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后殖民史诗与双重化叙事策略

——解读德里克·沃尔科特的《奥梅罗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4 次 更新时间:2011-04-09 17: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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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明  

  

  内容提要:当代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长诗《奥梅罗斯》是一部后殖民时代的史诗。史诗运用双重化叙事策略,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挪用了荷马史诗、圣经和《神曲》中的基本情节、场景和人物原型,通过对创伤、战争、追忆和寻根等文化隐喻的双重化处理,既借助西方经典文本的话语权和传播力量发出了被压抑的声音,又重写和颠覆了西方经典文本。通过双重化叙事策略,诗人确认和建构了混杂的文化身份,显示了多种文化在对话中共存的真正意义。

  

  本文要探讨的是德里克·沃尔科特的代表作《奥梅罗斯》(1990)。这部史诗的发表为这位圣卢西亚诗人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一位黑皮肤的荷马从加勒比,这个前帝国的边陲发出的声音。

  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史诗总是意味着对伟大的过去的追忆和对部族英雄的歌颂。但是,对于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大洲的移民组成、长期遭受殖民奴役、生活在无根状态下,直到1979年才获得独立的民族来说,过去留给他们的除了痛苦、屈辱和创伤之外,又还有什么?那么,作为加勒比后殖民作家的沃尔科特为何还要选择用史诗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叙述历史或神话?作为一部后殖民时代的史诗,《奥梅罗斯》如何通过史诗这种古老的形式来确认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社团的文化身份,他以何种特殊的叙事策略来表述历史,这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又具有怎样的普遍意义和价值?

  

    1.混杂身份与双重化策略

  

  从文化/种族身份上来看,沃尔科特与其他当代加勒比作家相比,似乎处在一种非常独特甚至尴尬的地位。他既不像布莱斯维特或兰明那样有一个可以明确追溯的非洲谱系,也不像V.S.奈保尔那样具有纯粹的印度-婆罗门血统;作为一个兼有英国、非洲和荷兰血统的混血儿,他有点像多米尼加的克里奥尔女作家简·里斯,然而,他的肤色又没有后者那样的白。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

    我只是一个热爱海洋的红种黑人,

    我受过扎实的殖民教育,

    我身上有荷兰、黑人和英国成份

    我既微不足道,又是一个民族。(CLC,WALCOTT,296)

  对沃尔科特来说,混血的、杂交的身份,既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大幸,他曾说,"作为一个混血儿,当我看到阿善堤(Ashanti,非洲西部阿善堤地区的人)这个词时,就像看到沃里克郡(Warwickshire)这个词一样,会产生某种刺痛感。两者都与分别与我的祖父的根相连,两者都无法给这个私生子,这个杂交人,这个西印度人带去骄傲或或洗清耻辱"。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获得了一种比这更为广阔的血统;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家,他说过,"所谓成熟就是同化每个祖先的特征。"正因为没有一个可以线性追溯的谱系,反而使诗人获得了更大的想像和创造空间。他可以自由来往于他喜爱的英语和本土的克里奥尔方言、西方经典和本土经验之间,运用双重化的叙事策略和互文性的结构方法,精心编织起一个又一个具有鲜明的跨文化色彩的诗歌文本。

  在谈到沃尔科特诗歌创作的特征时,批评家们喜用的一个词是"中间或夹缝"(between,inbetween)。XXX指出,像沃尔科特这样一个具有混血种族的人,具有一种言说种族问题的特权。帝国强调血统的纯正,对杂交怀有恐惧感,而混血则是对种族分类的解构,对界线的践踏,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间"也许是他的诗歌的关键词。(CLC,WALCOTT,296)保拉·本内特认为,对混血和克里奥尔化的表述(身体和语言的杂交)是沃尔科特文学创作的中心。他刻画的加勒比典型本质上是复数的,并且是带着殖民创伤进入创造的。对他来说,处在"夹缝中的地位(在文化中犹如在身体中),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希望。等级制的西方执着于直线式追踪起源,在沃尔科特诗学中,与这种强调起源的特权性相反的是,此地和现在(here and now )"。(PAULA BURNETT,2000,20)

