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第三只眼睛看孔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7 次 更新时间:2011-02-10 11: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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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放  

  

  自从北京天安门广场立起了九点五米高的孔夫子铜像,海内外舆论哗然。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两种意见都很极端。对儒家和孔子的臧否、是非,再一次兴起热潮。

  这样一场官司、论战由来已久,“五四”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各方都有高手、权威,拿出来都能压死人。论者洋洋洒洒,大论长篇,谁也说服不了谁。孔子评价成为百年悬案。这新一轮论战,同样也不会分出胜负,不会有什么结果。

  时代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已发生很大变化。“赛先生”早已在中国扎根。我们能否站在新世纪的时代高度,换一种视觉,换一种思维方式,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孔子?

  首先,我们对孔子评价中的几个现象提出疑问。

  第一, 这次“评孔热”中,对孔子最排斥的,是毛左派原教旨主义者,及自由主义者中的偏右派(这样定义他们不甚准确,大概意思吧)。这样两个思想价值观念截然相反的群体,在批孔反儒上立场如此一致或接近。从逻辑上来说,这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 有史以来,反孔子最激烈,最极端者,是毛泽东。这与一些自由主义者反孔的立场几乎是一致的。但在价值体系上,他们与毛却是不共戴天。这也是一种悖论。

  第三,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最不人道,杀戮最多的暴政年代,恰恰是批孔最彻底的时期(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毛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此只是列举这种现象。透过这种现象,我们能否深入思考这里面的关系?到底是哪一方面不对头了?

  

  一、

  

  在目前的网络现实里,抑孔或扬孔都可能招人拍砖头。即使在温和的自由主义阵营,扬孔都不是一种“政治正确”。

  但话还是要讲明白的。

  孔子和儒家思想,是一种学说,一种思想体系,而不是宗教(称为儒教是使用上的习惯和方便)。这一点应毫无疑问。既是一种思想,就可以视为一种工具。既是一种工具,就可以任人取其有用而用之,这是孔子悲剧的根源。

  孔子作为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学说,他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一定正面作用,恐怕也是无法否认的。首先,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他那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的师德师风至今仍不失为典范。

  孔子思想肯定有其价值所在。一个人口最多的民族,几千年风风雨雨,几度沉沦,最终文化得以保留,道德得以传承,儒家思想是重要的连结纽带。儒家思想(连同佛、道两家)实际上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基础和核心。成年的华人(乃至其他东方人)没有受儒家文化道德观影响者,少之又少。

  就是在今天,孔子的仁义思想,博爱思想,忠信思想,孝悌思想,仍有其价值。这些思想与今天普世认同的有关价值观应是相通的。至少并不相悖。而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基本就是一种自由主义原则。

  但孔子思想肯定有糟粕。一个两千年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肯定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全盘继承,就是逆时代潮流了。古时“天不生圣人,万古如长夜”;今天若是照搬孔子,以孔子和儒家思想来治国,同样也会是“万古如长夜”。

  封建皇帝尊崇孔子,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他们取孔子思想中强调的尊卑等级观念,“三纲五常”遂成为维护封建秩序、伦常的圭臬。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之所以能超稳定存在两千多年,与统治者利用儒教作为工具应有关系。

  中国人性中的有些弱点,或许也与儒家思想中某些负面的影响有关。

  但“五四”后人们将封建社会罪恶,将旧礼教陋习的所有责任都算在孔子身上,是有欠公允的。

  以对女性的歧视为例,汉代“独尊儒术”以来,汉、唐的女性地位仍然较高,女性衣着表现开放,寡妇是可以再婚的。残忍的缠足陋习,源于畸形的审美习惯,盛行于宋代。此时孔子已逝去千年,与孔子何关?

  又以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为例,汉魏六朝、唐、宋时的知识分子都极有尊严。像“竹林七贤”那样的放荡不羁,李白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高傲,那种风骨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也自愧不如的。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上,是同样的大胆奔放,没有一点奴颜婢骨。

  中国古今都有不少身经百战的“儒将”。在他们身上,看不出多少犬儒性和懦弱本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儒气”恰恰是一种优秀品质。

  封建社会的发展、没落自有其本身的规律。“程朱”理学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诠释和发挥,已经违背了孔子思想的原意。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与孔子的“食、色,性也”有共通之处吗?孔子思想中闪光的东西,人性化的部分,都被他们掩盖、歪曲了。

  至清代,因是异族统治,统治者利用儒教对汉人知识分子的管控,已经纯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们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残酷迫害,毫不手软;另一面,利用科举,重用知识奴才。在清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奴化、犬儒化达到了极致。封建礼教、愚民政策也达到了极致。这些应该也与孔子没有直接的关系。当大清皇帝将一顶顶的冕冠加到孔子头上,实际上也把孔子给耍了。在封建社会,儒家知识分子本身即是最大受害者。

  “五四”反封建对传统文化的彻底背弃,已经给后来的文化灾难、思想灾难埋下伏笔。这些,已有不少人作过反思。

  

