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以新时代的观点,解决中日两国的历史认识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7 次 更新时间:2011-05-13 14: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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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都在东亚,两国一衣带水、互为邻居,且同属汉字、儒家文化圈,可是,因为上世纪那场战争,中日之间至今没有摆脱历史仇怨的纠缠。时不时,东洋对岸就有事情刺激国人的心,惹得“中国不高兴”。

  2006年,为了研究近代中日两国的历史观问题,笔者来到日本。时值“815”这个敏感日子,即将卸任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又传来消息说反对小泉参拜的日本资深政治家、众议员、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弘一在老家的房子被右翼极端分子放火烧掉,中日之间的政治气氛显得很紧张。然而走在街上,却全然没有两国关系紧张的感觉,相反,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已经把中日两国(还有韩国)越来越紧密的搅到了一起,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难以分开。在东京工作、学习的中国人有十几万,笔者无论走到哪里都乡音绕耳。商店里,则摆满了中国货。韩国影星裴勇俊、中国影星章子怡的广告形象随处可见。中华料理店更是举目皆是,负责接待笔者的早稻田大学天儿慧教授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东京,中国和韩国的餐馆越来越多,日本餐馆反而越来越少了。当时中日两国的年贸易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日本在中国实际到位的投资有561.6亿美元,投资项目超过36000个。日本经济总算走出了多年低迷,连续57个月实现增长,创战后新纪录,东京等城市多年少见的建筑塔吊又纷纷树了起来。笔者与日本朋友谈及此话题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托你们中国的福,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帮助我们走出了困境。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很难想象破坏日中友好的行径会被广大日本民众所接受。即使在小泉掌权的时候,经官方反复辩解,也有半数民众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对于日本社会的情况,需要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做客观分析。由于战后很长一个时期,日本中小学教育对本国近现代史完全回避,教科书里干脆就没有这一段,现在日本人的大多数对近代东亚政治历史问题一般都处于糊涂状态。加藤弘一先生在会见笔者时形容说,这些糊涂状态的民众就象没有线的风筝,很容易受政治家和媒体的煽动。如果政治家不负责任地用狭隘的国家主义影响青年,就可能产生危险的后果。加藤先生进而指出,没有正确了解历史的日本人,只知道美国的两枚原子弹给日本造成的伤害,却不知日本当年作为加害者对中国的伤害远比这要惨痛得多。他还告诉笔者,自己叔父辈的一位亲属就是当年策动918事变的主谋,正是因为深刻了解这段历史,他才坚决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与加藤先生的畅谈中,我们都感到不应让历史问题阻碍中日友好的大趋势,改善两国关系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不久,安倍晋三就任日本首相,加藤弘一先生面对NHK的电视采访,又把“改善日中关系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这句话强调了一遍,希望新首相有所作为。其时,如何解开日中关系的“结”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日本华文报纸分析,新首相虽然有偏右的家庭背景,但他应该能够认清大势……后来,安倍终于实现了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公报说:双方同意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轮子强力运转,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次。日本媒体特别注意到两国确认“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共同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等提法,认为意义重大。安倍回国后的民意调查显示,83.2%的接受调查者积极评价首相的这次中韩之行。在笔者访问的日本政治家中,前公安委员会委员长、现任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的村田吉隆先生是小泉内阁中公开批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阁僚,他对笔者多次表示,日本在历史上是有罪于中国的,今天两国应该面向未来,诚意合作。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国际化大家庭的步伐,村田先生认为日本应该多一些理解和帮助,因为日本的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也是经过了许多曲折,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日本学术振兴会理事长、前文部省次官小野元之则告诉笔者,中国朋友对日本也要多一些了解和理解。日本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少数右翼的言论并不代表社会多数人的看法。小野先生说他自己就从没进过靖国神社游就馆,到那里去的人其实很少。坚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也改变不了。他还说,在学术振兴会举办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学者相信,欧洲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也是亚洲和世界的方向,东亚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到本世纪末,再回首看今天某些人的狭隘与短视,会觉得十分可笑的。

  接着,经两国政府商定,中日历史学家开始了共同研究历史的工作。证明事实,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但在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分歧中,实证却有时不能解决问题。例如,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有一种观点说,其时在满洲有中国军队20多万,日本军队才1万多人,比例相差如此悬殊,怎么可能由后者主动挑起事端?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事变发生后,中国军队竟没有军事行动,日军很快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作为当时中国东北军事统帅的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采访时说:我当时没有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指占领中国东北),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那么,究竟谁应该对事变负责呢?不同的立场选择了不同的事实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可见中日两国历史学家有没有可能获得一个共同的立场观点,是这项工作能否取得成果的关键。日本天皇明仁在2005年12月23日的讲话中也说:“努力对过去的历史按照时代的发展给予正确的理解”。笔者认为,正是“时代的发展”为中日两国对过去的历史给予正确的理解提供了可能,而共同的立场观点,应该是一种新时代的观点。

