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先生近日提出建议，“取消或淡化”和谐社会的提法，以“公正社会或正义社会”的提法取而代之。对于胡先生指出的种种问题，本人深有同感。但是，对于“取消或淡化”的主张，却不敢苟同。本人以为，和谐社会是一个好的提法，好的目标。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不是目标本身有问题，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一般说来，提出一个好的目标并不难，难的是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政治家的所谓权谋，谋的就是方法。毛泽东是世所公认的权谋大师，因而十分重视方法问题。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他就提出要注意工作方法。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当然，毛泽东所擅长的是革命的方法，斗争的方法，至于建设的方法，治国的方法，则令人不敢恭维。然而，他重视方法的思想，还是很有价值的。

和谐社会刚刚提出的时候，曾经是一片叫好。当年，任仲夷老先生采用拆字法，指出“和”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就是人人能说话，既有民生，又有民主，社会就和谐了。而今７年过去了，在改善民生方面，进展较好，但在推进民主方面，却乏善可陈，在某些方面反而出现了倒退。这种状况的出现，并不是和谐社会的提法不好，而是在方法上出了问题。

一是人治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复杂化，需要通过法治的方法加以规范和调整，才能形成和谐共处的局面。也就是说，讲和谐，就要讲法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反而出现了从法治向人治的倒退。典型的表现是重庆的所谓“打黑”，公检法三家联合成立专案组，抛弃法律上规定的相互制约的原则，对于依法行使辩护权的律师，竟然逮捕判刑，最后形成了“黑打”。不讲法治，就没有公平，没有正义，社会和谐也就成了空话。

二是压制的方法。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人的见解。和谐的前提是承认差异，承认矛盾的存在，但解决矛盾的方法是说服和疏导，通过对话取得共识，实现双赢，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见的是压制而不是说服。其一是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对持有异议的所谓意见领袖，有的实行封杀，有的抓去坐牢。敏感词越来越多，造成一种莫谈国事的恐怖气氛。有口不能说话，“谐”从何来？其二是对上访民众的压制。民众正常的上访行为被视为非法，各级政府实行截访，将上访者关进所谓“法制培训班”，精神病院，甚至送去劳教，逮捕判刑。民众有冤不得申，“和”从何来？其三是对民主诉求的压制。公民依法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也要被调查，被公安约谈，被限制通信自由和人身自由。公权力对于公民权利肆无忌惮的侵犯，又怎么能够实现和谐？

人们常说：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说的是只要思想重视，办法总是能找到的，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构建和谐社会的方法之所以不对，并不是能力不够找不到，而是在思想上没有真正形成共识。在政法机关的计划中，提的都是维稳，很少说到和谐。在宣传部门的口径中，提的也是稳定，对和谐的研究和宣传，十分有限。由于思想上的老一套，带来行动上的老一套。结果是目标虽好，但只是一张画饼。在某些人看来，人治和压制，就是看家的本领，一用就灵，屡试不爽。因而没有必要去找什么新的方法。殊不知，斗争思维指导下的方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难以兼容的，只有探索出一套和谐思维指导下的新方法，才能有效构建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提法。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同样，构建和谐社会，也迫切需要有一大批秉持和谐思维的干部。只有把这样的干部安排到关键的领导岗位，和谐社会的构建才有组织上的保障。因此，和谐社会难以落实，归根到底还是用人的问题，在于组织路线没有提供有力的保障。

按照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表述，和谐社会的含义，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内容。这与胡星斗先生提出的“公平社会”、“正义社会”在内涵上是一致的，而且涵盖面更加宽广。因此，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解决方法问题，胡先生提出的种种社会目标，也同样会落空。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