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9 次 更新时间:2010-11-19 1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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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 (进入专栏)  

  

  2010年,江平先生八十岁。9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江平八十自述《沉浮与枯荣》。事缘江平的弟子们总劝他写一本回忆录,江平犹豫再三后自己动笔写了近十万字便停笔了。后以口述历史的形式,由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成为这本40多万字的自传。

  江平历尽世间的变幻起伏,在最失意之际,寄情于诗词,抒发胸中块垒,曾集成诗词选《信是明年春自来》。《沉浮与枯荣》的书名,便取自江平自己诗词中最喜爱的一首:“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江平从小在富有书香气的家庭中成长,受过良好的教育。1948年,江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既沐浴了燕京独特的学风,又亲历中国天翻地覆的巨变。1951年,江平由组织选派到苏联学习法律,此时他对法律一窍不通,而且没有兴趣,但服从安排。江平赴苏后,先被分配到喀山大学法律系,1953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接受了正规的法律教育。

  1956年年底,江平学成回国,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他自以为步入了“天堂之门”,没想到1957年给他开启的是“地狱之门”。在“反右”运动中,江平成了“右派”,结婚不满一个月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家庭破裂。不久,江平在西山劳动时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他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

  在“文革”期间,江平有一段时间几乎一天到晚都得写大字报,而且还得写工整,因而练就了一手风格独特的书法。后来他常常开玩笑说:“我这个毛笔字,就是‘文革’期间天天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江平回到学校教书,1983年1月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不久,江平担任副校长。1984年起,江平主要分管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和图书馆。1988-1990年,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卸任时,他正好六十岁,曾有七律抒怀:“残肢逆遇未曾摧,乌纱抛却田园归。宠辱应似花开落,忧国何分位尊卑。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峰壑梦中飞。长夜寒冬无声处,信有大地响惊雷。”

  此后,江平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普通教授。“我开始从学者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有一次,一位美国学者问他:“从校长岗位退下来有什么感受?”他说:“可以不说那些违心的话了,可以不去干那些不得不做的没有用的事了!”

  江平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立法的历程,这在《沉浮与枯荣》中有相当详尽的回顾。在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员会期间,江平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李慎之是法律委员会委员,两人言语投机。有一次,李慎之对江平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此话让江平至今记忆犹新,也促使他更关心宪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江平说:“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

  

  中国法律受苏联影响很小

  

  时代周报:你在燕京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那时候根本没有想过后来去读法律吧?

  

  江平:那时候对法律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新闻是很热情奔放的,更自由一些,法律有点按法律条文来办事,比较保守一些,所以这两个职业是不太一样的。总的来说,法律比较保守,新闻更开放一些。所以我自己的第一志向就是学新闻。

  

  时代周报:在民国时期,你对法治有没有概念?

  

  江平:没有,因为学法律已经是在新中国之后,那时候《六法全书》已经全部被废除了。包括我到苏联学习的时候,是不允许带任何旧法的东西,所以新中国的法律跟旧法是一刀两断了,不承认有任何继承的关系,这个现在看起来是很左的表现。法律在相当程度上是有继受性,除了有一些法律,比如说国民党时期的戡乱、镇压共产党的法律,那些当然必须要废除。但是社会规则方面,应该有继受性。如果没有继受性的话,那民国时期的婚姻到底承不承认啊?如果废除了民国时期的法律,连带婚姻的法律都废除了,那很不现实。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提出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这个举动有点太仓促,缺乏慎重的考虑。

  

  时代周报:在苏联留学对你后来从事法律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江平:应该说,在苏联学法律的这五年,打下了我的法律的基本功底,或者说对法律的基本认识,在我一生当中当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回过头来看,我回国以后就被划为“右派”,所学的苏联的法律知识基本没有派上用场。等到派上用场的时候,苏联法律的这些理念和体系,已经在中国不起什么作用了。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我学习的时候正好是中苏的蜜月期。但是等我用上这一段的时候,中苏的关系发生变化,后来变成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在中国的地位也已经不是原来的老大哥的地位了。

  

  时代周报:新中国的立法是否受到苏联的影响?

  

  江平:我觉得中国的法律受苏联的影响很小。新中国初期,中国有一段在外交方面上是有些一边倒,跟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背景的情况可以看出来,新中国初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但是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并不是这样。中国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受到苏联的牵制,也就是说第三国际的时候对中国的影响就没有多大,毛泽东也是抵制着第三国际的做法。新中国初期的立法也不多,除了《宪法》、《婚姻法》外,其他也没有多少法律。因为《宪法》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婚姻制度更是很难学习外国的,那是完全根据中国社会的情况。中国和苏联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但是土地的问题就不太一样,苏联的土地全部是国有的,中国的土地还分成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应该说,在立法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时代周报:你亲历了“反右”和“文革”,这两次运动对你后来大声呼吁中国健全法治有很大的触动?

