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8 次 更新时间:2010-12-30 1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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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二战以降,不仅在东西方之间,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有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战持续进行,其中关键性的论题涉及理论和政策等不同层面: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与自由竞争的关系,如何处理计划、调节等经济手段与自由放任的关系,如何处理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的关系,等等。这些尖锐的论战承续了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所确定的相关概念,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理论性的,毋宁说是政治性的:应该选择以国家计划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限制自由市场的运动,还是以自由市场瓦解国家干预,获取更大程度的自由?应该利用国家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还是听任市场进行自我调节?当前有关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只有置于上述讨论的历史脉络中才能理解:它并没有在概念的层次对这些争论进行回应,毋宁是在政策的层面调和两者的意见,以期找到一条适应当代社会变化的新道路。

  自一九八O年代开始,上述论战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在中国知识界和国家决策过程中重新出现。这一论战发生在国家推动的经济改革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与改革这一体制、创造新的市场制度构成了这一时代的主要内容。对内,国家通过放权让利、发展企业自主权,以及私有化的方式,将市场关系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外,通过外贸体制改革,逐渐地将中国纳入到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基金组织主导的全球市场关系之中。在这一背景条件下,自由市场理论、自由贸易论,以及相应的政治理论迅速流行,构成了对于以计划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的尖锐批判;而另一方面,在市场扩张过程中,贫富分化、资本外流、社会不公、生态危机、失业、腐败等等现象迅速蔓延,社会对于公正和保护(社会福利和保险)的需求日益强烈,从而在知识的领域重新出现了新的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各不相同的批判思想。因此,几乎与一九四O至一九六O年代的欧洲知识分子一样,不同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急切地探讨变革的方案,产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和理论冲突。当“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传入中国之时,立刻产生了热诚的呼应,对于那些既不满意于现实、又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人来说,有什么概念比这一“第三种”许诺更为诱人的呢?

  我认为本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思考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最近十年的中国知识论战中重新登场,他们对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回应方式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论战提供了一个特殊视野。这两位欧洲作者以历史研究的方式重新考察十九世纪有关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诸种论题,一方面颠覆了亚当·斯密以降逐渐形成的有关“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神话,另一方面也力图摆脱这一时代日渐盛行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战模式,质疑论战双方所共享的一些基本前提。这两位作者均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研究,自觉地与各种各样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规范式的叙述方式划清界限,从而清楚地揭示出历史中的“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如何依赖国家、权力和垄断。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这一论断正是从这一历史研究中产生的结论。他们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模式作为社会改造的方案,但却从概念上构成了对传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其调和形式的质疑。

  任何一种研究、任何一种视野都不应被夸大成为唯一的或者最为重要的发现,相反,我们能够做的是将这些新的视野放置在历史的脉络之中。没有十八、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没有那一时代的思想提供的种种预设,或者,没有二十世纪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战,没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出现这类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历史思考。从他们的著作诞生开始,已经有无数的学者从各不相同的方面对他们的历史预设和理论研究进行探讨和批评,而他们的后继者的著作也不断引发新的思考和争鸣。事实上,将历史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基本动力和过程置于思考的中心,力图从具体的历史关系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另类方案,这一方法论本身已经招致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和误解。某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批判性的、叙述性的方法,说不上是理论的研究,无法在规范的层次提供建设性的方案;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以为这一叙述保留了市场交往的概念,从而无法与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计划区分开来。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批评?在这本精心挑选的文选出版之际,我愿意将自己阅读这类著作的片断感想记录下来,陈述我的看法,供读者参考和批评。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许宝强先生已经就本书各篇论文的主要观点作了摘要的分析,我在这里不再重复这些具体观点;第二,我本人不是经济学家,如果本文在某些方面涉及了现代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那么,我所做的批评不应被理解为对经济学的否定。这里有特定的语境,而且我也深知一些经济学者正在汲取各种理论的和历史的资源,突破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困难。本文所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重新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历史方法及其基本结论的思想史意义。

  

  一,实质与形式

  

  1,形式主义经济学与经济体的运动

  

  博兰尼和布罗代尔被公认为杰出的经济史家,他们开创的历史视野为弗兰克(Gunde Frank)、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布洛克(Fred Block)、贝罗奇(Paul Bairoch)、阿尔利吉(Jiovanni Arrighi)等人所发展。这些学者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研究采用了一种历史的、尤其是经济史的方式,从而很少有人将他们视为经济学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历史学家、人文学者认真研究博兰尼和布罗代尔,并以此作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途径;然而,经济学家们却很少有人仔细地阅读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作品。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的学科制度遵循着一套划分知识的基本规则,按照这个规则,历史著作无法进入科学(经济学)的范畴却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正由于此,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下述两个问题才能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意义:第一,如何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方法论?这一问题可以替换为另一个听起来有些古怪的或不言自明的问题,即博兰尼和布罗代尔是历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第二,为什么现代学科、特别是以经济学为其“数学”的社会科学必须采用科学的或规范的形式,从而将历史叙述排除在理论范畴之外?我在这里将科学的与规范的这两个概念并置在一起,一定贻笑大方:规范的概念与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如何能够混为一谈?例如,哈耶克、哈贝马斯的理论都是规范性的理论,但他们对于以实证主义为内核的科学主义给予尖锐批判,难道不是一个基本事实吗?确乎如此。但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的科学形式与规范形式难以截然区分:科学在这里是一种特殊的叙述形式,它要求将实际的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或政治过程抽离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多样的历史关系,从而它与规范式的叙述一样都是形式主义的理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与规范的这两个术语并无根本冲突。

