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我们今天如何对待马克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0 次 更新时间:2011-07-04 08: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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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在21世纪的今天,应该坦率地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了各式各样的挑战。它当然不能也不应回避这些挑战,因为从积极的方面说,这也恰恰是其实现自我清算、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历史契机。但是,我们尚需仔细甄别哪些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引起的,哪些挑战又是因为我们对待它的方式不当造成的。就后者而言,我认为,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护方式、看待方式和应有态度方面都存在着值得反省的地方。

  

  辩护方式问题

  

  诞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了21世纪是否还有价值?是否因为时代的迁移而变得过时了呢?其实,马克思并没有过时。因为他把自己的使命定位于“哲学的实现”,也就是“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只要现代性没有被历史地超越和现实地解构,只要马克思所揭集出来的那个“自由王国”尚未来临,那么马克思就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最为深刻的批判尺度和最为有力的批判力量。它不仅提供了批判的衡准,而且提供了批判的视野和立场;因为它所确立的思维方式,能够使人们“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这种彻底的批判精神,内在地要求人们从“暂时性方面”去看待现存的一切。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的实现也就是哲学的丧失”。因为只有当“哲学”“世界化”之后,“哲学”才变得多余;所以,若要使哲学“过时”,就追求它的“实现”好了。而“实现”也就是“完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终结”于它的“完成”。

  

  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它就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思潮的质疑和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受挫以来,这种质疑和挑战越来越频繁和激烈。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都不怕这种批评,因为它本身就是在批评中诞生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究竟采取怎样的辩护方式才是恰当的和有效的,才真正地有助于人们看清马克思思想的真理光芒。因此,我们无疑需要“保卫马克思”,但必须改变和摒弃原有的那种拙劣的辩护方式。蹩脚的辩护不仅不能拯救马克思主义,相反还会有葬送马克思主义的危险。以往的种种辩护存在的主要症结在于:一是往往囿于个别结论的重申,而缺乏对那种使一切结论成为可能的逻辑前提的澄清和追问。今天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批评者,所质疑的已经不再仅仅是个别结论或具体观点,而是使这一切个别结论或具体观点赖以成立的那个根本逻辑预设本身。看上去自明的前提,已经不再那么自明了。如此一来,无论怎样反复重申这样的前提,也无济于事,一切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二是往往局限于简单地“宣布”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错误”,而不是去认真地“证明”它们的错误,所以总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不能以理服人。正如恩格斯在谈及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评时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今天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是深度辩护。所谓深度辩护,就是说必须从逻辑预设的层面上进行合法性的论证;所以,只有提高辩护的档次和水准才能够真正奏效。否则, 不仅于事无补,甚至会助纣为虐。理论的彻底性要求,也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元”层面的意义上替马克思辩护。关于理论的彻底性,青年马克思早就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那么,怎样才能“掌握群众”呢?他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显然,理论的彻底性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担当的历史使命的兑现息息相关。如果一种理论不能自觉地批判性地清算使自己成为可能、从而获得自身合法性的逻辑前提,那么它就绝不能成为“彻底的”理论。在必须回应各种挑战的情形下,尤其如此。

  

  要达到理论的彻底性,就不能不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是一种本体论,但它不再是一种古典本体论,而是一种现代本体论形态。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领会,不应从一般本体论的角度,而应从本体论革命性变革的角度去进行;否则,就无法真正把握它的实质和贡献。倘若我们把自己的理解“刻舟求剑”式地局限于本体论的古典形态,就永远也“发现”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意味。那么,作为现代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哲学包括现当代哲学相比,它的优点究竟是什么呢?不揭示这一点,我们就难以在哲学的意义上为马克思作出有效的辩护。

  

