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腐败问题与去台后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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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腐败问题一直是国民党的痼疾。去台湾以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又成为民众痛恨的焦点,并且催化了岛内政治的演变,直至国民党下台。了解去台后的国民党,从其腐败问题切入,可谓抓住了纲。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全岛人民曾热烈欢迎自己的“国军”前来接收。可是不久,国民党独裁、腐败的劣迹便引起民众的反感。1947年2月27日傍晚,国民党专卖局缉查员在台北街头查抄私烟摊,一名中年寡妇下跪哀求不要没收她的东西,被蛮横的缉查员打倒在地,旁观的路人很是愤慨,围住施暴者责问,又遭缉查员枪击,当场死亡一人。第二天,数万民众上街示威,要求“惩凶”,后酿成全岛范围的“民变”,国民党当局动用武力血腥镇压,导致一万多人丧生的惨剧,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二二八”事件,它在台湾人民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恨。

大陆失败的教训,被蒋介石总结为是集权不够。于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变本加厉地实行一党专政。在“反共戡乱”的旗号下,从1949年5月19日起,台湾开始了长达38年的“戒严”,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被“冻结”。老百姓只要有一句话不慎,就可能以“通共”罪逮捕枪毙,“白色恐怖”笼罩全岛。当局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自由中国》杂志因宣传民主思想被封,发行人雷震入狱,杂志支持者胡适受到批判;作家柏杨、李敖等也皆因文字获罪而判重刑。

国民党迁台后,从大陆带去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加之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投资,在后来的和平环境里,台湾经济创造了不俗的表现,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经济发展的“一俊”难遮“百丑”,不受制约的权力被金钱包围,更使腐败大发其酵,台湾社会官商勾结贪污丑闻不断,且愈演愈烈。

亦官亦商,是台湾社会非常普遍的现象。国民党长期执政下的公营企业成了官员们的近水楼台。在现代法制社会,当职官员是不得在商界兼职的。但台湾的“公务员法”却有许多空子可钻,使得官员们几乎没有不兼职的。如“经济部”工业局长尹启铭、“国贸局长”林义夫兼任“中船公司”董事;矿业司长曾四安、“能源会”执行秘书易洪庭兼任“中油公司”董事;商检局长许鹏翔兼任台糖公司监察人;“财政部”政务次长王政一兼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行政院”政务委员杨世缄兼任中华电信公司董事等等。一些退休的高官更是把公营公司当作最佳去处,继续在那里领高薪、坐专车,如“国有财产局”局长刘金标退休后担任台开公司董事长;前“国防部长”蒋仲苓成为农民银行董事;“总统府资政”赵自齐虽年近90高龄仍出任“中国商业银行”监察人。台湾的私营公司为了拉官员来兼职任职,从而凭借他们的关系给企业谋利也费尽心机。台湾最大的航运企业长荣集团就以聘用大量交通部门官员闻名,其航空公司副经理楼维华是前民航局副局长;海运公司董事长林省三曾是航政局官员;前航警局局长裴震、高速公路局秘书室主任唐耘秀等都被长荣公司聘为顾问。台湾各大私营公司都建有供官员吃喝玩乐的俱乐部、招待所,以便于和这些手中有权的人物套关系,连自命不介入政治的王永庆也在台塑集团大楼13层建有招待所。官员的亲属子女经商或进入大公司则是政商联盟的又一方面,这在台湾相当普遍。至于曲折隐密的各种关系网,就难以说清。这些在在成为台湾社会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在台湾,当官没有不发财的。以李登辉为例。其家族原非富户,出国留学靠的是公费和奖学金,回国后任教期间是个寒酸的书生,但自进入国民党官场便迅速致富,变成一个拥有多处豪华别墅、多张高尔夫球证,在海外有秘密账户的亿万富翁。