  "夹缝"这个词可以用来与另一个后殖民批评常用的术语"双重化"(doubling)互相对照着来看。如果说"夹缝"更多地着眼于后殖民作家内在的精神状态,那么"双重化"则是它的外在化和艺术化。尽管不同的批评家对双重化有着不同的理解1,但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后殖民意义上的双重化大体说来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双重化指的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转换关系:作家在写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个人体验作为民族经验来描述,作家的个人史往往成为他/她所属的社会的历史缩影或集体记忆。这样,小叙事(小写的他/她的故事)就被编织进大叙事(大写的"他的故事"即历史)之中,这也就是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民族寓言"的意思。其次,双重化又指本土经验的表述与西方经典之间的转换关系。后殖民作家大都受过西方教育,运用西方强势语言创作(或在其中搀杂一些本土方言),因此,他们在创作时处处会有意无意地借用或挪用西方经典中的形象、结构、体式等作为自己作品的结构框架或叙事要素。他/她所写的或许是某个特定的地方发生的事件或本土的经验,但由于借助了西方经典已被公认的话语权力,就能将这种本土经验扩展或上升到某种普世性高度,使之具备了某种跨文化的传播能力,从而使得长期被压抑的声音被世界(主要是第一世界)所听见。而这种叙事(或许应称之为"反叙事")反过来又形成了对经典文本的一种改写和颠覆。正如南非作家库切(J。M。COETZEE)所说,"对于一种权力神话的回应不一定是反抗,因为如果这种神话预言了反抗,那么反抗只能加强这种神话。神话科学告诉我们,一种巧妙的反抗是颠覆和改写这种神话。"(BURNETT,97)沃尔科特以自己的方式反抗新殖民主义,用拉什迪的话来说就是"逆写帝国",即在持续不断地颠覆和改写神话的同时,创造自己所属的民族或族群的神话。

  在《奥梅罗斯》中,沃尔科特正是利用了来自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资源,通过运用双重化手法,创造了一个诗性的世界。来自不同历史时空的文化碎片犹如宇宙大爆炸后的碎片被抛入诗人的精神视野的太空,通过他的想像力融为一体,传达出一种历史的暗示力量。这正是诗人所说的,打碎一个花瓶,再把它整合起来的艺术。诗人在《奥梅罗斯》中大胆挪用了荷马史诗、圣经、《神曲》等西方经典文本中的形象、情节和原型,通过细针密线的互文性手法,将有着不同起源的文化碎片精心编织在一起,织出了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多元文化色彩的加勒比史诗。借用保尔·茨威格(PAUL ZWEIG)的话来说,这部史诗是"自我之歌"--一首"治疗的史诗"。诗中的每个人物都代表了西印度遗产中不幸的一个方面,随着诗的进展,这些不幸的方面既得到了治疗又得到了舒服的调解。(CLC160,P299)

  

    2.双重化叙事:创伤与战争

  

  按照一位西方学者的观点,《奥梅罗斯》全诗7卷可分为三个部分。1-2卷是双重化的《伊利亚特》,展示了各种文化上的疾病和诊断。3-5卷是全诗的主体,讲述了主角阿基琉斯想像中的非洲寻根之旅,叙述模式从荷马式的史诗转换为但丁式的地狱之旅。6-7卷回到现实中的圣卢西亚,这个美丽的岛国由于迎合西方旅游者而变成越来越商业化。全诗最后以一种僵局为结尾,那就是旅游工业对岛民的开发利用和叙述者对他们农业的、非商业化的生活方式的理想化怀念。("难道我将他们的贫穷制造了我自己的乐园?")

  史诗的场景设置在诗人的家乡圣卢西亚。全诗一开头出现的是创伤的意象。一位名叫费

  罗克忒忒的渔民正在向西方旅游者讲解制造独木舟技艺,为了获得额外的报酬,他卷起裤腿,向他们展示了自己脚踝上的伤疤。这个伤口是被生锈的铁锚弄伤的。但是他相信水肿来自他的祖先被锁链绑过的脚踝。要不然为何没有痊愈?他背的十字架不仅仅是那个锚的也是他的种族的,村子里的黑人和穷人像猪一般扎根在燃烧的垃圾堆里,然后被挂到屠宰场的铁钩上。21-3-3

  显而易见,这里,无论是创伤本身还是展示伤疤的行为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法兰兹·法农指出,在最基本的层次上,殖民主体是创伤性的。帝国主义话语(尤其是在种族主义的层面上说)阻碍了(阻碍着)健全统一的自我的建构,造成了自我异化。殖民的精神分裂症不但影响到被殖民者,也影响到殖民者以及处在两者之间的其他人。(PAULA BURNETT,2000,17)对加勒比人来说,创伤既是生理性的,又是心理性的,带有历史的重负,因为包括圣卢西亚在内的加勒比地区的人口大都是被贩卖到美洲来的非洲奴隶的后代,被奴役的非洲人那种无法表达的生理痛苦在他们后代的身体上保留下来,这种痛苦始终强烈地压迫着他们,无法用语言排遣宣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生活在加勒比地区的前殖民者后代来说,他们也始终背着祖辈的罪孽的重负,生活在悔恨与自责的痛苦中。沃尔科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抓住了殖民历史的核心,用他的史诗描述了殖民主义给现代加勒比人带来的创伤和痛苦。

