以更为明确的判定标准去看，当中国发生首次经济危机时，一般化肯定在之前已经完成了。
如果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或末期中国的一般化过程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的中国应该处于繁荣向维持过渡的阶段，当然也可能已经进入了维持向停滞过渡的阶段。也就是说经济的繁荣有可能是种假象，它不是在建设社会而是在破坏。
两种方式
激进模式以政治引领社会、以政权为经济私有化开路，人为地去主导社会变革，往往会在短期内见到效果，但是这种人为主导的变革，多数情况下只强化了一方面或几方面，违背了社会全面发展的原则，当社会的其它方面无法对这种变革进行适应性调整时问题就出现了，最终的结果很清楚，但这并不是说这条路走不通，一次失败不能代表这种模式的失败，另一种是经济为先导，牵引政治向前进，政治上实行保守主义，避免社会大的波动，中国的循序渐进的办法，现在看来这个办法是有效的，避免类似俄罗斯休克疗法造成的自残性损害，但是也遗留了一些问题，如政治改革长时间落后于经济、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一般社会化过程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现在中国学者多称之为社会转型。其实只要将社会控制程度降低，那么特殊社会自然会自发地向一般社会靠拢，这个过程是很自然的，不需要大力去推动，只要我们在这阶段做好保障与监督工作就可以了，像俄国那样人为地改造特殊社会，要使之在极短的时间内转变为一般社会结果却拔苗助长，旧的社会秩序一夜之间不复存在，而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起来，结果一个国家跌入灾难的深渊。当然俄的现状不能全部归结为休克疗法的失败，还有其它原因，如世界中心的变化、国际经济布局的变化等。
在一般社会化过程中整体社会急速地发生着变化，诸多问题确实需要研究，另外中国将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一般社会还是个问题。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普通老百姓还像乘船的旅客一样，根本不关心船向哪里开去。
如何看待俄罗斯私有化改革
许多评论说俄私有化改革是一场国家悲剧，它是以西方为模板进行的模仿式改造，而这样的改造在具体实施上过于急躁、过于简单，结果导致了大范围犯罪的发生。理论上讲，俄当时的社会与一般社会还有一段距离，这本应该是一个逐步地、渐进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而俄改革的领导者要在一两年内将世界上最庞大的国有资产处理干净，甚至盲目地认为只要私有了就一切都好了，所以以私有化为改革的目标，这已经偏离了改革的初衷，向一般社会转化过程中，如果人为地去设计、加速它，而不依据其本身的规律，那么在转化中像原子裂变一样的巨大的能量足可以将一个国家撕碎。
在俄罗斯私有化改革过程中，充斥着“欺骗、掠夺、犯罪、冷漠”等，几年间，一幢摩天大厦就被拆得只剩下沙石瓦块，在那个时候，社会规则不起作用，上层人士以改革的名义虎食鲸吞，这不是文明人的改革，而是野蛮人在人类历史上最卑鄙的哄抢。俄的休克疗法首先就是彻底摧毁了本国人们长期以来坚持的信仰，相对于政治经济上的转变，这种思想文化上突然的大转折带来的危机更为可怕，混乱已经不可避免，而私有化过程又让俄国失去了宝贵的十年时间，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和建立有序的经济及有效的管理体系任重而道远。
邓小平和他的“理论”
邓小平在中国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凭着自己的感觉将中国引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在原来的道路看起来越走越困难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没有邓中国也能一般化，但是决不可能这样顺利、平稳，邓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发挥了“别人不敢有的想象力”，而恰恰这个时候他正处于可以决定中国前途的位置上，但肯定地说中国的能量不是邓小平变出来的，而是蕴含在社会之中的，邓只不过是打开了一个神奇的盒子。
贫穷与富裕都是相对的，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虽然通俗易懂，容易为人所理解，但流于表面，与强调经济增长、效率优先等观点一样并未深入社会内部，自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无法相提并论，正因为它达不到一定的深度，所以在实践中出现偏离、偏颇等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邓小平力主改革，从他最初的改革开放起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改革的成绩让他的继承人将改革奉为圭臬，但是现在国内形势与改革兴起之初已大为不同，社会结构大变，利益分化很明显，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被一些人看作是拉开社会差距的理论依据，而在过去已完成的改革中少数人获利丰厚，虽然中国的中下层也是受益者，但是这种受益差别太大，导致现在已经很难形成统一的改革共识。
第五节特殊社会的评价
社会学不是要为我们自己所走过的路辩护，而是对事实的正视、对自己的历史负责，情绪化的寻衅与攻击毫无意义，冷静的分析才是应持的态度。