国民党历来党国不分,许多公营企业和物业作为“党产”,其巨额利润归党任意支配,更是成为金权结合的典型。国民党的党产,包括党中央投资与控股的企业和党的各级机关所拥有的房地产,以及海外资产。党营企业以七大全资控股公司为骨干,它们是中央投资公司(重点投资金融、电子、石化、综合、海外);光华投资公司(重点投资能源、科技);启圣实业投资公司(重点投资建筑业);建华投资公司(重点投资专业事业);景德投资公司(重点投资保险业);华夏投资公司(重点控制文化媒体);悦升昌投资公司(负责海外投资)。到国民党下台前,这七大控股公司主控的企业有66家,投资的企业超过300家,如果算上海外资产,国民党可掌控的资产达万亿。这样大笔的资产,长期以来由党主席亲自指点的人员来管理,别人无权过问,外界也难以监督,形成党库国库不分,贪污黑幕重重的局面。李登辉曾任用他的私人密友刘泰英掌管党产,不仅刘本人暴富成为亿万富翁,而且跟着沾光的不知凡几。如刘泰英把党营事业的10亿捐款给了润泰集团负责人尹衍梁的家族医院,而刘与尹原来是生意合伙人。刘把成亿的钱给党内领导作政治经费,更是一笔笔糊涂账。党营企业还常常通过贱卖贵买,把好企业好物业让给关系户,自己收进一些赔钱企业和问题物产,这看似不合经济逻辑,其里面却藏着多层利益。直到李登辉下台,刘泰英才以经济犯罪被绳之以法。党营企业引起民众严重不满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党长期靠政权的力量,以这些企业为依托谋利,最后又未进“国库”而流入党政高官及其关系人的腰包。国民党据台后,其各级机关所有的地皮物业往往是无偿或廉价侵占的;党控制的文宣单位又常年靠政府预算补贴。在“解严”前,这些传媒都带有垄断性质,尤其“中国广播公司”、“中国电视公司”有巨额广告收入,获利甚丰;政府还把业务直接委托给党企或党政合资经营,通过种种特许,形成垄断和独占;这些党营企业还利用其特殊地位,在股市上,翻云覆雨,操纵投机,大赚特赚。总之,党产的黑箱黑幕比比皆是,弊案一揭一大串,国民党的腐败包袱越背越重。

台湾“立法院”因其掌握预算审查与法规立案通过、否决等权力,成为金权交易的集中场地,而所谓的“立法委员”们绝大多数是国民党员,又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人长期不改选,所以也难受民众的监督,于是放肆地以权谋私,臭名远扬。台湾资深记者王铭义曾把“立委”们的金权交易活动概括为八大类:

“承包工程”。这是最寻常的一种获利方式。从“立法院”的办公用品采购,到官方重大军事、民用工程项目,其金额动辄十数百万,甚至上亿,“立委”们都拼命插手,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或以亲朋好友的公司,或以空头公司名义抢到承包权,再转包出去,从中抽取一到两成的差价、佣金。这么空手一倒,权力就变成了金钱。

“掮客买办”。“立委”往往充当商家代理,在官方和商家之间牵线搭桥,尤其是军事采购资金巨大,国际军火商通过“立委”们的活动,与政府上层沟通,争取标的成功,而从中帮忙者均可获得可观的回扣。

“利益护航”。“立法院”审议的法规法案,都牵扯到不同集团的实际利益,这些集团无不积极游说,或阻止或促进某项法案的审议、修改和通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泰集团的蔡辰洲进入“立法院”后,以其家族掌控的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名义邀请刘松藩、王金平等“立委”到海外旅游,为“立法院”审查通过“合作社法”、“银行法”铺路,曾引起社会哗然。后来以蔡为首的“立法院”所谓“十三兄弟会”还被揭出曾以2000万元收买“立委”,来争取信托公司可经营银行的不定期存款业务。随着工商界“立委”不断增加,这种用立法特权谋商业集团利益的现象愈发严重。如与汽车行业关系密切的“立委”,极力干预汽车进口税的调整,以维持保护税率;经营钢铁业的“立委”则联手操控公营“中钢公司”的营运计划,并想方设法参与其下游企业的“共同经营”;有银行、证券业背景的“立委”就千方百计想对银行、证券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塞进有利于自己的私货。

“共存共荣”。这是指“立委”与行政官员之间进行权力和利益交换的一种关系。本来“立委”的权力是用来监督政府的,但这种权力如果没有制约也一样可以谋私。譬如行政官员最在意的预算案的通过,为了让“立委”高抬贵手,便向他们施以实惠,于是双方共同获取利益。

“人头租用”。“立委”在社会上的公司挂名兼职,而一些搞非法活动的公司也拼命拉“立委”当名誉董事长之类,以掩护其不正当经营。这些挂名兼职者还有替公司向政府部门打通关节,或骗取投资人信任的作用,自己则从公司拿一份高薪。

“五鬼搬运”。“立委”用亲属或朋友名下的公司先同公营公司建立某种合作,再运用职权关系帮助这些公司从公营机构低价购入土地,然后通过合法程序变更地目,使公司资产瞬间暴涨。这种做法既安全,获利又高