  

  江平:“反右”的背景很复杂。我看,一个主要的背景是国际上波匈事件后,为了防止波匈事件的重演,把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作用限制到了最小程度,能够确定共产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中不发生任何动摇和变动。“反右”运动时中苏关系还不错,但是实际上,“反右”运动里有些东西批判的不仅是西方国家的,而且包括当时的苏联。比如说,法院提出司法独立,在苏联也是提出司法独立,但是我们在“反右”运动中把提出司法独立的人也打成“右派”。再比如说,学校提出来的是无罪推定的原理,我们学校讲刑法的老师有人就讲无罪推定,这是苏联的一套,但是当时也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反右”的背景很复杂,包括西方的乃至于苏联的某些法制观点,同样受到批判。

  至于“文革”就是一个很独特的时期,“文革”总的来说是无法无天,不需要法律,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应该说,这两个时期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性质还是有所不同,因为“反右”还是在整个保留中国的政治传统、法律传统下来搞的,而十年的“文革”是在不要法律、破坏法律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在“文革”时代是认识到了“文革”的破坏性,但是对它的走向,最后走到了改革开放的时期,这个自己心中是没有把握的。所以“文革”最后是以这种断然的措施、激进的办法把“四人帮”抓起来审判,然后中国走向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点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当然,我对后来中国的法律建设走过来的路程,三十年有很大的不同,开始我是一心一意的,平反了以后再为中国的立法和司法来奋斗、服务。后来我自己的政治态度又发生了变化。在此以前,我还是全心全意为中国的法律在努力。在此以后,我的政治观点有所保留了、有所批判了,在这一点上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我的法律观念还是跟原来一样的,没有太大变化。

  

  时代周报:你在中国政法大学可谓是门生遍天下,像贺卫方先生就讲过在学校里你对学生和老师都是宽容和爱护的。

  

  江平:我是特别欢迎年轻的人才,贺卫方是很有才能的。当时,学校又缺乏老师,这些老师来了之后,我们当然是要千方百计地让他们留下发挥才能。另一方面,我是特别欣赏那些思想解放的教师,能够有不同的看法,不是人云亦云、唯唯诺诺的人。教师队伍中应该有不同思想、不同理念、不同学派的人,这一点是我的主张。

  

  制定《新闻法》完全有必要

  

  时代周报:你参与了很多法律的立法,当中你的意见有什么影响?

  

  江平:参与了,也不见得在里面起到多大的作用,立法都是集体的,尤其是立法决策的领导人更重要。我们只不过是起参谋的作用吧,出出主意。

  

  时代周报:你在八十自述中说《新闻法》还是不通过为好,现在你对《新闻法》的看法还是这样吗?

  

  江平:最近我们一些老同志呼吁开放新闻自由,这是我们的态度,中国必须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样一些法律。但是怎么来制定这部法律,问题是很大的。如果我们制定的是一部新闻管制法,那还不如不制定,我是持这个看法的。但是最近情况也有所变化,国家的《宪法》规定了言论、新闻、出版、结社自由,结果我们相应的单行法就没有,这也不合适。因为法院判决是不能够依据《宪法》来判定的,这是我们明确有规定的,单行法又没有,那么侵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行为又非常多,所以看起来还是要制定真正的、至少是相对自由一点的新闻自由的法律,所以制定一部《新闻法》是完全有必要的。

  

  时代周报:你在燕京大学是学新闻的,你当年所知的新闻自由和现在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江平:坦率来说,国民党时期的新闻自由并不差,至少还有不同的党派的报纸能够出现,允许民间的一些报纸的发行。

  

  时代周报:最近你们呼吁新闻自由的初衷是什么?

  

  江平:这主要是针对温家宝总理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看法,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具体的措施。所以,尽管我们的声音不见得被采纳,但是,应该更多地唤起民众注意,能够起到唤起民众注意的作用就不错了。

  

  解决高房价需要综合治理

  

  时代周报:最近几年,每次出台一部法律都会引起很大争议,包括《物权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江平:最近这些年,法律的通过比过去难度加大了,就是社会的不同声音突出了,而社会的不同意见表达又跟透明度有密切关系,现在网络的信息很畅通。而《物权法》又是涉及到土地、房屋这些不动产的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物权法》通过的时候争议很大。应该说,《物权法》最后有些条文是在笼统原则的指导下来把它规定的,所以《物权法》通过后并不见得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特别涉及到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拆迁和补偿的问题,所以到现在相应的土地管理和征收补偿这样一些法律出台不了。最近学者也呼吁要加快这两个法的制定的步伐,而且呼吁能够加强透明度。

  

  时代周报: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也有很多的争议?

  

  江平:对,《劳动合同法》的争议比《物权法》的争议还大,网上的各种意见有几十万条。企业家和劳动者的看法截然不同,企业家认为这部法是倒退的法,但是劳动者则认为这部法还是进一步保护劳动者利益,看法分歧这么大,这也表明现在立法的难度的增加。

  

  时代周报:《劳动合同法》里关于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你持什么态度?

  

  江平:我觉得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是必须要加大加快步伐的,过去像深圳的发展,很多都是外面去的劳动者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铺就了深圳的繁荣。在改革开放的一定时期里,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长期下去不好。我们不能够只靠赚取廉价的劳动力来发展,这是一定要改变的,但是这个改变的速度应该把握好,不能太快,如果过分地强调劳动者的利益的话,相反地也会造成经济发展的阻碍。如何把握这个尺度,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发展了,劳动者的利益必然要提高,但是怎么来提高,时间怎么掌握好,这还需要很好地思考。

  

  时代周报:现在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特别像房地产,大家非常关注,因为房价涨得非常快。前一阵子珠海一个律师还写信给温总理谈到限购令的问题。中央、地方出台很多新办法来限制高房价,这些措施跟中国法律有没有冲突?

  

  江平:解决我们当前房价的居高不下,最主要的应该是治本。当然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价格。土地的价格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国家供地的数量,一个是供地的价格。现在来看,北京房地产里,房屋的价格中土地价格占了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现在政府提出土地的数量应当适量增加,这个是对的。如果我们土地供应的数量不掌握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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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时代周报第1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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