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明轩:如何评价孙中山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7 次 更新时间:2011-06-17 19: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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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明轩  

  

  民主革命之父 现代化开创人 社会主义向往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孙中山研究专家

  尚明轩谈如何评价孙中山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方筱筠 摄影 张国产

  

  嘉宾介绍:尚明轩,男,1921年10月出生,河南许昌人。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及其研究中心顾问、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顾问、广东惠州市廖仲恺何香凝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等。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孙中山、宋庆龄等人物的研究。主要论著有:《孙中山传》(有日、朝鲜、蒙、维吾尔、哈萨克等文译本)、《廖仲恺传》、《宋庆龄传》(合著)、《何香凝传》、《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孙中山及辛亥人物论丛》、《民国之父孙中山》、《中华历史名人孙中山》、《革命烈士廖仲恺》、《邹容传》等书;主编《孙中山的历程》、《孙中山全集》(第二、三、四卷)、《双清文集》、《孙中山年谱》、《孙中山生平事迹追忆录》、《宋庆龄年谱》和《宋庆龄年谱长编》等10余部;在国内外发表史学论文百余篇。目前仍继续在所从事的学术领域进行探究和著述。

  

  记 者:尚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在追念辛亥革命的不朽功绩时,自然会追念领导辛亥革命的伟人孙中山先生的卓著功业。人们对于孙中山的研究至今已经有100多年了。请问尚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孙中山先生的?

  尚明轩:早在1950年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在大学讲授《中国革命史》课程时,开始对孙中山有了较多的了解,1956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后,参加撰写《五四运动史》一书,所承担的课题即是有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派的章节。从那时开始,孙中山的生平、思想、革命活动,便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从而涉及有关史籍,着手收集和整理史料,专心致志地探究孙中山。

  时光易逝,转瞬间我从事孙中山研究已经时逾60余年了。用历史的年代来衡量过去的60余年只不过是一刹那而已;用人的生命来计算,60多年的时光确实不算短促。但是,学习无止境,研究更无止境。就孙中山这一历史人物而言,他的事业和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继续探索,所以,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工作仍是任重道远。我虽年已老迈,目前仍在这一学术领域进行再探究,勉力发挥余热,以促进历史科学的繁荣,为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记 者:请尚先生对孙中山先生作一个评价。

  尚明轩:孙中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应该挣脱旧有评价的框框,联系今天中国的国情,联系世界的形势,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公允评价他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归还历史的真实。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首先,从中国革命史的大背景来看,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开创者。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几乎是孑然一人引进西方民主的火种,他燃起的辛亥革命的烈火,不仅推翻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新生民主共和国,将帝王时代带到现今世界,实现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飞跃。他在革命生涯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胆识,促使他在时局变化的重要关头,能够在诸多方面走在时代前列,表现出政治敏感性和革命坚韧性,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他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宗旨,但他追求的共和国模式以及革命方法和手段却不断变化。开始他师法美国,钟情于美国民主制度;随后又毅然将目光转往北方,转向胜利的俄国革命。1924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和发展三民主义,注入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他开辟国共合作之路,实现了首次国共合作。在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强调重视民权和民生,也就是说要实现人民主权和改善人民生活;在民生方面又特别强调“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

  其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本身,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中国社会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孙中山是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家,把农业视为国计民生的大事,特别关切大众的生活和重视农民问题。他借鉴欧美诸国经验并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方案。他把改善国贫民瘠状况的理想和计划,规定为革命的纲领,构成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他经过考察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并深入研究后,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建设国家的方略——《实业计划》。书中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且富有远见的思想和主张,并规划和提出了国家经济建设的蓝图。它是国民经济全面现代化的大规模建设规划。

  他是全面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先驱,是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总体规划的开山祖。他提出的和平发展、改革创新、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经验和长处,与世界接轨等思想和策略,为中国现代化初步探明了道路和方法。他所探求和绘制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方案,既反映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反映着全国人民的衷心愿望,同时也表达出他对中国现代化的独特见解。

  第三,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还是亚洲乃至世界被压迫民族日益高涨的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代表和象征意义。

  正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孙中山个人周游世界的阅历和斗争的需求,使他具有超越前辈和比同时代人更为广阔的眼界,使他在毕生的革命生活中,不是把革命仅仅局限在中国范围内,而是始终满怀热忱地注视世界大势的发展。他把自己从事、领导的革命融入到世界范围内的进步潮流,与整个世界政局的变化以及亚洲各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不但使其思想和活动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重大则深远的影响,促进和推动了如印尼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越南民族运动领导人潘佩珠、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彭西及日本、印度等亚洲一些国家爱国志士的觉醒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而且使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从此带有直接的世界意义。

