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成:民主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评陈行之:《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1 次 更新时间:2010-12-06 10: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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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成 (进入专栏)  

  

  1.发生了什么事情?

  

  1911年,共和国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建立起来,总统、宪法、议员取代皇帝、大臣而成为中华大地上新的政治符号。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终身总统、新的皇帝和无一例外穿着军装的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们。随着袁世凯荣登大位,新兴的“共和国”这个政治符号迅速贬值,转而成为新旧军阀们的政治旗号。而只到1919年,通过五四运动的涤荡,“民主”和“科学”作为一个政治文化概念步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层面。从那时至今,每一个政治家都声称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声称支持民主和共和,而每一届政府和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都号称追随“科学”主义(文革除外)。但是,民主是否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而成为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了呢?没有。那么,为什么呢?难道俄罗斯“民主”了,德国“民主”了,连有着最长单一王朝历史的日本都“民主”了以后,中国为什么说还没有建立具有“全民的、平等的投票在规定期限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的行使建立在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基础之上”,“立法、执行和司法权力机关相互独立”; “承认人的权利和自由”,“人和人的权利和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承认、遵循和维护任何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国家的义务”等特点的民主制度呢?在中国,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事实上,在中国,从心灵层面,除了深深的落后的耻辱所带来的伤害和奋起直追的决心成为民族价值的新内核之外,什么也没发生。1840年以来,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国所有的有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所做的不过是在尝试,尝试以任何可能的办法恢复古老中华帝国的荣光,恢复中华帝国子民优于上帝子民的荣光,实现建设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大同社会的理想。1840年以来的历史,就是举全国之力、全民之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而不是“现代化”的历史,也不是“西化”的历史,更不是“民主化”的历史。从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响亮口号以来,“复兴”才是我们所有器物、制度、乃至所有政治文化的终极价值观。无论是民主还是枪炮,不符合这一价值观的统统都是垃圾。因此,民主自从来到中国,就是作为一个“东西”而来的,而这个“东西”如果不被当作垃圾扔掉,就必须有其真正的使用价值。民主如果不能够帮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那就连垃圾都不如。当我们看到海外留学生在西方国家首都用五星红旗组成红色海洋、竭尽全力呼喊“爱国主义”口号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得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不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鲜活证明吗?陈行之先生担心,“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吵吵嚷嚷中蛰伏了起来,没有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但这不意味它放弃了历史主角的身份,它只是在等待时机”。事实上,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蛰伏,蛰伏不过是知识分子在满眼的自造的“民主”“科学”的辞令下自己所受的蒙蔽所造成的假象罢了。

  按照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现代主流政治学之一的观点,当代历史不过是文明的冲突史,从实质上说,也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以新罗马帝国——美国为中心的历史,是上帝的子民试图控制、同化其他文明人群的历史。19年前,知识分子捍卫某种价值观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是“造物主(也就是上帝)赋予他们不可转让的权利”,是“上帝”赐予其“子民”的权利,也是只有他们才享有的权利。一旦中国的知识分子明白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最没有阻碍、最有条件接近和了解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地方”生存多年以后,在明白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子民(选民)之后,其必然的选择就是抛弃“这种价值观”,而不是被其“所武装”。尽管陈行之们认为这是“陷入到了蒙昧、偏狭、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中”,但这却恰恰是中国人——背负着“民族复兴”文化内核的中国人——作为中华帝国子民、炎黄子孙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陈行之们不知道的是,当“911”“恐怖袭击”发生之时,美国的电视台反复传递的信号是,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其他人都是异教徒。因此,这不是幼稚,而是沉重,不是荒谬,而是理性。

  当然,这种“社会力量”由于“广泛地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这种力量必然会成为权力的武器”。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权力的合理性,或者说这种社会力量已经广泛地存在于民众之中,已经成为权力的重要支撑,那么,我们为什么担心“武器就将被使用,甚至会被反复使用”呢?因为,在任何时候,武器(广泛存在于民众之中的力量)和权力(政府、政权)是相互证明的,这种相互证明从历史和现实看,都不仅仅是通过所谓的票决制进行的。民主还包括协商样式的民主和革命样式的民主。不是吗?美国多家媒体都承认,“大地震”加强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如果合法性能够通过各种“广泛存在于民众之中”的“社会力量”的各种形式的认可得到加强,我们难道一定要说,这不是民主吗?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难道一定幼稚到认为一个仅仅得到18%民众支持的所谓“民主”政府(例如日本内阁、陈水扁“总统”)是真正民主的吗?而一定认为没有经过陈行之们投票,但却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是一个不民主的政治集团吗?众所周知,所有的“民主”不过体现在你把票投入到票箱的那一瞬间,从此以后,你什么都做不了,被你投票选举出的人就从仆人变成了主人,例如陈水扁。明白这一点,摆脱对票决制的崇拜,才不会犯民主的幼稚病。

  

