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中国式民主的主体复合结构与综合推进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6 次 更新时间:2011-07-03 20: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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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 (进入专栏)  

  

  与改革开放的“中国模式”相对应,“中国式民主”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词,这反映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进展。同时,随着对上述主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式民主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努力,即以一种更高、更宽、更全的视野来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基于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上的考虑,中国式民主的结构问题就变得格外突出了。

    

  一、中国式民主的主体复合结构模式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指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十大结合,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经验最明确、最完整的总结。如果把这十条总结体现出来的精神实质作一个通盘的审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总体方针的确定,还是体系结构的搭建、目标价值的定位,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表现出复合结构。中国改革开放的这种复合结构直接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合特征。“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等论述直接突出了中国式民主政治的主体复合。

  从总体上看,我们可以把一个社会的政治主体区别为个体、社会和国家三大方面,三大主体既彼此独立,又互相影响。从现代政治主体的基本特性来看,个体强调自由,社会强调自治,国家则强调权力,这构成了各自的本质规定性,即轴心原则;同时,这三大主体之间又存在着互相影响的一面,个体通过权利进入社会和国家,国家则通过权力返回到社会和个人的领域,形成轴心原则的辐射效应。社会主体的这种状况对民主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使民主政治表现出主体轴心结构:一方面,由于不同主体均遵循自身的轴心原则,其与民主原则发生作用的形态使得民主呈现出多元特征;另一方面,民主也会对三大主体形成不同的影响,从而使主体调解自身,提高自身的民主性。由于主体之间的差异,不同主体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不同主体的综合作用。这就是民主政治主体轴心的复合效应。的难题影响到国内稳定和发展。

  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如果不能根据20多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对这一战略思想进行补充和调整,其精神实质反而难以延续。在对外工作中“有所作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但离开了“韬光养晦”的衬托,也就成了无的放矢。因此,需要重点重新思考定位的是“韬光养晦”的概念和提法。始

  民主政治的主体轴心复合效应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同时也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从政治主体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是多元力量参与的复杂进程,仅仅从某一主体出发对其作出解释是不可能的,也是片面的。就中国民政治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国家层面推动政治民主是主要的时,发挥其他政治主体的能动性,培养公民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也越来越突出。

  

  1.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

  

  一般来讲,国家权力的民主建设是最重要的政治民主,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会从总体上为个体自南和社会自治释放更为广阔的空间;然而,对于现代民主政治来讲,仅有国家层面对民主政治的建构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个人层面的自由追求和社会层面的自治组织。在三个主体间关系的问题上,现代民主政治更强调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分离与互动。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不仅是个人自由上升到国家民主的过滤器和放大器,还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纠集与转换的稳定器和缓冲器。

  就民主政治的基本主体动力来看,国家与公民社会显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力量,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是从国家的角度推进民主,由于国家主体本身的内在规定性,结果会表现为国家层次的民主;同样,如果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推进民主,其结果会表现为社会层次的民主,这也是由公民社会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对于健康的民主来讲,这两种民主显然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同时期,不同的主体会表现出一定的优先性。一般来讲,在一个民主制度建设的初期,国家层次的民主会在制度建设、宪法架构等方面表现出优先性。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会增加国家的负累,出现政府职能的错位、越位等现象,同时还会挤压公共生活的空间,甚至侵入个人领域,以民主开始,以专制告终。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一直以国家为主导。但是,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公民社会开始登卜民主政治建设的舞台,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 NGO)、非营利组织(NPO)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社团在中国民主政治的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国家本位的民主主体特征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但国家一社会复合格局已经开始形成,并且越来越重要。

  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得中国在国家形态的民主之外出现了一种特殊形态的民主:“非国家形态民主”,即发生在市民社会和自治活动领域而不是在国家生活之中、不体现国家权力关系的民主形式。这一民主形式广泛地包含了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以及军队中的“三大民主、社团的民主管理等民主形式”。把这种“非国家形态民主”作为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突破口的认识实际上是强调了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力量,认可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复合作用。事实可能是,现代民主的产生是以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为前提的,但其成长却有赖于两者之间的协调、平衡或合作,有机的公共生活是社会与国家有机互动、共同创造的,而国家与社会恪守各自权利所形成的责任要求,是这种公共生活的基础。