  从更广阔的国际社会背景上进行分析,我们过去低估了孙中山与列宁的关系。实际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并行不悖,应该都被看作是社会改造的一种选择,很难有谁高谁低之分。孙中山提出的民族独立、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和平发展思想,强调世界的不可分性以及洞察全球的大趋势、摒弃“荒岛孤人”式的固步自封、必须开放又定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提出的世界和平的前提应是中、日、美合作的战略远见等,均具有重要、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应深入探讨和借鉴,从中吸取有益于推动国家和民族前进的精髓。

  再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看,他始终把自己的活动融入世界范围内的进步潮流,并且赋予“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新内容,新的时代寓意。他把理想社会,看作“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一直是孙中山的最高理想。他的文化史观在积极方面是发展进化的,是具有世界眼光的,这在20世纪初是很突出的。他称颂社会互助、呼吁国际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调和社会矛盾与和平世界的和谐社会理论。他与亚、欧、美三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友好进步人士有着友好的交往和亲密的关系。正因如此,孙中山获得全球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国家的人们的广泛认同,在世界上亦享有巨大的声誉,受到普遍的尊崇,是现代世界最有影响力和最受尊崇爱戴的伟人之一。他在近代中国政治领袖中无人出其右,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我们都公认,在当今的新世纪,世界上真正重大的、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就是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孙中山不止一次地阐述过,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是双向的。因此,我们回顾和研究孙中山人类进化发展的国际互动、互动理论,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启迪的重大现实意义。

  第四,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孙中山又是一位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向往者。

  孙中山毕生都在学习西方,是为救国而虚心学习外国的。他的思想旨趣,是博采众长,吸收世界先进思想为我所用。孙中山在向往、宣传社会主义方面表现得特为显著。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早在1903年12月,孙中山就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企盼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之后,他终其一生向往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还曾努力号召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国家。

  孙中山之所以向往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并非偶然的。是他经过长期学习和研究的结果。

  孙中山早在1897年在英国伦敦时,就着手“研究了马克思、乔治、穆勒、孟德斯鸠以及其他的人”,曾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做过一番苦心的探索和研究。孙中山曾称此时“始知徒使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运动也。”之后,孙中山在1897-1903年旅居日本期间,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学说热潮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烈刺激下,开始了解到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革命,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一些认识。

  1905年初,孙中山由美国抵欧洲,在中国留学生中从事革命宣传、组织革命活动。同年5月中旬,他曾专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访问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孙中山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曾反复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避免其种种弊端。”这就是中国要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糟粕的牺牲品。这样 “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中山说,他要与第二国际各社会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十分穷困之时,仍然相信“中国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度,这个国度应用来作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呼吁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协助他“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记 者:孙中山先生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接受了哪些影响?

  尚明轩:按照孙中山的说法,他已知道有关各国的社会主义派别起码有57种之多,研究学者有千百家,出版的研究著作也有几千种,而当时“普遍人(即一般民众)对社会主义无所适从。”1979年2月间我受宋庆龄委派曾去整理过上海孙中山故居中的图书室,见到多本社会主义方面的名著,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运动》等,并且范围广泛,可以从中考察其学理的渊源。

  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诚然有不少误解,但他不仅对它有所了解,而且确因涉猎过其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且对各种名目的共产党、社会党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研究。比如:他对出现社会主义运动初期的“均产派”提出的“合贫富各有之资财而均分之”的主张并不赞成,认为它虽然激烈却很粗浅,“于事理既未能行,而徒然肇攘夺变乱之祸。”他也不赞成乌托邦派,说他们都是一些悲天悯人的道德家,只寄托于子虚乌有的安乐世界,讲些“理想上的空话”,而丝毫没有提出“消灭人类的痛苦的具体办法。” 孙中山最为推崇的是马克思的“科学派”,即科学的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专从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的解决,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以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都是信仰他”,“岌岌提倡马克思之学说,主张平均分配,求根本和平的解决。”

  孙中山是为救国而虚心向外国学习的。他力图适应世界的新潮流,而外国繁多的社会主义学派又各有长短,并且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所具有的多种经济成分、多个阶级、多种思想、多条道路并存的过渡社会的错综复杂特征又特别显著,有如孙中山深切感受的:当时各种新思潮、新出版物“纷纷应运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的影响。”孙中山从来以人民全体的代表自任,这时更提出“全民政治”的政治观,更重视当时在中国有影响的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以便容纳更广泛的主张,争取更多人支持他的事业。

  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孙中山一再声称: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世界。”又指出:“社会主义范围,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他还认为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研究得“最透彻和最有心得”、“集几千年人类思想的大成”,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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