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继东:普法及其他——冯象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 次 更新时间:2018-05-15 14: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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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象 (进入专栏)   ​向继东  

  

   二零零四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冯先生的《政法笔记》和《创世记:传说与译注》两书,引起读书界广泛关注。九月间,冯先生来湘潭探亲,笔者专程到湖南科技大学与冯先生会面并做了以下的访谈。

  

   《圣经》与“普法”

  

   向:先谈谈你今年出的这两本书吧。我记得,《创世记》里的故事在《万象》杂志连载时,好像题为《尘土亚当》?

  

   冯:是的。但出书时考虑,作为书名,一个多卷本的开篇,为了跟后边各卷的篇章衔接,还是依照传统叫《创世记》的好。

  

   向:你在前言中说,关于《圣经》的版本文字、历史和思想背景,拟另文讨论。这里能谈一点吗?还有,《圣经》早有中文译本,且被广泛接受,为什么还要重译呢?

  

   冯:《圣经》对于现代中国人的意义,我在《政法笔记》和彭伦先生的采访里说过,这儿不重复了。希伯来语《圣经》的版本文字,包括中文旧译的一些问题,我准备抽空把译经的笔记整理一下,择要发表,稍加讨论。

  

   中文旧译中流行较广的有“和合本”,可以简单谈谈。那是新教各派上世纪初妥协合作,在上海出版的。它用了一种生造的“白话”,念起来大舌头似的,大概是受了传教士的影响吧,我叫它“洋泾浜中文”。本来,经文拗口一点也无伤大雅,让信众和普通读者慢慢习惯就是了。但它运气不好,生不逢时;“五四”以后,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即新文学运动走了另外一条道,和合本那个“白话”就留在死胡同里了。常有教友告诉我:读不懂。当然,我们现在用来思考、写作和讨论问题的汉语的词汇句法和节奏,它的丰富的表达力,还经过“红宝书”的熏陶和马列编译局的锤炼,就更不一样了。你读读香港、台湾的学术和翻译作品,马上就感到差距不是一点点,是一个时代。和合本另外一个缺点,是舛误太多,没有吸取当时西方已有的《圣经》研究成果。有些地方错得还蛮有趣,我给你举个例子:《创世记》开头,上帝在深渊大水之上造了光。然后说(1:6)----

  

   拙译:大水中间要有苍穹,把水分开!

  

   和合本: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诸水”不通。原文复数(mayim)形容水势浩淼,并无诸水分流的意思;后者是陆地升出海面后的景象(1:9)。“空气”则是误译。按照古代近东闪族人的宇宙观(希伯来人属于其中说西北闪语的一支),天空是一座晶莹透亮的穹隆(raqia`),托起天河,罩住大地。河水透过穹隆的孔隙或窗口漏下,便是雨。所以苍穹为固体,像一只倒扣的碗,是上帝造来分开天上的水和地下的水的。古代译本,例如希腊语七十士本和拉丁语通行本,都是这么理解的(stereoma / firmamentum > 英语钦定本:firmament)。和合本怎么会误译为“空气”呢?我没有考证过。没准,参与译经的传教士们接受了现代科学观念,把经文“重译”了。

  

   向:《圣经》和犹太教有很大的关系,是吗?

  

   冯:论起源,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称“旧约”)本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典籍和民族文化遗产。书中记载的人物事功和神迹,古人留下许多传说。其中有些对后世影响极大,从宗教思想、道德哲学到文学艺术、民间风俗----包括基督教在内----例如恶天使撒旦(上帝和子民的敌手)的故事。我就尝试着拿来“故事新编”了。

  

   向:我觉得《创世记》和《政法笔记》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恐怕是对宏大的人类文化的追溯,而后者则是直面当下的急切关怀。

  

   冯:没有办法,我们老三届“知青”伤亡惨重,“欠债”太多,不得不写。

  

   向:我很喜欢《政法笔记》。读过你这本书,印象很深。从技术层面来看,你是一位随笔文字的高手,简洁的笔法,犹如史记;从思想层面看,你说的都是关于政法的问题,但文字穿透力极强,犀利而又不露锋芒,且都击中法律背后的要害。这样的书,学府里一般所谓的教授恐怕是很难写出来的。

  

   冯:过奖了。法律其实跟文学差不多,只是文字拗口一些,道理浅白一点;两者都是教化或思想改造的利器。我在《木腿正义》和《政法笔记》里讨论过这个问题。政法实践对于(广义的)文学艺术的依赖、渗透和利用,在现代西方式法治意识形态建成,即支配大众想象力之前,向来不是秘密。问题的关键是,其实现代法治也是这么运作的,靠银屏故事、报屁股漫画、电脑游戏、武侠和言情小说等等来说事、论理、蒙人。美国也是法盲大国,它怎么治理?当然不靠律师法官,而是靠好莱坞“偶像产业”(包括色情文艺)和主流传媒“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么潜移默化、灌输教育出来的。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政法业者尤其政客、律师的名声那么糟糕,大众依然相信法治,至少相信没有更好的制度选择。但是,中国又有独特的国情:因为大众媒体和学界老在说“普法”,老百姓以为法律真是看不懂的什么“东东”了,认了“秋菊”的命,哈哈。学者的任务,便是揭示这场“普法”运动之下、之后的问题。

