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2 次 更新时间:2010-12-19 17:15:36

冯象 (进入专栏)  

  

  周叔弢先生曾这么评价赵万里先生的成就:“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至伟。”

  早就想写点什么,纪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去年至清华服务,大表哥赵深见示大舅遗稿《天宝遗事诸宫调》曲集遗文,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大舅是1980年6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时我在昆明上学,母亲赶去了北京,是父亲写信告知的。父亲的信,平常多是回复我提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因我要去访他的老友,叮嘱几句。那一次却写了一页大舅与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及古籍善本保护的事,是要我牢记的意思。后来,母亲依我的建议,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忆大舅和清华生活的。还编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订,增补了内容,交我润色。课余,遂根据年表翻阅资料,钩稽故实,渐有收获。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说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随手记下的片断。

  

  一

  

  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幅导师与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录了。前排三位导师,即王观堂、梁任公、赵元任,并讲师李济;后排三个助教,名字标作(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这照片最初登在《清华年刊》(1925-1926年卷),1926年夏出版。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来家中与母亲聊天。某日,谈到清华研究院往事,说:那张照片的说明弄错了,陆维钊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后排中央站着的是斐云。不久我回国讲学,母亲嘱查一下,说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陆先生。陆先生是母亲在松江女中的老师,他年轻时的相貌神态,母亲是记得的。戴老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从观堂习金文与甲骨文,故与大舅相熟;对老师的学术、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实,皆有探究。1960年1月,清华大学迁观堂棺于福田公墓,1985年树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书丹)。他的讲法应是可靠的。

  查《王国维年谱新编》(孙敦恒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925年8月:“赵万里北来受业于王国维,王命馆于其家,适巧研究院原聘助教陆维钊以事辞,主任吴宓命赵万里补其缺,为王国维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

  《追忆王国维》载海宁蒋复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说,因研究院主任吴雨僧(宓)先生来自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灿担任,其余助教皆东大毕业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君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页119)慰堂1923 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其时在清华兼课,任讲师,住古月堂。观堂入居清华园后,他常去请益,曾协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参见下文)。但“陆君因病”不确,或属误记;陆先生“不能赶到”的缘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书另有观堂的女长公子东明先生的回忆,与戴老相同:“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万里]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页412)

  综上,若大舅补缺为助教是在8月,即清华研究院开学之前,则合影后排居中者便可确定是他,而非陆先生。因为细看那照片,七个人都身着秋衣(夹袄或薄棉衣),不是夏天的模样。

  看来,《清华年刊》的文字说明是错了,诚如戴老所言。只是《年谱》跟知情人的回忆文字少些细节,而考证似应使用更直接的第一手的证据。但工作一忙,这疑问就搁下了。

  今年10月末内子抵京,一同至观堂先生纪念碑凭吊,忽又想起。于是上清华校史研究室网站检索,读到孟凡茂《关于陆维钊——任职助教,何时离校》一文,终于有了答案。

  孟文的考证干净利索。首先作一判断,照片据人物衣着,当摄于1925年秋或1926年春。但李济先生1926年春赴山西做考古调查,则拍摄日期就只能在1925年秋了。然后,从《吴宓日记》(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1998年)查雨僧为三位导师聘助教的记载及各人到校日期,即可证明,合影时陆先生不在清华。我请学生帮忙,借了《日记》(1925-1927年卷)来逐条核对,确实孟先生解决了问题。雨僧是先师李赋宁先生的老师,两家为世交,所以《日记》读来饶有兴味,每每让我想起两位先生的旧事——那是题外话了。

  七人当中,观堂最早迁入清华,1925年4月18日:“晨,王国维先生搬来居住。”之前,4月3日:“See Pr. on As. Bdg.”(为助教及房舍事谒校长。)4月15日:“上午,见Pr.”,括号“梁廷灿”等。孟文推测,雨僧这两趟见校长曹云祥,跟观堂和任公聘助教有关。

  8月1日:“赵元任来,拟用其内侄为助教。逾日,决用章昭煌,企孙荐也。”8月4日:“作函致章昭煌聘为赵元任先生助教,月薪60元……宓函由赵寄叶企孙转交。”可知助教人选,皆由雨僧与导师商量后决定,且着意提携东大学子,如慰堂所述。次年陈寅恪先生到任,所请助教也是东大人,即大舅的挚友浦江清先生。