“声东击西”。“立委”经常借审查行政部门预算或表决有重大利益关系的法规之便,声东击西,让有关单位办事,给回报,从中得到各种好处。其中尤以向金融单位施压,为亲属或友人公司搞贷款,最易得利。也正因为权力干预金融,使台湾金融机构坏帐问题严重。

“暗渡陈仓”。“立委”等政治人物通过掌控不同名目的基金会,把从各种渠道得到的资金,暗渡陈仓,最终转为个人消费,由于基金会可以免税,又能够广泛拉赞助(特别是不少资金是由当局拨款资助的,每年用于这方面的预算达几百亿,)往往成为政治人物们的“聚宝盆”。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三年后又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蒋经国作风务实,常深入民间,头脑也清醒,他上台后推出所谓“政治革新”,大力反腐倡廉,任用新人,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对社会矛盾,采取相对温和的解决办法,并明确提出以“一步一步来”的渐进方式向民主与法制过渡。这样,台湾社会开始步出专制独裁的“白色恐怖”时代,进入到比较开明的“威权政治”时期。

蒋经国生活朴素,深恶腐败,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并派警察到这些地方去检查。他还下令设置“贪污及经济犯罪防治中心”,亲自过问一批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处理,惩办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行政院研发委副主任”王正谊、“高雄市长”杨金虎等人的贪污案件,其中王正谊还是蒋家亲戚(蒋经国的表弟),此人曾在蒋介石身边任机要秘书多年,因收受营造厂巨额贿赂而事发,蒋经国毫不留情,下令逮捕并判无期徒刑。然而,国民党的腐败是体制问题,靠“严规”、“严打”难以根治。1985年,全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因官商勾结,非法放贷,造成巨额亏空而倒闭的事件爆发(经查“十信”发放的150亿贷款中,无法收回的不良贷款竟有70亿元,亏损额高达80亿元,给广大储户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冲击了社会稳定),“十信”理事长蔡辰洲是该案主犯,他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盘根错结,案件牵连到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导致蒋经国最亲密的助手、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被迫辞职。舆论认为,这是自当年上海“打老虎”失败后,蒋经国反腐败的又一大失败,败是败在制度上。“十信弊案”对蒋经国刺激很大,他终于向党内发出了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党员都会流失”,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的重话。

利用黑社会和特务统治,来维持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是国民党的老传统。大陆时期,国民党特务暗杀《申报》主编史量才和民主派教授李公朴、闻一多,曾造成社会大哗,民心大失,加速了蒋氏王朝的败亡。来台后长期任职情治系统的蒋经国不会不知这种黑幕的弊端。但恰恰在他主政期间,又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勾结黑社会暗杀旅美作家江南的事件。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即刘宜良)在美国旧金山家中车库被枪杀,江南生前曾撰文对国民党当局多有批评,美国警方很快查明刺客是台湾“竹联帮”头目陈启礼等人,他们是按照台“国防部情报局”的指示所为,进一步查下去又牵涉到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此事成为国际间轰动的大丑闻,给当时与美国已无外交关系的台湾当局和蒋经国本人以极大困扰。蒋经国不得不下令严厉查处,结果“情报局长”汪希苓和陈启礼等凶手被判无期徒刑,蒋孝武则被变相放逐到新加坡而退出政坛。此事也使蒋经国进一步感到,如果不加快“民主化”进程,他推行多年的革新事业及其自身历史形象有毁于一旦的可能。