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尝试，是高度自觉化、素质化的社会运动，就运动本身而言，它同其它被压迫者站起来反抗压迫者以追求自由、平等的运动的理念是一致的，只不过它更激进一些，但都是高尚的、不可诬蔑的，虽然共产主义运动曾出现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这掩盖不了这场运动本身的正义与高尚。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群立志于改变本民族落后面貌的先进分子借助当时最为先进的社会学理论和理想社会模式去实现民族自强、自立、超越的运动，这一运动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为止，前后达一甲子，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虽然其间也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但是成果是丰硕的，短短几十年间，农业上的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工业基础已经建立起来，高科技领域也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而人人平等、充满活力、团结而纯净的社会则更是一笔无形而巨大的财富。
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共产主义运动，抛弃仇视情绪、停止敌对行为、大方地接纳尚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回归人类社会大家庭，给他们以平等的竞争机会。
如何看待特殊社会
社会是人组成的，没有完美的人也就没有完美的社会。任何社会都会有它的优劣势，我们根本找不到一种可行的完美的社会，所以对特殊社会不能抱苛求和情绪化的态度，关键是在应用中要扬长避短。特殊社会优势在某种条件下是非常明显的，如面临生存危机、外来侵略或需要搞工业建设时，当然，特殊社会的弊端也很明显，后期的社会疲劳现象很严重，思想、文化等方面受到压制等，另外，特殊社会是在各种条件都不同于原始社会的情况下的社会化的逆过程的结果之一，是在人为的控制下实现和保持的，而社会化的趋势并没有消失，这种趋势给特殊社会的运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引发一些灾难。发展的道路没有哪一条是平坦的，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都存在利弊问题。
在一些人眼中，人类社会只许封建化，却不能特殊化，其实特殊化正是封建化的对立面，他们总是认为少数人用马圈圈养多数人是正常的，是必然的，故封建社会存在了近千年，无人提出异议，而多数人拆毁了马圈就是不正常的，是反人性的，是最大的罪恶，是无法容忍的，而这就是社会中少数人的卑鄙、多数人的愚蠢和人类低素质的表现之一。
其实，特殊社会既不是某些政治敌视者所宣扬的地狱，也不是其拥护者所宣扬的天堂；它并非如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完美，也不是反对者所形容得那样糟糕，它的本质其实非常简单，并非不可理解，在它里面生活的人们一样遵循着做人的基本原则，这与外面的人没有差别，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神秘、也不陌生，所以，像看待畸形儿或是怪胎一样去看待特殊社会。对它抱敌视情绪、站在外面凭空猜测而妄下评论是不对的，尤其是社会学家更不应该如此，对特殊社会的研究必须更注重事实，坚持客观理性与包容，历史上曾对特殊社会进行猛烈攻击的那些人，其中有多大的成分真的是因为信仰的冲突呢，就像十字军一样，有几个士兵完全是出于对主的服从而举起了屠刀呢？既然它在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就有它出现的必然性的因素，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些因素。
特殊社会也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只不过它的组织形式与一般社会有很大不同，但是这些并不能阻止不同的国家间的正常交往，试图以外力强制其一般化从道义上是讲不通的，如果其社会真的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那么改变也是在其内部产生，而不是外部，外部人没有权利在该社会内部成员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对该社会指手画脚。尊重一个社会的成员的选择，无论他们选择的是哪一种社会，是非常必要的，其实，在对特殊社会国家的攻击中，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充当的角色既可以说是一个手举自由火炬的女神，也可以说是一个偷偷地在别人家井里撒尿的恶棍。无论是否为特殊社会都应是平等的国际成员，试图去孤立、封锁、压制特殊社会国家只能使其更走向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对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不利的，西方人常到古巴去旅游，在那里是否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吗？增加交流，增进了解，彼此尊重，友好共存才是正道，应该让那些特殊社会国家回到国际大家庭中来，历史上冷战的出现也许是一种相对性的错误，而我们现在仍要坚持这种错误那就是绝对性的错误了。