  8月31日(星期一):“赵万里到校,代陆维钊。”9月1日:“见校长……以赵万里代陆维钊职务,批准。”

  9月5日及6日,新生入校,报到注册。9月8日,雨僧在工字厅设宴,招待观堂、任公、梁漱溟(讲师)、赵元任、李济、“戴元龄、赵万里、卫士生、周光午”。注明:助教梁廷灿、章昭煌“未到”。“下午……在宓室,开研究院第一次教务会议。”9月9日:“十时,至大礼堂,行开学礼。”9月13日: “十时,至琉璃厂文友堂,晤王静安先生及赵万里君,为校中购书。”观堂“请在青云阁玉壶春午饭,进果面”。9月14日(星期一)研究院开始上课:上午听观堂讲《古史新证》。“晚赵万里来,细述陆维钊之身世情形。决即永远留赵,命陆不必来此。所谓两全其美也。”

  10月1日:“章昭煌欲移居古月堂或学务处”,请吴先生帮助安排。10月20日:“梁廷灿昨日到校。”直到这时,照片里的人方才到齐,而陆先生请假回乡,早在开学之前。故孟文认定,合影摄于1925年10月下旬至11月间,后排中央观堂的助教,只能是大舅无疑。

  

  二

  

  陆维钊(微昭)先生在东大与大舅同级,也是从吴瞿安(梅)、柳翼谋(诒徵)二位老师研习词曲。但大舅十六岁上的大学,比陆先生小了六岁。如果陆先生毕业后曾经北上,应在6月下旬或7月间。或许抵京不久,未及就任,便因祖父病重或亡故而告假回了平湖。雨僧《日记》未提陆先生到校,只记了临开学由大舅代职,校长批准,旋即正式聘任。其命陆先生“不必来此”,似指后者须在家乡守孝,无法履职,故谓“两全其美”。

  守孝期满,陆先生到秀州中学教书,继而受聘至松江女中,成了我二姨的国文老师。当时,松江女中的师资可谓人才济济,有徐声越(震愕)、施蛰存、王季思、丰之恺等,皆一时之选。徐先生是母亲的国文老师,课外另教她世界语,放了暑假便用世界语通信,给她改错,还译了她一篇作文(写小蚂蚁过年的童话),登在匈牙利的世界语刊物《文学世界》上。徐、施二位解放后执教于华东师大,徐先生且是近邻,可说是看着我长大的。

  陆先生多才多艺,尤擅书法,松江女中的校匾是他的字,校歌则是他作的词。抗战后移席浙江大学,1952年院系合并,转为浙江师院(后更名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0年,潘天寿先生出面,调至浙江美院国画系任书法篆刻科主任,从此成了专业的书法家。

  二姨和姨夫留学英国,1947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回浙大服务,便成了陆先生的同事,直至他调离杭大。此外,他跟姨夫在民盟与省政协也是多年的同仁,加之重为表哥(二姨的长子)学画,所以陆先生的字画,我自幼即有印象。“文革”中,我在云南边疆自学外语,作业寄姨夫批改。每年回沪,先在杭州下车,到道古桥杭大新村二姨家住几日。有一次外出,路过陆先生家,二姨说进去看看老先生,但那天的细节,他们聊点什么,已淡忘了。

  据说,陆先生对未能问学于观堂,是终生抱憾的。然而他书画双绝,“蜾扁体”独树一帜,并有诗词传世,育才无数,如此成果斐然,实非常人可比。

  

  三

  

  岔开去谈谈幼和先生。他虽是清华研究院第二期学生,1926年秋入学,《吴宓日记》却有更早的记载。1925年6月23日:“下午五时,戴家祥持胡适致校长荐函来,准报考。”也许他因故未考,或没被录取,8月29日:“见戴家祥,求为旁听生,未准。”9月1日,又记“戴家祥来”。如此,戴老同大舅相识,很可能在1925年8、9月间。