当时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亿万民众迅速脱贫致富,社会政治迈向民主与法制的轨道,更是给了蒋经国以促进,使他看到了祖国统一“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能与日益强大的大陆结合,则“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这个架构必然是个民主的政治架构。在这个政治架构之下,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蒋经国语)此时,邓小平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问候的信息已经传到,两岸的敌意在化解,蒋经国告诉身边人,不要再说什么“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了。他对将要执行其政治改革重任的助手李焕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蒋经国长期患糖尿病,1985年后其病情恶化很快,眼睛几次手术,看东西已非常困难。腿脚也疼痛难忍,靠吃止疼药才能入眠,不久便因走不了路而卧塌。他自觉来日无多,加紧了欲为之事的步伐。其时台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且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全岛早已普及义务教育,中产阶级人群不断增多,公民社会意识蔚然形成;基层行政领导人和民意代表的选举扩展到了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渐渐成熟。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离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从而结束了他身后的“蒋家王朝”。次年3月,他又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把中央民意代表及机构改革、省市长选举、解除“戒严”、开放民间组党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国民党终于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的政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集团,引来种种反对和阻力。蒋经国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应付。对党内高层,特别是中常委们的不同意见,主要采取认真讨论、凝聚共识、较长时间沟通的办法。为了安抚一些元老,他甚至拖着病体,坐轮椅上门拜访,耐心求教。“立法院”“国民大会”里的年迈委员和代表,多来自大陆,当年国民党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民选,其合法性早就受到质疑,现在对中央民意机构的改革,他们反对最力。蒋经国则指示:好好对待他们,但改革要坚定。蒋经国长期经营军队和情治系统,高级军官及情报首长均为其亲手提拔,这些人中有的对改革虽存疑虑,却不敢公开抗拒,对他仍毕恭毕敬。这样,蒋经国以其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推动改革取得突破,并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解严”后不久,全台湾就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20个获得审查通过)、200余家新出版物向当局办理登记。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统治积怨很深,这些新政党和新出版物大都矛头对准当权者,重炮轰击。街头的群众示威活动也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当着蒋经国的面打出“老贼下台”的标语,国民党官员们显得张惶失措,蒋经国却似乎不大在意,对抗议者还面带微笑。他告诫党内干部,国民党今后要在台湾争取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展现它比对手更能符合人民的日常需求。他希望党的领导结构能够更开放、活泼,中常委们应该多发言,多讲话。他还呼吁大众“同舟共济,推诚相与,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聚合全民的意志和智慧为推进全面革新的动力。”这样,台湾社会虽然比“解严”前不平静了许多,政治冲突时有发生,但政党间基本还是维持了和平相处,人们的行为举止总体上也未出法制的大格。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了一个顺应民心的政策举措,那就是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自国民党退守台湾,海峡两岸便断绝往来,成为咫尺天涯,无数家庭骨肉分离近40年难以团聚,实为民族的一大悲剧。开放探亲没几天,就有数万台湾居民申请前往大陆旅行。官方起初限定的旅行目的为“探亲”,但这个限制很快便被突破,成千上万的台胞(包括台商)涌向了海峡对岸,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也来到北京,发回了在大陆采访的新闻报道。接着,台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大陆冒了出来,中华民族的大团圆出现了可喜的形势。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病故。中共中央发了唁电,对他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

晚年的蒋经国试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腐败问题,以挽救国民党,并为将来两岸统一搭建可行的框架。但他的突然病逝,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令蒋经国万万想不到的是,他挑选的接班人李登辉却怀着反其道而行之--毁掉国民党,破坏两岸统一的阴暗用心,将台湾政局引向了复杂化的方向。

李登辉有美国康耐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回台后在大学教书,表面看上去毫无政治野心,是位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出于提拔本地人才、填平省籍鸿沟的考虑,蒋经国把懂经济的李登辉选进政府,并携至高位;李也对蒋唯唯诺诺,尾巴夹得很紧。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以“副总统”继任“总统”,但对以党治国的国民党来说,只有获得党主席的位置,才算真正掌握最高权力。其时国民党高层展开了政治角力。1988年1月19日,宋美龄给李焕一封亲笔信,借元老陈立夫之口,建议党内实行集体领导体制。26日,蒋孝勇也给代理党主席俞国华打电话,转达宋美龄的意见,并建议党主席继任问题推迟到半年后党的十三大上再解决。由于党内外对蒋家的长期独裁统治早就不满,宋美龄的建议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在1月27日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列席会议的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宋楚瑜要求发言,以激烈的语气表示拥李立即继任,这样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中常会遂通过同意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的决定。

