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1890～1969）同鲁迅（1881～1936）略有交往。1902年鲁迅毕业于南京矿路学堂后官派去日本留学，此时十三岁的陈寅恪也跟随他的大哥陈衡恪（1876～1923）去日本留学，与鲁迅同船而行，而送他们去日本的官员则是陈氏兄弟的大舅舅俞明震（1860～1918）。鲁迅与陈衡恪先是同学，后来又在教育部同事，交往密切；陈寅恪长期在外国留学，中间也有几年在国内，1915年春天他一度短期担任过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就也在北京，此时与鲁迅有若干交往，《鲁迅日记》1915年4月6日载：“赠陈寅恪《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鲁、陈之间也许还有些别的来往，可惜现在已不知其详了。
1926年学成回国后的陈寅恪始终是一位学院派的教授，几十年都生活在大学校园之内，他的政治思想与人生道路与鲁迅很不同，但在精神上仍颇有相通之处。
例如关于如何处理中外文化关系，这两位大师的想法就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认为要坚持中国特色，不能完全跟着西方走。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后收入《坟》）一文中写道：“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而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后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写道：“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亦且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实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们都指出吸收外来文化学说时不可离开本民族这个母体，如果生吞活剥地照搬外国思想，无论它是哪一国的，总归行不通。他们都预言中国的发展道路一定会有自己的特色，这真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又如关于过渡时代的道德问题，他们都认为道德无论新旧，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人我关系。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后收入《南腔北调集》）一文谈到柔石烈士（1902～1931）生前的情形时写道：
……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着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仓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岁月迁移，社会变迁，新旧道德往往同时并存；全旧或全新的人固然有之，多数人大抵新旧兼从，这里人品高下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人我关系。陈寅恪也几次讲过此事，新近出版的卞僧慧编著之《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录有一段他对学生们说过的话：
中国今日旧道德与新道德两种标准同时并存。有人谓旧的已去，新的未到者，殊非事实。此犹如两种斗，小人以大斗量入而小斗量出，君子因此吃亏。今后旧者恐难复存，惟新者来自外国，与我国情形每有格格不入之处。吾人当准情酌理，行吾心之所安，总以不使旁人吃亏为准绳，至于细微处，则“大德不逾闲，小德可出入”。（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第376页）
这也是反对损人利己的意思，认为这样才能心安；其价值取向与鲁迅完全一致。这两位大师所见略同如此，很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