当今在世界的边缘仍有一些真正以共产主义为目标而奋斗的力量，对他们我们应该持何种态度？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为什么存在，他们的要求往往正是指出了一个地区社会的矛盾所在，如腹胀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平系统瘫痪及其它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所要解决的。武力打击无益于事，应该给他们以发言的机会，让他们走到社会前台来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这样对社会才是有益的，当然这是社会中的某些人所不能容忍的，这些人急于将这些非主流势力同犯罪、反社会等同起来，加以打击，力图消灭，当年中共的游击队被“蒋总统”称为“赤匪”，可是几十年后这些“匪类”却安然地坐在了安理会中，他却蜗居于台湾一个小岛上，他也并非没有总结失败的教训，而这些教训正为日后这个小岛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可是为什么非要让教训来教会自己怎么做呢？
以我们的历史为荣
我们从特殊社会走过来，那段历史是我们激情燃烧的产物，是我们高度自觉的产物，是在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现在回头看一看，一切都并不神秘，反而是那么自然。现在许多人在谈到那一段风风火火的岁月时不禁嗤笑，似乎我们的祖辈是多么的原始、多么的落后、多么的天真幼稚，这样看是不对的，其实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最优选择，如果我们嘲笑过去，那才是真正的无知。
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严肃的，历史不允许后悔，更毋论“可笑”二字。人类对于美好社会的追求从未停止，中国的特殊社会作为一次大胆地尝试，其意义是要写进历史的，其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否定的，后世的中国人大可自豪地向世界宣布前人这段大胆而艰苦卓绝的历史：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一个世纪以来的耻辱到此为止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个中国与众不同，她是普通劳动者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她彻底地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成了新的社会，由此带来的热情使她得到了活力、新生，几十年间迅速地成长起来；改革前的几十年，中国的发展是关键的、基础性的，是发展的起步阶段，也是最为困难的阶段，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是我们大踏步地走了过来，所以，永远不能忘记改革前的历史，不能忘记那一辈中国人所作出的自我牺牲，也不能抹煞第一代领导人的功绩。由于世纪耻辱，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过分的自卑心理，新中国建立后将其洗刷一新，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心理又以新的面貌滋生，并且开始否定新中国的几十年，这种崇洋心理应休矣，我们不能自负、不敢自大，但也绝不能自卑，我们要重新评判历史，但是应该以那段全中国的奋斗史为荣。
特殊社会的意义
与其说特殊社会因一部理论而产生，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的理想、愿望而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只不过是打开了一扇门而已，多少年来，人类追求解放自我的美好愿望从未消失，多少次对理想的追求都以碰壁而告终，而马克思则在四面封闭的墙面上打开了一扇门，急切的人们蜂拥而出。
特殊社会的出现是以马克思为开拓者的一群先进人物在世界范围内点燃了人类积蕴了几千年、已经炽热的感情的结果，虽然特殊社会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是那些真正有理想的人仍在为此继续奋斗，虽然我们在历史上从未实现完全的人群化，令人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与纯粹的人群一样仍然仅仅是一个概念，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方向，不但是某个人、某些人、某些国家努力的方向，也是人类社会的方向之一。
特殊社会设计的初衷是寻找一种更好的社会制度，它结合了人们长久以来对理想社会的想像，试图建立一个高尚、纯粹的社会，但是其并不知道只要是社会就不可能是高尚的、纯粹的，要实现理想中的“社会”只能是模拟人群状态，但是在现实的条件下，要实现人群状态就像是用垃圾去建造大厦一样难。
特殊社会在落后的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其实是因为更好地解决了当时的腹胀问题（在平台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在落后国家腹胀尤其深重，如果在一个板结的国家建立起特殊社会，那么可以说意义重大），当然也有民族独立等问题。古代社会中暴力是缓解腹胀最常用的方法，而特殊社会是用暴力手段彻底地解决了问题，特殊社会好像是打破板结社会的重锤，是一条落后者加速追赶先进的道路，也许今后会被有意识地加以采用。