李登辉一朝权在手,便开始露出峥嵘面目。他把“民主化”当作打击、瓦解国民党原有权力结构,建立自身权力基础的一种策略,并且为此不择手段。结果,国民党内阴谋恶斗连连,权力腐败更甚。李氏在国民党内党龄不长,根底不深,为了巩固政权,寻求支持,他首先想到了借助黑社会势力。李登辉公开放话说:“黑道古今中外都有,不独台湾才有,社会自由化了,各种力量都可以出来。”有李本人的这种话,其追随者们更露骨地表示:“黑道也是选民,为什么不能有民意代表?”“当政者应容忍某种程度的金权黑权存在。”这样,在李登辉主政的国民党时代,不仅没有因民主化使得政治更透明更公正,反而开创了一个与黑道结盟的新时代。由于有李登辉的纵容庇护,1994年台湾基层村里长、乡镇民意代表选举中,黑社会分子纷纷出来参选,以牟取政治权力。他们用各种歪门斜道介入选举,恐吓、威逼、勒索、挟持,甚至绑架、杀人,使岛内乌烟瘴气,血雨腥风,给百姓选民造成巨大精神压力。媒体估计,这次地方选举,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当选的至少有150多个,有的地方如台中、台南黑道几乎百分之百当选。以这些人为活动分子形成地方上的拥李势力。在两蒋时代,国民党涉黑一般限于特务机关偷偷摸摸,可到了李登辉主政期间,黑社会老大与国民党高官成了公开的“哥们”,黑老大如病逝或在火并中被打死,其葬礼均极隆重,当局院长级的人物俨然添列治丧委员会。1996年台湾“总统”选举时,与李登辉抗争的国民党内重量级大老郝柏村、林洋港不惜以退党联合参选,他们都收到了来自黑社会的威胁,一份黑道秘密情报显示,有人以每人25万美元的开价,买通日本杀手,准备赴台除掉李登辉的对手。因看不下去黑道如此猖獗,“司法部长”马英九力主扫黑,却被李登辉免职。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变成了彻底失望。

为了控制财权,李登辉派密友刘泰英出任党产管委会主任,刘便成了李家的大掌柜,他仗着与李的关系,为所欲为,大贪特贪。为了巩固政治权力,李登辉采取分化利用,拉一个打一个,再一个一个收拾的权谋,逐步清除了俞国华、李焕、郝伯村、林洋港、陈履安等国民党原权力结构中的接班梯队,同时大肆任人唯亲,组织自己的班底。最后收拾到了在关键时候帮过自己大忙的宋楚瑜。宋出生于湖南,幼年跟随身为国民党将领的父亲来到台湾,曾留学美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历任蒋经国英文秘书、新闻局长、中央党部副秘书长、中央秘书长等要职,1994年又高票当选台湾第一任民选省长,他以蒋经国为榜样,深入民间,走遍全台所有的乡镇,奠定了雄厚的民意基础。可以说当时的宋楚瑜是国民党中生代中最强有力的英才人物,特别是他及时投靠李登辉,似乎作为接班人无人可比,但在李登辉的阴暗内心里,宋恰恰却是必须搬掉的一个重要目标。李以精简重叠机构为名,先“冻结”后取消了省一级行政机构,从而剥夺了宋楚瑜的省长实权;接着又把能力和人望比宋差很多的连战确定为国民党2000年参选台湾“总统”的候选人,阻止宋以国民党候选人资格参选,气得宋楚瑜拉队伍出走国民党,以独立候选人资格参选“总统”(后来成立亲民党)。此前,已经有赵少康、王建煊等一批党内中生代精英不满李登辉所为退出了国民党(另组新党)。这样,国民党便分裂和大大削弱了。

李登辉何以要处心积虑地搞垮国民党呢?这首先是出于他的“台独”政治理念,而要弄清楚他何以会有如此理念,则要了解台湾近代史和李氏其人。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次年日本割占台湾,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曾有过半个世纪的日据历史。日人对台湾的统治极为暴虐,歧视被他们称为“清国奴”的台湾人。但到据台后期,为了把台湾民众绑上军国主义的战车,充当日本对外侵略的兵源和炮灰,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迫百姓说日语、起日本名、背“天皇敕语”,不配合者要受惩罚,做得好的可以逐步获得日本平民待遇。在这种奴化过程中,李登辉的父亲当上了警察,哥哥参加了日本军队而战死,他自己更是把日语当母语,被百里挑一送到日本留学。眼看熬到能够和日本人平起平坐了,日本战败却使他的梦想破灭,此时他的汉语却难称合格,于是心中有一种“边缘人”的愤懑。如前所述,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是独裁和腐败,“二二八”事件使台湾人民流血,李本人因有参加共产党的嫌疑,经常被当局传唤调查,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更感到压抑。而从地域观念看,国民党是从大陆来的“外来政权”(李登辉语),于是他把心中对国民党的恨变成了一种对祖国大陆的疏离。李登辉虽祖籍福建,但他压根就没有受过中华文化的教育,连中文都说不好,他说22岁前只知自己是日本人,因此中国对他来说也谈不上有什么情感纽带。加之,战后国际政治中有一股分裂中国,支持台湾“独立”的势力存在,象李登辉这样对现实不满的本地知识分子正是他们鼓动的对象。当李登辉一步步爬上政坛高层,最后取得台湾当局最高权力之后,隐藏在李氏脑子里的“台独”思想一下子变成了妄图做“台湾建国之父”的巨大政治野心。为了实现这个政治野心,他于1999年自觉羽翼丰满,公然提出“两国论”,迈出“台独”的实际步伐。他曾想把国民党改造成“台独”党,但孙中山缔造的国民党其三民主义纲领第一条就是要坚持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党内有大批反“台独”的中坚力量不好对付。于是搞垮国民党,使它分裂、削弱、下台,便是李登辉欲走“台独”之路的必然选择。

