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勋 马寅卯:哲学的现状与哲学的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6 次 更新时间:2011-06-30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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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勋   马寅卯  

哲学处于不景气之中,是当前学术界不少人正在议论的一个话题。哲学的不景气,从哲学自身来看,应指哲学思想和哲学理论的贫乏或过时;从外部来看,主要是指哲学市场的萧条与冷落。哲学正在成为越来越少有人问津的领域。哲学是什么,哲学能干什么,已越来越少有人关心和理睬。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哲学界定为“文化的文化”。所谓“文化的文化”,乃是指哲学具有统辖一切文化的功能。它是文化的基础,又是文化的代表和缩影。在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身上,最具有一个时代文化的特征。哲学状况是文化状况的最好显现,是文化状况的晴雨表,哲学的兴衰与文化的走向休戚相关。因此,分析哲学的状况不能撇开文化的状况。“一方面,每一种文化危机基本上是迄今所承认和相信的价值的危机,另一方面,哲学的问题大部分始终是在于寻求最后的绝对价值,或者是完全怀疑这种价值。”(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册,第24页)

在现实生活中,过去众多的传统思想观念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迅速崩溃,而新的生活准则尚未完全确立起来,社会正在经受着破旧立新的阵痛。于是,一些人处于一种无所信赖、无所依托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又表现为混乱、盲目、为所欲为、没有标准、没有权威。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现象简要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一些人以无知为荣,以“我不懂什么理论”为时髦。(2)对享乐性、刺激性消费的迷醉。色情、暴力、凶杀书籍和录相泛滥。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感官的快乐甚至理性的满足。(3)拜金主义。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靠血缘、情感维系的关系逐渐淡化。相反,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金钱成为决定亲疏的最高尺度,能否赚钱发财成为一个人能力、地位的标志。(4)精神生活空虚无聊,不少人看不到生活的意义,找不到精神的家园。

作为“文化的文化”,哲学并非独自生长。它牵制文化,有时也为文化所牵制。很难设想,那些金钱至上,精神上失落甚至反理性主义的人们会对理论有什么兴趣。而居于知识最顶层的哲学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思辨性、非直接现实性、非实用功利性的特点,面对这样的思潮和文化环境,其沉沦和萧条是难于避免的。从根本上说,哲学无论怎样到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之中)、屈尊、“贴近生活”,也不能今理性的、精致的东西。即使是非天跟踪这个“风”,明天追随那理性主义哲学,也是通过理性的个“潮”。它终归是一种超越于方式来把握和表达人性中非理性世俗事务之上的(尽管它也内化的一面。哲学是间接的工具,是看不见的武器,它起作用的方式是内在的,而不具有人们所希求的那种可操作的、“立竿见影”的特点和功能。

总之,哲学与文化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在市场经济初期,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遭受了重大的冲击。面对五光十色、充满诱惑的世界,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于是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先前被压抑的人格的另一面也开始复苏,本能的需求像决了堤的水似的被无限制的张扬和释放。正是这些人的兴趣开始由道德转向了金钱,由集体转向了个体,由生产转向了消费,由理想转向了“现实”,对知识包括哲学这个关于世界观的知识的追求被视为不识时务和故弄玄虚而被暂时搁置在一边甚至遗忘。

黑格尔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一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逻辑学》上册,第2页)

哲学,并不仅仅是富贵人的一种消遣,或者古今圣贤玩弄的一种智力游戏。它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一种必需品,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哲学的的确确在影响着我们。我们要生活,就离不开哲学。因为,人不是行尸走肉,他不能仅仅满足于填饱肚子。他也不是没头的苍蝇,可以在寂黑中盲无目的地撞来撞去。他需要理性的召唤,需要灵魂的寓所。

哲学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找到生活的目标、根据和意义,使人的心灵得到安顿,不致在吵吵嚷嚷的日常忙碌中迷失方向。可是,我们今日的哲学却显得那样无力。

第一,金钱的魔力削弱了哲学的灵光,却复活和膨胀了原始的野性。赚钱发财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以此作为生活的唯一驱动力就不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了。金钱并不能满足人的一切需要;如果把它的作用不适当地夸大或强迫它干力所不能及的事,就会引发灾难。它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合法地获得并被正当地消费和投入到有益的事业中,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机制。“大款文化”之所以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不光是因为“大款”腰缠万贯,更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已引起人们深深的忧虑。一些“大款”文化程度很低,素质极差,为了赚取钱财不择手段,钱财到手之后又极尽挥霍浪费之能事,甚至为非作歹。我们可以看到,当金钱不是与知识、理性相结合,而是用来对抗知识和理性时,它便不再是造福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会蜕变为罪恶的渊薮。金钱一旦取得了对理性的胜利,理性就有被毁灭的危险。而离开了理性,金钱就是一种无组织的力量。这时,人不再是金钱的主人,而金钱却成为人的役使者。