  2.关于世界银行的两份报告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 俄罗斯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大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在此期间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长了 500%,扣除通胀因素,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增长速度高出两倍。”(这里引用的是陈行之所引用的材料)但是,世界银行没有说的事实是,俄罗斯的货币卢布到2008年4月达到(对美元)最高比值,是1美元兑换23.5卢布。而从新俄罗斯建国开始的1993年7月宣布发行新版卢布以来,卢布经历的过程是,1994年11月25日,卢布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3235卢布。而在前苏联时,卢布的币值曾高达2美元。按照汇率计算,即便是在现在的汇率下,1卢布只相当于当时的0.02卢布。俄罗斯国民的财富已经被国际金融资本家和俄罗斯金融寡头们剥夺殆尽。这难道是说,俄罗斯老百姓实实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另外,这一报告没有说的事实是,石油价格。2003年国际原油价格每桶平均为27美元,2004年约为40美元,2005年平均约为55美元,而今天,石油价格已经达到130美元。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是以出产石油为主要财富来源的话,那么,它的财富(以美元计价)从2003年到今天应该增加了近5倍。而俄罗斯的经济恰恰是以石油和天然气为重要支柱的。事实上,2006年,据俄罗斯《独立报》报道,欧佩克最新统计表明,俄罗斯日产原油达到923.6万桶,超出沙特4.6万桶,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不计算天然气出口,俄罗斯石油在出口中的比重大约在1/3以上(有数字说是35.5%)。这一原因使俄罗斯财政越来越富裕,以至于做到了“各地每个季度都要调整一次“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 但是,正如俄罗斯专家指出的那样,俄罗斯已经到了应该高度警觉“荷兰病”的时候了。在世界市场上,俄罗斯没有名牌产品,没有高水平的金融服务,没有高技术产品(军工除外),没有真正意义的多国公司,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呢?恐怕值得研究。而且,可怕的是,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已经开始下降。按照石油峰值理论,这恐怕就意味着石油产量的持续下降。(美国在1971年石油产量达到峰值)这才是俄罗斯的现实。从俄罗斯的历史来看,现在“俄罗斯财政支出很大部分都用在了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上,俄罗斯人的“贫穷”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苏联时代,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最高峰时期达到美国的60%,而俄罗斯只有1亿多人,美国则有2亿多人。俄罗斯从二战后,就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穷人”了。而普京执政8年来,俄罗斯通货膨胀率(8年计算)为177%,今年通胀率预计为10%(对比一下我国为8%的时候社会的反映,就知道俄罗斯的社会反映了吧),从去年秋天到现在,粮食价格已经上涨了75%,据曾担任俄罗斯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的阿文预测,2008年,“无论他们(政府)怎么做,通货膨胀率都将突破12%。据今年初的民意调查,41%的受访者把一半收入花在了购买食物上(这是恩格尔系数,超过一半的收入花在食品上意味着贫困),而38%的受访者第一位的要求是增加收入,第二位的则是降低通货膨胀。所谓“乱花迷人眼”,评价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和评价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样,不能用短视的眼光来看。事实上,俄罗斯2000年以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40%,但是俄罗斯专家反而认为,正是这种收入增长反而可能会成为深远变革的阻碍。被它一时的困难迷住了眼固然不可取,被它一时的昌盛蒙住了眼睛也不可取。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综合的竞争。

  屹立在东方的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怎样了呢?

  世界银行《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005年,占中国总人口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2.4%;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有迹象表明,中国最贫困的群体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世界银行还说,“中国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区域,比如自然条件比较差、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东、中、西部所有城市和乡村。”这些数字可能都对,都很准确。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者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问题可能不同。我们是否到了能够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均富理想的时候呢?还是说我们仍然处在把蛋糕做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呢?这是个既定的战略部署吗?做与不做是不是个问题呢? ( http://www.tecn.cn )

  陈行之们也认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将近三十年”。而且,不仅陈行之们这样认为,国外很多经济学家也已经把中国经济增长看作一个奇迹。所以说是一个奇迹,不仅是因为增长的现实,而且因为这种增长打破了所有的经济学的假说。但是,有一个假说中国恐怕也无法绕过,那就是,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时候,贫富差距必然会扩大。这不仅是经济要素集中的后果,在全球化时代,也是全球分工造成的后果。而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早就(俄罗斯在苏联时代就跨过了3,000美元的门槛)跨过了这个阶段。而中国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3,000美元的阶段。日本人牺牲了阿信那一代人,俄罗斯人牺牲了保尔那一代人,美国人牺牲了《摩登时代》电影中的那些工人,欧洲矿工们更是在与今天黑煤窑类似的条件下工作了以百年计的时间,在经历了无数次工人罢工后,才争取到了较好的工作条件,为什么说中国就必须要能跳出这个圈子呢?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始终为经济增长比俄罗斯快而引以为自豪”呢?这可能并不能证明“一些被豢养的专家学者”所已经断言的“中国的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蓬勃的生命力”的结论,但起码“社会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完结,”社会主义仍然有其生命力,在这个阶段作出这个结论是否算是合适的呢?

  如果能够弄懂一点经济学常识,就会知道,“中国经济总量(GDP)翻了一番还要多”,其实质并不仅是意味着“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意味着资本的集中,以及资本集中所表现出来的投资对GDP的拉动。我们国家的GDP核算方式恰恰是投资、消费和贸易的综括。投资、消费和贸易之间的比例是互相影响的。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投资过多(意味着资本集中,工资减少),而无消费,则社会生产过剩,投资必然会减少,从而导致经济滑坡。但是,现在的国际形式不同了。因为你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国际竞争而投入的,投入的效率要和全世界的相同产业相比才能显示出竞争力。而和全世界产业相比,在技术条件相对落后、市场准入在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接受度等方面面临重重障碍的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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