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世界眼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7 次 更新时间:2011-05-09 12: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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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历来都有世界眼光。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改变国家命运,不断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后来“以俄为师”,这也是一种世界眼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正是坚持世界眼光的体现。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眼光。党的9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是党坚持世界眼光,能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时候;没有科学的世界眼光,不能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正确坚持的时候。因此,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问题,绝不能没有科学的世界眼光,绝不能离开世界发展的大背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吸纳当今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一、世界眼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

    

  坚持世界眼光,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质。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产物和“人类知识的总和”的结晶,始终坚持着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特质,也要求应用它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与世隔绝,脱离世界文明轨道,自我封闭,搞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之类。所谓“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是19世纪初的空想主义者企图说服富人搞共产主义移民区,建立示范榜样的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不是宣扬“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是两码事。狭隘的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观。这种民族观,表面上是在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平等,实际上是以另类形式推行民族间的隔阂、仇恨和压迫,拒绝民族间的团结、友爱和互助。它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格格不入。它既可以表现为一种大民族主义,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地区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毛泽东批评对民族化的狭隘理解时,以对民族音乐的理解来阐述: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1-1]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这个提法产生过疑问。从字面上讲,如果没有准确的翻译,外国人可能会产生与狭隘的民族主义难以区分的误解。特别是在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曾通过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西方资本主义倾向。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参加情报局,可以不理会此事。但由于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于苏联共产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没有完全听从,南斯拉夫问题发生后,苏联曾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为了消除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中共中央在共产党情报局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后也作出决议,声明完全赞同情报局反对南共的“民族主义”。因此,1956年9月,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共八大的南共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表示: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因为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2]正是因为有这个背景,20世纪50年代初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1938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这个表述一般说来不会引起歧义和误解。与此相联系,还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第一个“历史决议”正式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在苏联共产党看来,似乎也有民族主义倾向。胡乔木在解释党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时说过,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正因为如此,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也将作为附录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凡是提“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作了删改。此前,毛泽东在一些文件中已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过,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平列起来一提,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只是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他的这个想法也不能不成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的一个重要考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顾虑不存在了,而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实有了新的更大发展,完全可以说“我们自己有了一套”。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广泛使用开来。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逐渐形成共识。它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同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或时代化。而无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还是时代化,都需要具备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世界眼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包容性。没有世界眼光,就不可能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世界眼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性。没有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就很难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就理论分析言,这像是两个问题。其实,它们是从不同的维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的向度。民族化主要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横向发展,即空间的普适性。时代化主要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纵向发展,即时间的普适性。当然,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向度的着力点言,有时会强调民族化,有时会强调时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讲民族化时没有时代化,或者讲时代化时没有民族化。它们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

    

  二、党的世界眼光成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伊始,就具有世界眼光。从党的历史发展来看,一个又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都与其理论的创立者们的世界眼光密切相关,也可以说,党的世界眼光是成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素。

  (一)毛泽东的世界眼光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国留洋,但从小就关注世界大事,心忧天下。在长沙求学时,阅读大量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著作,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在革命战争年代,还通过广泛收集报刊来了解世界发展态势。到延安后,他身居窑洞,眼观世界,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无不坚持世界眼光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新民主主义论》是明确地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论述的经典。尽管在大革命时期已提出这一命题,但是对其理论意义没有展开论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与十多年前大不相同了。由于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形成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中国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伟大同盟军。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3]。正由于有了这样的世界眼光,并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才提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也形成了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在坚持世界眼光时,还提出了正确对待包括外国进步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本原则:一是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以之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即使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都应该吸收。二是中国的和外国的东西要有机地结合好,要用外国有用的东西来改进中国的东西,用中西结合来使中国的东西向前发展。只要有人欢迎,“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三是“洋为中用”,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1-2]。因此,他强调学习外国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是批判地吸收外国优秀文化,而不是简单搬用和“全盘西化”。在新中国头几年,特别是在党的八大前后,他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进一步阐发正确对待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科学态度,充分地显示了他那思想开放、有容乃大的世界眼光。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的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这三十多年,是我们国家对外最为开放的三十多年。这得益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有开阔的世界眼光。

  邓小平所以能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建邓小平理论,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他那深邃的世界眼光,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一切出发点,无不从对中国和世界进行比较这个角度来考虑。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世界眼光,特别表现在: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及时地改变过去对于世界发展走向的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根据;通过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和当代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坚持改革开放政策长期不能改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根据;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研究,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关注和观察,认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党和国家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社会文明考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能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成果,使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超过他们,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完全可以说,没有世界眼光,不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就不可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可能有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

  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具有丰富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们经常出访外国,亲身感受了世界各国的文明发展状况,因而不仅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且根据时代的进步和世界各国多样化文明的发展,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眼光,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新的巨大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内涵。从十三大始,党中央就强调: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从十四大起,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表述扩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中明确地注入了“时代化”元素。二是在概括邓小平理论的特点时,明确提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强化了“世界眼光”意识,不但为正确分析不断急剧变化和扑朔迷离的世界形势提供了指南,而且为放眼世界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参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都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的产物。这些思想理论的提出,都吸收和借鉴了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等属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三是面向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挑战,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应对战略,诸如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明确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股份制和混合制经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竞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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