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宸舸:民主视域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7 次 更新时间:2010-12-15 1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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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宸舸  

  

  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社会走向民主、宪政的一次重要契机。民主与宪政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话语,形成社会潮流。这是中国近代的“宪法时刻”,既有的训政秩序已无法回应变迁社会的需求,国民的意志被动员起来关心建国与宪政问题。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主流政治实践要求超越常态政治的立法形式,新的宪法典范呼之欲出。虽然《中华民国宪法》及其“法统”在1949年戛然而止,但以《共同纲领》为新开端,却掀起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另一幕:“人民民主专政”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政法界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学说。

  这场序幕的拉开,始于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人民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讲《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其中提出一个将宪政、民主、专政勾连起来的著名论断:“宪政就是民主政治”,而“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在1940年代的民主宪政运动中,宪政与民主话语具有时效性和背离性。时效性是指“宪政”与“民主”话语出现的频率随着不同时间起伏波动。“宪政”话语在1940年和1944年频率最高,“民主”话语的波峰,则是在1945年和1946年。可见“宪政”与“民主”明显有某种背离性。宪政话语反映了体制内知识分子(国民党)的呼声,民主话语则反映了体制外知识分子(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诉求。毛泽东敏锐地洞见了中国当时所存在的民主主义潮流是一种可以汲取的政治资源,同时也可用以对抗政治上的敌对力量,统合国家的各种政治势力,从而建构新的国家体制,并力图以民主赋予这种国家体制以正当性。

  

  “人民民主专政”索隐

  

  中共党内对于国体和政体有多年实践探索,例如工农民主专政和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抗日民主政权和参议会制度。毛泽东也较早关注国体和政体的概念,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认为国体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政权构成的形式。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的论述,为中共党内提炼“人民民主专政”做了理论铺垫。

  1943年开始的日军“一号作战”引起国民政府鄂湘桂大溃败,迅速导致国共力量的消长,而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必然引起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1945年“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就是这一系列变化在政治上的反映,并获得国内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欢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明确提出实行类似东欧国家所称的“人民民主制度”。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也谈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与上述概念相比,“人民民主专政”是1948年6月以后才登场的。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指示重印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第二章“前言”的一段文字中,编印者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有不同目的,并指出当下的任务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今天在我们的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的社会性质,不是脱离一般资本主义,乃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使用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

  1948年12月底,毛泽东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正式对外界公开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使“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明确化,并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阶级力量作了界定。同年6月底,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的背景和目标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简言之就是人民民主独裁,就是对敌人专政和给人民民主的结合。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和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区别就是谁领导谁的问题,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掌握领导权。该文发表时,正值新政协会议开始筹备不久,这为未来政制设计中的“国体”问题奠定了明确的政治理论基础。这也是对未来中国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政策的公开表态。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早提出

  

  孙中山早在1924年《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六讲中,就关注到苏维埃国家政治体制,“近来俄国发明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这里孙中山所谓的“人民独裁”政体,实际就是苏维埃制度。而所谓“独裁”实际与“专政”意思一样,是英文dictatorship的两种译法。

  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苏联对东欧国家使用了“新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等指称。“人民民主制度”是二战后初期东欧国家共产党所设想以联合政府领导人民,通过长期的和平建设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权形式。苏南冲突后,苏联希望通过意识形态,进而在国际政治上控制东欧国家,1948年12月,季米特洛夫首次提出:人民民主制度在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权,苏维埃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这说明人民民主制度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已被苏联所认可。“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规定,导致了后来东欧各国政府迅速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改组为共产党单独执政的政权。

  鉴于国际国内形势,中共在1949年初已经确立“一边倒”政策。1949年1月14日,苏联派米高扬访问中共。毛泽东向苏联作了明确的表示:我们的新政权将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的组成是各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共产党手里的。

  新华社于1949年2月8日摘译发表《真理报》总编波斯伯洛于1月21日在纪念列宁逝世25周年大会的报告中关于“人民民主”的言论:人民民主政权在解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问题方面,起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这通过苏联之口,确认了中国正在践行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

  

  “名”与“实”: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主义是新中国制宪的政治基础。而“人民民主”可以用“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专政”来解释,人民民主的组织形式是政治协商会议,政权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序言,基本按照毛泽东的论述表述了我国的国体。该序言提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共同纲领》的通过,并以此为基础所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从制度上的建立。

  《共同纲领》的《总纲》第1条这样表述新中国的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呈送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随后逐渐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斯大林主张,为了驳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和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建设事业,中国应该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时间提前。随后,经过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对中国革命的历程作了权威性理论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相应地,中共中央1953年12月19日发出《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对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在党内高层进行了传达:“中央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无实质上的区别,省级以上高级干部了解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但对一般干部这样解释和宣传却是不适宜的。……各地领导机关应注意控制这一问题的宣传,停止在广泛的干部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实质上由共产党一个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宣传和讨论。”

  基于1953年底党内高层上述的通报和认识,虽然“五四宪法”在国体表述中保留“人民民主”的提法,但政治实践中,国家政权的性质已经变为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专政,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届全国人大所产生的政府中,十个副总理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原因。及至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公开提出,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

  

  大、小民主的划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调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始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过时。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时,则将“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两个词并用。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大、小民主的分类。“大民主”强调人民的革命和抵抗权,“大民主是来用对付敌人的”,“小民主”就是整风;“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针,不是采用大民主而采用小民主”“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民主形式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很快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被毛泽东所确认。毛泽东说:“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

  “四大”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变成配合领袖革命意志的重要工具。这时,“人民民主专政”已被废弃而改用“无产阶级专政”。例如,“七五宪法”序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与此相应,其总纲中也将国体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规定后也被“七八宪法”总纲第一条所沿袭。

  

  毛泽东民主观的动态性和工具性

  

  动态性是指民主主体和专政对象随历史的发展、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毛泽东的民主观是建立在“人民”与“敌人”这种社会分类以及阶级划分的基础上的。在国家政权下,社会中大部分人属于民主的主体,里面又分为领导阶级(工人阶级)、阶级基础(工农联盟)和团结的对象(统一战线)。另一部分人属于专政的对象,他们是少数的社会主义制度破坏者,主要是国事罪等具有重大危害性的刑事犯罪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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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0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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