  1951年,华东师大成立筹备组,戴老因好友中文系主任许杰先生相邀而“加盟”,先任中文系教授,次年转历史系,主讲历史文选、中国通史。 1957年反右,先生耿介敢言,被人在万人大会上栽赃诬陷,打成右派。遂不许教书,放在资料室做一个资料员。但先生毫不灰心,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收集拓片,准备编撰《金文大字典》。不想“文革”起,复遭残酷批斗,打断腿骨。数十年辛勤考证金文、甲骨文所做的卡片和书稿,红卫兵抄家付之一炬。“文革”结束,他以耄耋之年,积十六载之功,终于完成三大卷《金文大字典》,于1995年出版。同时,还校勘了他姨公、晚清大学者孙诒让的《名原》、《古籀馀论》和《籀庼述林》。十六年间,戴老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科研经费;直到项目列为上海市“六五”重点,编撰组才获得四千五百元拨款,用于购置图书资料。据戴老的得意门生王文耀先生记述,同事和领导曾多次劝戴老申请补助,“老师却执意不肯。结果他自己垫入抄写费近万元”。如此勤俭治学,学生助手都学他的榜样,初稿用废旧纸,资料袋手工制作,去出版社送取稿件,“靠手提肩驮,从不搭出租车”(《戴家祥学述》,王文耀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4)。比比当今学界的排场、挥霍跟造假,真是判若云泥。

  幼和先生1998年逝世,享寿九十三。王文耀先生整理出版了《戴家祥学述》,题赠母亲一本,我拿了来美国。书里夹有一纸,是母亲所记幼和先生讲的几件事,及他提供的资料出处。老先生家住师大一村进校园的先锋路近旁,我陪母亲出门,常见他戴着袖套,手提一把竹扫帚,在路口扫落叶或清理布告栏;那是他每天的公益劳动。母亲便上前问安,他总是乐呵呵的,对我说:回来啦,这一趟居几日啊……

  

  四

  

  《吴宓日记》率真生动,处处流露性情,足可媲美英人皮普斯(Samuel Pepys)日记。1927年有数条提及大舅的婚事,不啻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4月25日:“又夕,赵万里偕周光午来,商赵万里结婚之办法,并拟请宓为证婚人云。”5月24日:“夕,与陈寅恪、赵万里、周光午散步,并至寅恪家中坐谈。赵万里不日结婚,本已约定宓为证婚人,旋以寅恪言,改请梅贻琦。盖以职位之关系云。”

  6月5日(星期天):“下午二时半,微雨。偕心一、学淑,至报子街聚贤堂,赵万里与张劲先女士婚礼。宓代王先生(静安)为介绍人之一,并演说。略谓古今文学家,皆有美人以引其情而助成其诗文著作。欲知今日新郎新娘之恋爱订婚以迄结婚之历史者,请俟赵万里君所作词集《夕阳琴语》出版,取一册读之,便知其详云云。旋即入席。宓与梅贻琦、陈寅恪等同桌,食半饱。”

  过一周,陈、吴二位宴请新郎新娘及诸友。6月12日:“夕赵万里,偕其新夫人张劲先来。”6月13日:“晚八时,至寅恪宅,而彼等来拜。旋即赴小桥食社,寅恪及宓为主人(每人费六元二角,合十二元四角)。客如下:赵及其新夫人张,新夫人之姊张愚亭女士,周光午、浦江清、王庸、杨时逢、侯厚培(夫人未到)。席散后,又同至宓室中茗叙。九时半散。”

  大舅妈的姐姐名智扬,愚亭大约是字。她是北京女师大毕业,夫君李芳馥先生也是我国图书馆界的翘楚,解放初负责筹建上海图书馆,为第一任馆长。

  大舅与大舅妈是表兄妹。据母亲的文章,大舅妈的父亲(即母亲的舅舅)名张励石,是前清举人,曾在外地做官,民国初年任《浙江日报》主笔,笔锋锐利。他思想开明,反对缠足。家人给大妹缠足,只要他看到,就一把将妹妹抢下,不许再缠。但小妹即我的外婆缠足时他不在家,因而外婆的脚就成了“三寸金莲”。他为两个女儿取名智扬、劲先,意在鼓励与男儿一样力争上游,独立生活。稍长,即带去杭州读书;中学毕业,又远送北京。智扬进北京女师大读书,劲先则当了孔德中学的教员。

  大舅同表妹原先没见过面,是到了北京才相识的。之前,父母给他订过一门亲事,女方是同邑(海宁城区)一士绅家的姑娘。双方交换了照片,家长看了都觉得满意。那年大舅十八岁,正在南京上学,相片是在乾隆朝大学士陈阁老的私家花园啸园的九曲桥上拍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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