  但是,问题在于,在后殖民时代,以前的被殖民者是否应该将过去的苦难作为商品展示给来自西方中心的/旅游者/读者看,借此获得怜悯、同情及至某种物质上的补偿?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历史话语的问题。"传统的历史话语从帝国主义中心出发,叙述的只是加勒比人民的痛苦和屈辱。这是一种要求对之作出反应的重负,但是,在沃尔科特看来,仅仅作出反应是错误的,因为它给原来话语的权威性留下了空间。他选择的是双重化的策略,以不同的优选权,从不同的观点叙述历史,而不是对历史作出反应,这就将标准话语归入了相对的无意义性。这样做的结果是根据不同的价值叙述一个不同的故事。"(BURNETT,68)

  事实上,史诗开头的这位腿上带有伤疤的渔民并非沃尔科特的首创,而是从希腊神话中挪用过来的,他就是墨利玻亚国王,波阿斯和得摩那萨的儿子费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比圣卢西亚的那位同名者末尾多一个S),他的手中持有赫勒克勒斯临死前托付给他的弓箭。他与希腊诸王一起参加了对特洛伊的远征,但在中途被毒蛇咬伤,被同伴抛弃在一个荒岛上。直到特洛伊战争的第十年,希腊人听到预言说,除非他们得到赫勒克勒斯的弓箭,否则就攻不下特洛伊,他才被俄底修斯等请到特洛伊城下,治愈了创伤。沃尔科特保留了费罗克忒忒发出恶臭的创伤、荒岛的命运、生理上的痛苦,以及最后的治愈等细节特征,但是经过一番诗学转换,将他从地中海移置到加勒比海,弄黑了他的皮肤,将他的创伤从脚上转移到腿上,将他的赫拉克拉斯的弓箭换成渔民的渔网,将他发出的痛苦的喊叫转换成克里奥尔语,最后,让一个会奥比巫术的当地女人治愈了他的伤口。显然,这既是一个后殖民的挪用过程,也是一个缝合的过程,诗人将来自不同文化源头、不同文学类型的碎片缀合起来,创造出一个新的混杂人物。让这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经历了一个从白人到黑人、从殖民者到被殖民者、从古典到现代的变形,用 的话来说,这不仅是对经典的颠覆或异国情调化,而是一种陌生化,这就像在蒙娜丽莎嘴唇上加了一撇加勒比胡子。(CLC,160,317)

  通过对创伤进行诗学上的转换和变形,沃尔科特跳出了民族主义的狭隘圈子,使其具有了某种普遍性品格。费罗克忒忒的伤口盘旋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给西方旅游者/读者提供了一个进入非洲-加勒比经验的入口,同时提醒他们,他们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当地承受的历史痛苦,而只能从外面窥视它。费罗克忒忒的伤口从他的内部发出一声疯狂地想跑出来的尖叫,但是被挡回在"他的锈蚀的牙齿的栅栏后面"。伤口既引出话语又不能说话,既象征了后殖民历史书写的困境,也暗示了后殖民史诗叙事采用双重化逻辑的必要性。

  由双重化的创伤,《奥梅罗斯》引入一场双重化的战争。从第一卷第三章开始,史诗进入它的主导叙事,《伊利亚特》中的两位英雄被转化为两个圣卢西亚渔民,说法语的赫克托尔和说英语的阿基琉斯为争夺海伦而发生了争执,双方分别用英语和法语克里奥尔语咒骂对方(这里诗人也借机展示了圣卢西亚/加勒比多元杂交文化社会的双语特征)。海伦本是阿基琉斯的妻子,后来被赫克托尔勾引走,与后者生活在一起。这个情节既映射了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又象征了近代以来英法两国为争夺圣路西亚而展开的战争。在历史上,圣路西亚曾被称为"西印度的海伦"。因为这个美丽的火山岛正好座落在加勒比海中间三角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650-1814年间英法两国为争夺这个战利品而开战,该地在两国间易手不下13次(JAMES,LOUIS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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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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