  二、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一下子意识到信仰失落、道德真空带来的危机。这也是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道德体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文化道德体系的重建,与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是脱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也是互为因果的。不能指望等有了什么,再做什么。套用一句话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这里自然绕不开普世的文明价值,绕不开这种价值相匹配的政治体制。重建文化道德体系应真正体现人类文明的普适性、共通性。而没有相应政体的保障,这种价值也将无所依附,成为无本之木,成为空中楼阁(这并非本文要谈的重点)。

  代表西方文明的文化道德体系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产生,至今亦主要以基督信仰为依托。我们显然无法将这些东西一概移植过来。这里有现实政治的因素(当局对这些东西的移入一直排斥)。

  也有文化传统的因素。一个民族,有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尤其是信仰,没有可能完全改变。一个民族如果完全忽视自己的思想、哲学等文化传统,虚无到零,这个民族也就名存实亡了。

  我们要建立的文化道德体系在充分体现普世价值的同时,也应该是多元的,包容的(西方文明的特点也是多元和包容)。这就也包括儒家思想,佛、道信仰。当然更不会排斥基督信仰。这符合自由民主的基本精神和法则。

  如上所述,孔子和儒家思想中有些东西与现代文明,与普世价值是共通的。

  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择其可用,将之融入其间,建立更完美的、集东西方优势的文化道德体系。

  我毫不怀疑西方基督信仰的神圣、高尚和伟大。现代思想文明正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基督信仰的人道情怀,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优秀得让人感动,使人景仰。

  但是文明的发展,自由精神的发展,本身最后也产生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致命的。这就是西方学者指出的所谓“文明的悖论”。

  我在这里举两个事例。

  一是因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相信实证科学,沉迷物质享受。传统基督信仰日渐流失――基督教有自由的原则,不可能像伊斯兰教那样有防止流失的机制。基督信仰的危机已经是客观存在。

  另一个事例是西方的人口问题带来的社会危机。美国保守派学者Mark.Steyn在其著作《孤单的美国(America Alone)》一书中,对此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自由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良好福利、绝对自由、女性解放、避孕技术的完善等),直接造成西方人口大幅减少。现在的欧洲,每对夫妇平均生育率是1•38(平均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证人口不减少)。按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则西方文明,连同她的种族,最终将完全湮没。

  这并非耸人听闻。作者例举了大量的数据来说明这种事实。这样的问题将来在中国和其他发展起来的国家同样会出现。这是人类文明自己衍生的弊病。基督教文明现在对此亦是束手无策。几乎是坐以待毙。

  他们的权宜之计是引进移民。但这样一来引进了另一种不同文明,造成新的问题与困惑。你包容别人,别人并不包容你。在欧洲国家有些穆斯林移民聚居地,连白人妇女出门也必须带上面纱。

  我不是说,中国的传统文明就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但从东方传统文明中寻找资源,取长补短,应该是有益无害。至少不要完全排斥。孔子思想在这方面应有值得吸收的成份。儒家思想不是宗教,其思想的真理部分能经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能接受实证科学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具有永恒性。

  

  三、

  

  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复杂因素,自由思想者们对孔子儒家的抵触和疑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不无道理。

  但事实是,在现代文化道德体系中融入孔子和儒家思想中的有益成份,将之看成是一场社会实验,应该也不会有任何危险了――几个东方民主国家都已从这种实验中取得成功。

  日本、台湾、南韩都尊孔重儒。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发现儒家思想对他们的民主发展进程产生负面的效应。东西方文化道德价值观在这些国家地区和谐共处,相得益彰。日本的有些企业还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管理结合起来,以提高效益。当我们看到马英九穿着长袍大褂拜孔子,丝毫也不会产生民主倒退的担忧。

  当然,前提是这些国家、地区都具备完整的民主政制。

  新加坡的情况是例外。她的专制问题根子仍出在封建传统,而不是尊儒。同理,北韩的世袭制与孔子更是毫无关系――北韩并不尊儒。

  吸收孔子儒家思想的精华为我所用,绝不是简单的复古,不是追求形式,将之商业化、庸俗化。决不是行跪拜之风、戴瓜皮帽读读《论语》这些作秀。而是要融入文化,写进教科书,将博爱精神、仁义道德、忠信思想与普世价值一道体现在宪法、法律、文艺、出版及新闻之中。

  回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孔子铜像的话题。当局藉孔子以“维稳”,以安抚天下民心,这是毫无疑问的。孔子仍被作为工具。

  但换一种角度来看,孔子高踞在这个政治敏感的中心,其象征意味是不同寻常的。这对解构旧的思维模式,远离马列意识形态又走出了一大步。

  同时,无论如何,这在客观上为正确评价毛,移走遗体,提供了一个基础,创造了空间。

  孔子铜像座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按中国传统的对称美学原则,那么西侧还会再立一个雕像。会是谁呢?孙中山?释伽牟尼?无论是其中哪一个,我都举手赞成。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普世价值。而建构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也不应排斥中国古典文明中的绚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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