  让我从博兰尼的方法论开始讨论上述两个问题。在《经济:制度化的过程》(Chapter 7,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c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ed. George Dalt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p.139-174)和《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的若干章节中(尤其是第1,2, 6章),博兰尼反复地阐释了经济、市场等范畴的两层相互区别的含义,即实质的含义(substantive meaning)和形式的含义(formal meaning)。博兰尼说:

  “经济的实质含义源于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和他的同伴。它是指人与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换,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为他提供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

  经济的形式含义源于手段-目的(means-ends)关系的逻辑特性,这在‘节俭的’(economical)或‘节约的’(economizing)这样一些词语中体现得很明显。它指的是这样一个确定的选择状态,即因为手段不足会造成要在手段的不同使用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我们把决定手段选择的规则称作理性运动的逻辑,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逻辑变量用一个临时的术语来表示,即形式经济学。”1

  在这里,博兰尼严格地区分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认为只有后一概念才能用于对实际的经济过程或经济的经验形式(empirical economy)进行考察。这是因为实质性的经济活动绝不是抽象的市场活动,而是被镶嵌在各种人类生活、各种制度和文化之中的过程,它无法按照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及其规范运动。此后有些经济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区分,例如布洛克说:

  “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个概念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当边际主义者提出关于产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之时,这种思想才得以系统化。在这一模式中,所有商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都是在竞争性市场上进行买卖,因此价格变化将使供求达到平衡。许许多多交易通过价格机制媒介,达至一般经济均衡,其中所有资源都会按照可能采取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得到利用。”2

  对于经济和市场的形式主义理解为微观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它的核心是以价格体系作为媒介自动调节供求关系。按布洛克的说法,经济学家们可能对各不相同的市场如何促成了宏观经济整体疑惑不解,但他们仍然习惯于在边际主义的框架内解释这些市场。然而,除非存在着将所有各种市场连接在一起的完整的网络,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某一市场的任何一种均衡会有助于宏观经济的效率。这里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困难,但为什么--正如博兰尼注意到的那样--现代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都混同上述两种含义,甚至像韦伯、帕森斯以及批评过这一现象的门格均没有认识到区分这两种含义对社会学分析的重要性呢?

  不止一位学者注意到如下事实,即经济的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的重叠建立在一种“偶然的”发现之上。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曾把价格体系的协调作用看作是一种偶然被发现的自生自发的秩序,他认为,正是这一偶然发现为现代经济和社会提供了范式。按照他的理解,这一自生自发秩序既是历史的,也是非历史的:作为一种对历史关系的偶然发现,它是历史的(不是个别人的理性制造或设计);作为一种不能等同于 任何历史的现实关系的自生自发秩序,它是非历史的。3哈耶克将那些经济学家的“科学模型”斥之为科学主义的谬误,认为这一思想方式可以追溯到欧洲思想中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传统。他的理论的核心在于呼吁人们尊重内在于历史的秩序。这一关于历史的“内在的”理解从另一层面将经济或市场的实质含义与形式含义重叠了起来,因为我们实际上找不到一种明确的标准对此进行区分。博兰尼的解释与此略有相似之处,他认为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所以能够重叠纯粹出于“逻辑上偶然的情境”:“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欧和北美出现的一种人类生活的组织形式当中,选择的规则恰好适用于此。此种经济形态是一种市场定价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交易行为的进行涉及参与者对交易手段的选择,因此这一体系的运作适合于以经济的形式含义为基础的方法。“一旦这种体系支配了经济体,经济的形式含义和实质含义实际上就会重叠起来。”4

  如果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重叠仅仅是一种偶然的现象,那么,对于市场价格的形式主义描述或规范式描述(对于在给定情境中的选择方法的描述)就不能等同于市场体系的实质过程。哈耶克所以将价格体系视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一种既从属于历史又不等同于历史现实的范畴即是为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关于价格体系和市场的研究仍然是一种形式的研究,而不是实质的研究。5博兰尼注意到了这一重叠的偶然性质,却没有把这一重叠视为一种内在于历史的普遍秩序的呈现;他相信如果仅仅借助于为特定的经济形式(它总是依赖于特定的市场)而设计的分析方法,就无法分析经济体的运动过程本身,因为所谓经济体的运动包含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各样的制度、国家政策、传统、习俗和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绝不能化约为单纯的以价格为中介的供求关系。换言之,尽管博兰尼也注意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的某些重要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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