  人类历史是一部由低级向高级、由野蛮向文明发展的历史,不同的文明程度划出了不同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历史时代的分水岭,其特征是人类终于结束了征服时代,进入到将自由、民主、法制、人权作为共认准则的时代。在人类离开了丛林的漫长岁月里,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始终伴随着我们,征服作为部落、民族乃至国家获得生存权益的手段,被认为是正当的规则。征服起过推动文明进步的历史作用,但其血腥残酷与人类和平善良的本性相悖。自欧洲文艺复兴,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兴起。这一思想从个人的解放逐步发展到国家、社会乃至国际生活。康德(Immanuel.Kant 1724-1804)在《论永久和平》中提出建立法制的公民社会,以全球政府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国际法的出现则使战争行为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文明准则的约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Woodrsow.Wilson 1856-1924)倡导公理、反对强权的理想主义产生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诞生虽未能最终阻止战争,却是人类力图通过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尝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及其后来半个世纪的过渡,人类社会才真正跨入了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赞成《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又陆续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关于侦察、逮捕、引渡和惩治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等一系列国际公约,这意味着自由、民主、法制、人权成为了普世的价值观和法律原则。不同于国联的无力状态,联合国有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要求其成员国必须执行与遵守,联合国维和部队能够有力地制止侵略行为。联合国成立的追究战争罪犯和反人类罪犯个人罪责的国际战犯法庭及国际刑事法庭,以国际司法活动保证国际公约的执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则突破传统国家主权理论,起到监督各成员国国内的人权状况,促进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作用。在这个新时代中,世界已经完成了非殖民化,殖民主义成为了历史陈迹。无论何地发生的征服性质战争,都会立即受到全球舆论的谴责,并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

  在这个新时代中,全球化--不仅体现在共同的价值观和法律原则上--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由人类社会生产力性质的提升与变化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定义为:“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各国经济已不仅仅是一般地相互联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织,互相融合,以致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整体”。战后,在传统产业改造的过程中,发生了以电子、网络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它迅速突破了传统工业革命的范围,展现出21世纪“信息和智能社会”的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依靠网络和达到光速的信息传输手段,人类的经济文化活动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使全球日益变成一个村庄。 “一体化”对传统的民族、国家、疆域、边界观念构成挑战,而欧洲的联合被公认为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在东亚,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融合,比人们的预计还要快。可以说,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不是“威胁或者机遇”层面的问题,而是“不能够分家”的关系(日本前经济产业相二介俊博语)。

  在思想史上,民族主义由于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意义。在征服时代,民族主义首先与民主主义相提携,反映了民族自决、平等,反抗侵略、压迫的正义要求;同时,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也会成为用征服的手段向其他民族获取权益的力量,后者则是非正义的。这两种意义的民族主义往往重叠交错,使历史是非变得非常复杂。日本近代史就存在这样的情况。面对西方列强的东来侵略,日本民族奋起自强,尊王攘夷,明治维新,终于成功改订不平等条约,争得与列强平等的国家地位,成为亚洲近代化的先驱。在这一进程中,日本脱亚入欧,放弃儒家的王道,学习西方的霸道,用武力侵略中国、吞并朝鲜,以为强国之路。即使这种民族主义以“兴亚”、“反抗西方侵略压迫”为正义招牌,也无法掩盖其同时又在侵略压迫自己邻国的非正义事实。而在今天的新时代,民族主义仍然可以有两种意义。一种民族主义是开放、博爱、积极的:正如只有爱自己父母的人才可能爱他人,那些爱自己祖国的人才可能爱地球村。呵护家园之美丽,念及世界一盘棋,日本九旬老人远山正瑛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帮助治理沙漠,中国人为他铸了一尊铜像,以永远纪念其伟大精神。远山先生的“爱国心”是值得弘扬的博爱之心。另一种民族主义则是排他、狭隘、消极的:或继续信奉早已过时的“丛林规则”,危害地区和平;或煽动民族对立与仇恨,以图某些阴暗的目的。在我们周围,这种狭隘民族主义逆时代潮流而动,应该被唾弃。

  尊重、爱护和继承自身的历史遗产,是每一民族国家的权利。但由于时代的不同,历史遗产的继承应该有所区别地分为具体继承与抽象继承两种方式。具体继承是对历史事物全部实在内容的保护与继承,人们对待大多数有形及无形的历史文化财产均可以采取这样的继承方式;抽象继承则是对某些历史事物剔除其不合时代要求的具体内容,仅存其带有永衡价值的精神的一种继承方式。譬如国家领导人到无名战士墓地的祭奠,纪念历史上所有战死者为国牺牲的精神,这是必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如果我们今天对旧时代征服战争参加者的具体事迹仍给予全盘肯定甚至褒扬的话,势必会伤害历史上那些被侵略民族的情感,而不合乎新时代的价值观与时代要求。

  中国有一成语曰:形势比人强。这是说客观历史进程的发展往往超过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我们所处的新时代具有一日千里、快速发展的特点,更容易使人的思想观念落后于形势。对此,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治领导者负有因势利导的责任。即使在新时代,个人、团体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仍会时有发生,这是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土壤,政治家如果被民众的落后思想观念所牵引,甚至利用它来制造“人气”,虽可能在选举政治中成功于一时,却经不住历史的检验。在当今世界,东亚经济最为活跃,中日韩三国的经济规模占据东亚经济的90%,可是其一体化程度却远逊于东盟,这与三国之间存在历史认识分歧,从而拖累了前进的脚步不无关系。我们期待着日本能够用新时代的观点,解决与邻国的历史认识分歧,使以中日韩三国为核心的东亚一体化得以大力推进,给三国人民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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