  

   法治的好处是避免政治摊牌

  

   向:中国的司法问题很多,恐怕一时解决不了。但总而言之,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太多。立法则是条块分割,如环保部门起草环保法,文物部门起草文物法。这样,立法者都站在自身利益上。而且立法太容易,法多不治。

  

   冯:正是这样,千家万户上访。

  

   向:上访人多,是因为老百姓不信任法律,上法庭也不能求得公正。

  

   冯:搞法治,总该让老百姓感到是在维护社会正义,而非宝马权贵,才能有效运作。从前没这么乱,为什么?一方面管得紧,基层组织严密,用划分阶级成分等手段来保持政治高压。另一方面,老百姓多数接受了他们觉得还算公平的社会和财产关系。我穷,大家都穷,加之特权不下基层,心里不平衡、闹事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自然少了。

  

   向:那时是在财产面前平等;而现在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真难做到。

  

   冯:不错,法治的起点,是承诺形式平等。虽然实际上,法律问题的背后往往掩藏着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法律便只是一纸具文;解决了,达成一种宪政安排,法律问题才可以按司法程序走下去,直至最终解决。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比如二零零零年美国大选的戈尔与布什一案,联邦最高法院五比四判布什胜。投关键一票(第九票)的肯尼迪大法官说,他之所以把总统宝座判给了布什,是怕两党摊牌,政治大动荡,影响整个社会。虽然后来佛州有争议选票的调查结果表明,戈尔的票数比布什多,但是大法官至今仍认为自己做得对。所以你看,司法解决的好处是避免政治摊牌,让社会各阶层、政党与利益集团和平相处,化险为夷。

  

   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

  

   向: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武汉大学做过一次演讲,题目叫《三种社会制度》。他说的三种制度,一是私有制,二是等级制,这两种都有缺陷,但也有合理性。他担心中国社会滑向第三种制度,就是产品资源的排序既不根据产权,也不根据社会等级,而是根据人们贪污腐败的权力:类别划分对应的是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例如,这个官员管手袋,那个官员管手表,甚至连外汇管制也分成很多等级。这样,贪污腐败就有了方便之门,贪官们的权力慢慢地制度化了。他说,例如在巴拿马,贪污的权力就划分得非常清楚,官员甲负责星期一二三,官员乙负责星期四五六,各贪各的,管制得非常好。

  

   冯:张先生常有高见谠论,他本来有希望做港大校长的,可惜。

  

   向:贪污权力定义得最好、最严密的国家是印度。在印度,国营企业的多数产品的价格都定得低于市场价格,很多官员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差价中获利。张五常还说,他并不反对贪污,他反对的是滋生腐败的管制。假如自己是个官员,恐怕也会贪污,甚至比别人贪得更有效率、更厉害。所以,真正消除贪污的办法是取消政府的管制。印度的问题不只在贪污腐败,它的主要问题是腐败的权力制度化了。

  

   冯:毋宁说是一种权利。和其他法权一样,腐败的权利也可能被人广泛接受而成为稳定的财产制度,并且在事实上享受法律保护。我在别处说过,这些方面,印度是我们的老师(见《中国法律人》10/2004)。

  

   向:你认为,中国当前面对的贪污腐败究竟该怎样去惩治?

  

   冯:很难,乐观不起来。李昌平先生的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写得很好,反映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那些地方的干部腐败了?因为他不腐败就做不成事,更不用说腐败带来的种种好处了。我这次在北京听朋友聊天,有人说中国老百姓的要求其实不高,只要把上世纪五十年代答应给他们的东西都兑现了,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向:包括宪政制度。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个“五五宪草”,但后来因日本侵略打断了。一位学者说,他看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比现在讨论的水准要高。

  

   冯:那时候的人思想开放,什么思潮都鼓吹,可也幼稚得可爱。现在闹过革命,受过挫折,成熟多了。但需要补课,补当年那些书呆子政论家讲过的东西。这就是从顾准先生开始,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的确,都不是什么新思想,也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或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学界关注的问题。然而,启蒙不是做学问,是呐喊和索求,故名“思想解放”。思想解放需要战士,顾准先生就是这样一名在挫折中奋起的战士。

  

   现代化像一个硬币有两面

  

从理论上说,中国现代化面对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一个发展中大国,它不想做发达国家的垃圾箱,不想永远当它们的加工厂,更不想把国际走私贩毒洗钱这些黑社会活动搞到家里来。所以,这个现代化进程不是中国一国的事情;和法治建设一样,也是国际关系问题,必须和国际政治、军事和商业关系结合起来谋略,以求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强者。毛主席领导,教训不少,但最大的功绩在哪儿?不是打日本鬼子,不是打蒋介石,而是结束中国的“前现代”,就是“一盘散沙”积弱状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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