特殊社会只是一条不同于传统发展道路的新道路，它和一般社会各有优缺点，所以不能站在仇视者的立场去相互否定。我们不能说特殊社会是一条捷径，但是它确实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一种选择。到现在为止，它的许多特性仍然受到学者们的注意，这条道路虽然没有成为主流，但它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特殊社会这条路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走的，它需要特定时期、特定国情等作为条件，中国特殊社会的建立是因为有着古老的群体主义文化传统和农民起义的机会。
特殊社会是一条落后国改变面貌的新路，只是这条路不可轻走，弄不好结果是一团糟，不过我们可以借鉴许多特殊社会的思想和方法，如落后国可以把国家的经济命脉把持在自己手里，实行经济计划、解放思想、保护妇女权益等，把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就有效地控制了社会，并保证了政府施政的资金来源，然后按照计划一步步地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能发展慢一些，但保持了独立自主，这一点在发展中很重要。总之，落后国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多看一下和自己一样的国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再考虑一下当前还能不能实行他们当年的战略，权衡估量，最后形成属于自己的发展战略。
现在外界风传中国模式，其实在多少年前，许多国家已经注意到中国之路，曾有一位非洲领导人到北京访问时，抽出时间来到新华书店里买书，他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希望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注意这里的借鉴一词，而不是复制，照搬，这是对的。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广大的国土，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等，而最大的国情是中国是从特殊社会走过来的，所以中国所走的路是不能复制的，只能是借鉴。
在非洲落后国家实行人群化策略应该是可行的，首先采用生存性人群的组织解决生存问题，待积累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到达一定水平后向发展性人群过渡。当然不一定要将全体成员都纳入人群之中，可以有选择地在主要部门实行人群化，如在农业部门，人群化的程度也可以根据现实酌情把握。
其实内部容量很小或是面临生存困境的国家人群化的程度高一些并无不妥，而且人群化使这些国家抗击内外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社会更为稳定、有序。
特殊社会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它反映出一般社会的真实面目，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如果没有这面镜子，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自己是什么样子，就像一生都生活在水中的鱼儿无法理解水是什么一样，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很难理解社会是什么，而人群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因为人群是一种新的天地，也可以说是社会的极端状态，站在人群这个山顶上去看社会像是站在月球上看地球，这样才能观察到社会的全貌，才能体会到两者的不同，才能真正理解社会，找到一般社会自身缺陷的解决办法，所以说特殊社会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是不可再现的了不起的尝试。
特殊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突变，它并不是人类社会正常演化出的一种类型，在脱离了古典社会后，人类始终是在一般社会这条线上前行的，脱离了这条线而建立起一个特殊社会是一种创造，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挣脱，是一场开辟另一条发展道路的尝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现在国内有一股否定特殊社会之风，他们对于特殊社会的理解只是停留于表面，而且往往带有很强的报复情绪。这是不对的，特殊社会本来是美好的，虽然在实践中出现了种种错误，但是它作为人类的伟大尝试的性质没有变，再说特殊社会何负于我们呢？特殊社会使俄国从一个残破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一跃成为超级大国，使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现在俄国某些方面还在吃苏联的遗产，我们也在享受着特殊社会留下的一些成果。
特殊社会作为一次伟大的尝试，人类勇敢地向社会顽疾宣战，虽然现在陷入低潮，但为社会学的建立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珍贵的材料，从而使社会学的视野更加广阔而全面，而这又可以作用于将来社会的发展，所以特殊社会的实践对社会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不少可用的营养。