  公民社会需要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找到准确的位置,这并不等于说,公民社会成了民主化进程中唯一重要的一极。公民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过高估计公民社会的作用对中国的民主化并无益处。部分学者认为,在中国,真正有力量的社团往往不是按照民主的原则架构起来的,而真正有利于民主的社团却处于非常无力的地位。

  客观地讲,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国家与公民社会复合结构的形成更多地有赖于公民社会的成长。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仍然存在着规模偏小、质量较差、自主性不强、民主性较低等多种弱点,这直接影响到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与公民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是中国式民主政治主体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当前中国国家建设的特殊阶段,依靠国家力量适度推进公民社会的成长,积极发展和完善公民社会,并确立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决定了中国式民主政治主体作用的合理发挥。

  

  2.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构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结构,使其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就“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来看,从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命题到“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形成了法治民主的复合结构。然而,如何处理“人民当家做主”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实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协调,仍然是中国式民主进一步发展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从本质上讲,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是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就其形式来看,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内涵要素也具有一定的重合性。比如,两者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民主观作为指导思想,都坚持相同的民主原则,都坚持民主集中制,而且在总体目标上具有一致性。而且,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基层民主,都离不开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等基本方面。在民主制度的建设、民主文化的培养等多个方面,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内涵是相通的。

  然而,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在总体上的一致性并不排除两者在局部上存在差异,甚至是冲突。以两者关系在基层的体现而言,党内民主与村民自治两者在政治功能、具体目标、组织形式、实施原则等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同,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出现紧张关系,甚至会演化为矛盾,从而形成的就不是民主模式之间的对接,而是错位,使民主政治的建设不是因为民主模式之间的互相影响而相得益彰,而是因为冲突而减弱。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的这种关系基调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第一重复合,它居于其他中国民主政治结构复合的核心。在中央层面,这种复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体现出来,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在地方层面,这种复合表现为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在基层,这种复合体现在村委会与党支部、村主任与村支书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在这些关系中,总体是协调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局部的不和谐,甚至冲突也是大量存在的。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关系在中央层面的一种体现的话,那么,两者关系在地方,甚至是基层则呈现出更为多样的情况。农村出现的“两委矛盾”就是两者关系错位的一个表现。20世纪末,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深入,两委矛盾逐渐表面化。“由一元结构分解为二元结构,以及二元结构之间的失衡,使农村基层的公共权威产生了新的危机。如果说村民自治推行之前,农村基层政权的危机主要来自外部因素的挑战,那么,两委关系的矛盾则直接体现为权力结构内部的冲突。”如果无法处理党内民主和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那么,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整体效应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在冲突中抵消各种民主模式已经取得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村民自治不仅无法向上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党内民主的向外发展。

  在基层,支书与村长、党支部与村委会、党员选举和村民选举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检验党内民主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健康关系是否形成的风向标,直接关系到能否将党的领导和人民的首创精神结合起来。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来讲,两者关系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对21世纪的中国政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林尚立乐观地认为,基层群众自治与基层党建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应是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基本景观。在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处理好政府、政党与自治组织的关系。

  作为解决农村人民当家做主与党的建设关系的新实践,“两票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推行。这种做法就是在农村党支部的换届选举中,先由村民对党支部委员候选人投“信任票”,再由全体党员投“选举票”。。在连续两届荣获“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殊荣的山西省临猗县,在全县农村支部、村委会同时换届中,率先在支部中推行“两票制”。后来,这一模式又在江苏省姜堰市王石乡、湖北广水等地实施。这种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复合结构模式还进一步推广。在随州,出现了从“两票制”的民主选举到“两会制”的民主决策的过渡,在乡镇长的选举中,“两票制”亦在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首次施行。

  这种“人民当家做主”和“党的领导”在基层的对接是否具有示范意义呢?换句话说,这种地方经验能不能用于指导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问题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党内民主和村民自治本身,成为“人民当家做主”和“党的领导”能否实现有机结合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会对世界范围内的政党与民主关系做出重大的理论贡献。

  

  二、中国式民主的主体综合推进战略

  

  在描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时,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论”,即: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以恩格斯的“合力论”来考察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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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华文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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