  我们知道,实践是被马克思作为自己的整个哲学大厦赖以确立起来的终极性的原初基础确认的,当实践作为哲学的“第一原则”被建构起来后,哲学回到人的存在就获得了可靠的保障。但是,这一新质特点,在我们所叙述出来的权威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那里,却被严重地忽视了。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出现逆反心理,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拙劣解释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不少人在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后,往往会感到味同嚼蜡、索然无味。哲学原本是“爱智慧”的,但是如果读哲学书越读越蠢,那么谁还会对这样的哲学发生兴趣呢?但是,当人们回过头来读原著的时候,就蓦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从而领略了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思想家的睿智,会深深地被他的那种思想的力量所慑服和震撼。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不是马克思过时了,而是我们过去的那种蹩脚的解释妨碍了马克思思想的魅力。当然,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不仅仅是“过时”与否的问题,而且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就有违历史的真实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基础受到质疑,例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偏好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批评。所以,我们要替马克思辩护,不仅需要论证马克思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有效,更具有前提性的是,还需要证明马克思思想在当时就是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和实证根据的。

  

  看待方式问题

  

  在“重读马克思”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究竟是如何“做”哲学的?对于马克思的思想而言,就像罗丹当年所说的那样,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不是缺少“哲学”,而是我们这些解读者缺乏发现“哲学”的能力。读马克思的著作,人们会有一个感受,就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关于“哲学”的定义。这也是不少人说马克思已经“终结”了“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这不是因为马克思没有“哲学”,而是我们对待马克思思想的方式使我们发现不了他的“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是动词性的,而非名词性的;是实际的运思,而非谈论的对象;是“活”的、有生命的敞开过程,而非“死”的、已完成之物。拿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我们不能用“现成在手状态”而必须用“当下上手状态”去体认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捕捉”到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意味。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内在性和实践性。所谓内在性是指马克思的思想不是可以被人们外在地把握、旁观式地谈论的对象,而是只有进人其中的那种参与式地运思,才能够被领悟到的。这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必须“逗留在哲学中”,而不是站在“哲学之外”或“哲学之上”。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归根到底取决于它的独特的哲学观,也就是它对哲学的领会。马克思说到底不过是用自己的实际运思来“显现”哲学,而不是站在哲学以外,把哲学设置成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僵死的对象去“谈论”哲学。这也是马克思同以往的哲学家不同的地方。马克思之所以不满意于思辨哲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思辨哲学家总是倾向于把哲学当做一堆与哲学家自己的历史处境无关的知识,然后加以建构,他们可以把哲学搞得非常精巧,但就是与时代无涉,与切己的生命无关,从而遗忘和遮蔽了哲学家自己的此在性。所以马克思批评说:“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这样的哲学,除了沦为书斋里的思辨游戏之外,不会有别的可能;除了能够满足哲学家们的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和孤芳自赏的自恋情结之外,不会有任何意义。所谓实践性当然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作为建构自身的“第一原则”加以确认,以及它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世界”即实际地反对现存的一切,另外,实践性还指在马克思语境中的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实际的运思过程。

  

  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一种运思方式,它表现为一种能力,而不是一种知识。我们不难发现一种现象,就是不少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考试成绩可以得一百分,但他们却未必能够像马克思那样进行哲学地思考。其原因何在呢?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出现了致命偏差。学习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像练习游泳,能力只能在实际地“做”的过程中“习得”,而无法通过“背”书本“获得”。一个人可以把游泳教科书倒背如流,但把他抛入水中照样会被淹死;所以,仅仅从知识接受的角度去“亲近”马克思,是不可能真正同马克思“照面”的。那么,怎样才能“习得”马克思的运思方式,从而使它变成自己的内在的能力呢?我以为只有学会同马克思一道思考,在这种实际地运思中才有可能进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境,从而身临其境地去体认它的真谛,潜移默化地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训练。这样的结果所达到的是“神似”而不再是“形似”。怎么才能同马克思一道思考呢?除了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没有别的路径可走。所以,读那些里程碑式的经典性原著就显得非常重要,可以说具有前提性的意义,这是别的方式替代不了的硬功夫。不少人读了许多第二三手的东西,拿它去了解马克思,那就非常糟糕了;因为这样得到的往往只是些皮相,甚至还是扭曲了的皮相。