特殊社会的东西，我们要继承哪些，要改变哪些，现在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另外对于目前中国的性质也争论颇大。其实这一切都是在迷雾中的战争，当迷雾散去后，也就争论不起来了，事情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特殊社会确实有些好的东西要继承下来，这些东西在新形势下能发挥独到而微妙的作用。
第六节对毛泽东的评价
毛泽东的功绩是无可比拟的，使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被欺凌、被奴役的地位而自豪地站起来，使一个分裂而残破的半殖民地国家变为国际俱乐部中的主要成员，享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使一个沉沦的古老民族洗刷了百年耻辱而焕然一新。他的斗争精神唤醒了人们心底的反叛意识，他成为这种精神的代表，我承认我无比崇拜毛泽东，是他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国获得了新生，打下了中华复兴的基础，这是无论如何无法否认的。
如果我们不看他使用的方法是什么，只看结果，那么总体上看，虽然没有达到他理想中的目标，但毛泽东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而且是很出色地完成了，中华复兴的基调是这时定下的，基础也是在这时打下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应以此为出发点，而不是某种情绪。
我不否定对毛主席的评价应该三七开，可是这样的评价让这位伟人有点冤，他犯的错误正是他在成功之处的沿续，理想没有变，始终如一，性格也没变，历来如此。
毛泽东的困惑
悲凉的晚年，孤独的伟人，自己亲手缔造的国家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头的动乱中，一个个矛盾像绳扣儿一样结成网罩在他的身上，他最骄傲的社会主义大厦在漏水，为此他一次又一次地堵住漏水的地方，消灭这种转变的趋势于萌芽状态，可是他有些忙不过来；要想维持一个人群的稳定就必须对那些要求个体性的代表人物进行“处理”，这些“害群之马”会使整个人群毁灭，而这些“害群之马”往往是自己最信任的战友，困惑随之而来，为什么为这样？难道就没有其它的办法吗？一生的执着性格使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可以用搞运动的方法将人民聚拢在自已的周围，可是这场运动的代价也不小，长此下去国家不可承受。
毛泽东利用文化大革命所要完成的是同历代农民政权一样但又彻底得多的工作——打倒一切压在百姓头上的管理者，从思想文化到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所有方面一劳永逸地解放普通劳动者，组建一个真正的只有工农阶级的纯洁社会，为此，毛泽东不惜冒天下大乱的危险推行文革，但是，文革的目标几乎是无法完成的，即使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为了理想中的社会造就了一个何等疯狂的时代，即便我们已经抱定不惜一切的决心，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毛泽东像是暴烈的野牛钻进了死胡同，东西冲突，伤痕累累，理论上的矛盾使他进入了无法破解的迷宫，这并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他的无能。他最为关注和极尽心力去追求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问题在苏联被忽略了，出现了政权被像蛋糕一样分割的现象，结果正是这个漏洞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的积累造成了苏联“非常自然地”剧变。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我们仍可感到他那颗追求劳苦大众最终、最彻底地解放的心仍在跳动。
毛泽东是一个英雄，虽然以悲剧落幕，但是他的理论感知能力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的感觉是对的，特殊社会在自发地向一般社会靠拢，他一次次费劲地将其拉回来，可是这种靠拢是多方面多波次的，他力不从心。他的感觉确实是别人所不及的，但是这也注定了他的悲剧主角的角色，邓小平虽然成功了，但是他最终都没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会有什么结果。
毛泽东时代将会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同历届农民起义领袖相比，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最为科学的、最为彻底的，而毛泽东本人对于共产主义的追求是最为执着的，虽然这一执着因过于急躁而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特殊社会中的有一些让现在的人看来不可理解甚至是可笑的事情在历史上看来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不可再现的创举，全国一盘棋、统购统销、人民运动等等，这些对于占国家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来说是难得的福音。
不管特殊社会成败与否，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争取到了成百上千次的农民起义所梦想的社会状态，在几十年间，底层民众享受了公平的待遇甚至超公平的待遇，这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