第二,哲学的沉寂必然导致迷信的抬头。人不能没有信仰。信仰的对象,或者是宗教,或者是科学,或者是伦理,或者是哲学,或者是迷信。人的信仰需求,根植于人内心的无由庇护感和对自己命运的忧虑,以及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不仅生活在现在和过去,还投身到未来,他对自己归宿的关注甚于对历史和当下的关注。人对自己命运的把握是靠一些或真实、或虚假、或精致、或粗糙的信条实现的。我国是个宗教意识很淡薄的国家,又缺乏科学理性的浇铸,哲学不被关注,维系人们情感、指导人们行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受到极大冲击,这就给迷信提供了天地。迷信作为邪门歪道,虽然荒谬离奇,却颇能招人惑众,因为它恰好迎合了人们想探知未来命运的好奇心理,能使人们看到一线超越现状的希望。在“信不信由你”、“心诚则灵”等诱惑下,于是,在农村,一些学校让位于神庙,佛龛挤走了教师;在一些城市,卦摊摆上了街巷,各种迷信“预测”上了书市。

然而,迷信终究是迷信。它虽能一时填补人们心灵的空白,却由于其本质上的虚妄,从长远看,它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制造混乱,滋生痛苦。

第三,没有哲学的浸润指引将使社会生活失范,人们精神失衡加重。哲学的火焰熄灭之后,人生的冲突便不再是以理论的形式显露出来,而是表现为失落感、疏离感、无足轻重感,还有怀旧情绪、对未来的恐惧、对都市文明的厌倦,等等。于是,只好“跟着感觉走”,跟着潮流走;于是,无论干什么都像一窝蜂,表面上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少现代人所表现出来的二难处境就在于他们一方面扫除了一切信仰和原则,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勇气面对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真空;他们一方面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作出明确的实际决定。这种矛盾的体验足以使他把任何萤火的亮光当作宙斯的莅临而抓住不放。一位“追星族”的女大学生就曾振振有词地说:“不追星追什么!”

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时,不能不同时关注人们的精神状况。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现代人将陷入比原始人缺乏食物更危险的境地。

怎样使社会这台机器的各个齿轮协调运转,怎样消除经济与文化、道德的二律背反?这是今天的哲学应当而且必须着重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不需要哲学了,而是哲学面临着崭新的舞台。这个舞台对哲学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挑战从来都意味着机遇。勇敢地面对现实、迎接挑战,哲学便会获得新生。

哲学要走向新生,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努力。它有赖于全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国家和社会创设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有赖于民间社团的投入和资助,等等。但从哲学工作者自身来看,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哲学工作者要深入思索时代提出的课题。哲学虽高于生活,但它毕竟是对生活的高度抽象,是生活的结晶,因而它不能离开生活。哲学创造的灵感和冲动源于生活。但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旋律。要把握这个旋律,只有关注生活、深入生活、思索生活,从中提炼出最本质和最精致的东西来。哲学对生活的关注不是对生活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它是把生活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的,它要对常人司空见惯,想当然的事物和现象加以审查和考问,并把审查和考问的结果作为进一步查问的起点。哲学的探究不是一般的探究。要使探究具有深度,必须经过专门的哲学训练,这就要求哲学工作者熟悉和钻研以往的哲学史。这样,探究才不致于空洞和肤浅,而是具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第二,哲学研究要变那种琐碎无聊的学究式的考证、比较为大胆的创造。不要满足于已有的东西,不要把自己淹没在浩繁的文献史料中。应始终保持一种怀疑批判的眼光,既能走进去,又能跃出来,或者沿着前人开创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或者另辟蹊径。总之,我们要有自己的哲学家,不能光有一批埋头于故纸堆中的哲学工作者。在一个只会研究别人思想而没有自己独创的民族中,哲学是不会发展起来的。当然,创造需要知识的积累、传统的支撑,但更要有创造的勇气。要创造,就不能随波逐流;要创造,就要敢于突破陈规。创造不仅包括内容上的,还包括形式上的改变,使哲学的语言生动活泼、富于个性。

第三,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从事哲学要有自我牺牲精神。哲学是一项含辛茹苦,需要倾注一个人毕生精力的事业。谁想沽名钓誉、贪图富贵,谁就别跨入哲学的门槛。哲学容不得半点虚假,它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冲动。哲学家真诚地思索着、创造着,并真诚地信奉着、践履着。对于哲学家来说,人格与学术应是统一的,他的著作就是他的生平,他的作品中体现着他的人格,他的人格中渗透着他的思想。

哲学不能脱离生活,但又不能为生活所吞没,它需要适时地抽身退出,避开熙熙攘攘的人群,进行寂寞的求索。只有敢于领受孤独,直面人生的人才能经得起哲学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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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1995年1月19,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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