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有着近百年历史,号称拥有200多万党员,曾执政台湾半个多世纪,把岛内人均GDP从百多美元提升到一万多美元的中国国民党,惨败给了不足20万党员的民主进步党,失去了执政权。李登辉在其破坏国民党的面目暴露后,被清除出国民党,他带领亲信另行组织了“台独”政党--台湾团结联盟。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改选,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作为搭档参加竞选,该联盟称为“蓝营”(以国民党党旗的蓝色为标志),与“绿营”(以民进党党旗的绿色为标志)相比,其民调票数本来略为胜出,却因“319枪击案”的影响,最后功败垂成,国民党未能夺回政权。而民进党政权则朝着“台独”之路渐行渐远,台湾局势日益复杂。

我们看到,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失败下台,李登辉之流从内部的破坏以及“319”枪击案等固然是客观因素,但根本上说,“脚底的泡还是自己走的”--正是国民党的独裁、腐败,使它最终失去了民心。在2000年的选举中,民进党针对国民党提出“反黑金”的口号,获得社会民众的普遍响应,极大提高了其民意支持度,而国民党则被击中要害,几无招架之功。“党产”是国民党的又一腐败包袱。民进党在选举前夕特别召开“党营事业染指重大工程模式”记者会,揭露出国民党党营企业和关系企业利用“政府政策”,内线操作,染指一系列重大工程牟利的事实,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国民党则辩解无力,极为被动。其时,李登辉为了破坏宋楚瑜竞选“总统”,还支使人捅出宋的儿子购买党营中兴公司股票巨额资金来源不明案,即所谓“兴票案”,由此暴露宋楚瑜在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党营事业公司董事长期间的经济问题,一时成为社会焦点,给宋楚瑜和国民党参选人连战以很大杀伤。两次选举失败后,国民党把有“不沾锅”美誉,操守廉正的马英九选为党主席,马决心解决党产问题,计划合并七大控股公司,将党产信托、拍卖,然而处理起来难度不小。最近,陈水扁家庭腐败问题引发民进党执政危机,“绿营”的反击仍对准国民党的“党产”软肋。苏贞昌说,我们至多是个人的腐败问题,你们是全党的腐败问题,现在还要把贪来的钱变卖入腰包!如何把已经完成民主化转型的“百年老店”国民党引上民主自新的道路,彻底摆脱腐败的阴影,重新获得人民的拥护,的确是马英九及其领导下的新一代国民党人面临的严峻考验。

纵观百年国民党史,其由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曾经“代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泽东语),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在抗日战争中,其为了祖国和民族,于正面战场上英勇的战斗过;去台后,曾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这些都值得肯定。国民党在建设台湾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如注重教育、注重高科技产业发展、注意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等政策措施,也值得借鉴。而国民党的失败教训,总结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论列:

其一、不受制约的权力产生腐败,这一政治学定律,对于具有“优美高尚之人格”(孙中山语)的革命党人也不例外。一个掌握了政治权力的政党,要想使自身的理想、道德不蜕变,要想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腐败的问题。

其二、黄炎培当年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感慨,所针对者正是国民党的独裁与腐败,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话,是永不过时的真理。

其三、一个执政党单有发展经济的业绩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政治清明廉洁、道德作出表率,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才能使人民满意,国家长治久安。

孙中山先生有一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又是他最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如今,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都走上了与时代潮流俱进,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的康庄大道。国共两党经过60年风风雨雨,终于实现了连战主席与胡锦涛总书记的历史性握手,开辟出两岸同胞和平发展,共同反对“台独”,共谋民族振兴的新局面。我们研究国民党史,应该把国民党的失败教训,看作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教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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