  

  应有态度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史事实,更是一种现实的建构。今天的我们谁也无法逃避对它的表态。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可能的态度,即“告别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和“创浩性地诠释马克思”。那么,究竟哪一种态度才是恰当的呢?又为什么是恰当的呢?我认为,这三者恰好构成了“正”、“反”、“合”三一式的关系。因此,从逻辑的可能性上讲,无论是作为“正题”的“告别马克思”,还是作为“反题”的“回到马克思”,都是片面的、偏执的和独断的,缺乏反省的姿态;只有作为“合题”的“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才是一种最完备、最恰当的态度,从而值得我们选择。

  

  “告别马克思”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了,从而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来说,无论是诋毁还是迷信,都往往是基于无知和成见。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轻蔑和不屑的态度,但他们中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和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拒绝的姿态,并不是基于独立思考之后得出的判断,而不过是人云亦云的结果;所以,这种态度既不郑重也不正确。与此截然相反的态度是“回到马克思”,它以保守主义立场去对待马克思。这种态度先行地预设了一个具有实在性的客观的马克思,但无视了解释学的贡献。实际上,今天我们“重读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是解释学的。离开人的此在性的解释的所谓“本真的马克思”,我们只能设想它,却无从把握和达到它。试图以还原论的方式“再现”马克思的企图,是注定要落空的。马克思当年曾经讽刺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此话耐人寻味,当然可以从不同维度加以领会,但至少应该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是不能够通过绝对的客观还原可以达到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 其争辩双方都在援引马克思的同一段话,结果还争得不可开交,最后竟变成了两个“马克思”在“打架”。这是富有讽刺意味的。究竟谁是真传、谁是鹰品,没有谁能够有资格和特权扮演判决者的角色来加以裁定。在这个意义上,所有马克思的后来者在解释马克思的问题上都是平权的。

  

  因此,我们必须扬弃“告别马克思”和“回到马克思”这样两种态度的对立,寻求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创造性地淦释马克思”。这项工作首先要求我们正本清源,剥除以往人们对于马克思的误读成分。“重读马克思”这个提法本身就已经暗示了对于马克思的误读;那么,所谓“误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对于马克思思想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的“恩格斯化”,没有正视马克思同恩格斯之间在思想上的异质性差别,而是用恩格斯去诠释马克思。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个人的。无论在文本上,还是在个人交往上,抑或是在他们的宣称上,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的思想不存在任何不能忽略不计的差别。再者,解读者的个人气质和偏好(如列宁等)也发生重要影响。第三,马克思著作的整理出版的滞后,也给误读提供了可能。第四,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所肩负的双重使命,即启蒙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纠缠所决定的特定历史情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原因,造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特质的严重遮蔽。马克思的“恩格斯化”的一个集中表现是,在本体论的基础上把人不在场的“物质”作为初始范畴加以确认,从而拒绝了“实践”的本体论地位。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思想的性质,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理论后果。由此决定了立足于今天的时代高度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特质,成为我们“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

  

  “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有机地体现了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在诠释马克思的过程中,无论我们的创造性多么强烈,诠释的终究是马克思而非别的思想家。解释学固然正视和容忍“合法的偏见”,但总不能把《红楼梦》解释成《三国演义》吧。所以,不论注入了解释者的多少此在性的前见,都不可能绝对地摆脱来自文本本身对于解释活动的牵制。就此而言,“创造性地诠释”仍然不能不体现着坚持和继承的方面。但另一方面, 我们毕竟是立足于今天这个时代的高度去解释马克思的,由此决定了它必然内在地积淀着今天的时代精神,蕴含着今天的时代维度的规定。这也恰恰是“创造性地诠释”的历史基础和存在论根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诠释活动又必然地带有原创的性质。正是这一点,规定了我们今天的诠释,注定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和生成性的特征。

  

  (原载《中国研究生》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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