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成:对待“国学”:恰恰需要怀疑

——对纪宝成对质疑国学者的批判的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1 次 更新时间:2010-10-28 12: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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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成 (进入专栏)  

  

  纪宝成校长认为,国学教育与研究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对国学的质疑似乎有点大逆不道。他颇为自信地把这些质疑概括为三种:一是“数典忘祖”的否定论,二是“杞人忧天”的怀疑论,三是“抱残守缺”的机械论。(见《人民日报》10月19日第12版)三板斧挥出,似乎国学的怀疑论者们就会作鸟兽散了,“国学”怀疑论就被打倒了,“国学家”们也似乎旗开得胜,可以班师还朝了。可惜,这不过“国学家”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否定国学就是“数典忘祖”吗?恐怕不然。毫无疑问,所谓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如果不是封建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不是王权专制主义的主要象征,那会是什么呢?难道不成,2000年封建时代积淀的文化,反倒是民主的、自由的不成?那我们该如何来解读“五四”运动?是不是要把李大钊、陈独秀等等都冠以“数典忘祖”的罪名呢?所以,纪宝成校长虽然批了某些人“数典忘祖”,但却没有批臭、批透,让人实在找不出所谓国学与近现代的民主自由意识不相悖、不值得批判的理由。

  怀疑国学就是“杞人忧天”吗?所谓国学,确实“可能有”合理积极的内涵,例如,如果像有的学者那样把“国学”定位为“古典学”的话,那确实不妨研究园林、围棋等这些现代文史哲学科可能还无暇涉及的领域,发现其中的“文化”,也许能发现不少趣味,说不定还能再写一本《锦灰堆》。但是,价值观确然是不能错位的。如果把国学定位为要继承的传统文化,那么,它就不是形式,而是精神,是价值观。国学一旦定位于此,那,“它”“毕竟”就“是封建时代遗存下来的意识形态”,其可取之处何在?即便是我们从文明角度可以为之骄傲和自豪的长城、故宫,如果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还不是反映了君尊民轻乃至封闭保守的传统观念?

  反对设立国学学科就是 “抱残守缺”吗?恐怕也不尽然。国学,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当作学科来建设,那首先必须要问:第一,要研究什么?第二,怎么研究?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吗?学科建设,要有既定内涵和方法论,这是常识。即便是在古代,其实多数人也不可能通吃人文、史、哲,也有“小学”和“大学”的分别,也有经、史、子、集的分类。国学经典《周易》不也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古人都知道术业有专攻,难道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反要以混沌的方法对待学科建设吗?方法论的问题和研究对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国学固然可以研究,但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学科。

   纪宝成校长说,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时代的局限,但绝对不是只有所谓的专制主义、王权主义。否则,就无法想象有孟子这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历经千年而脍炙人口,有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戴震《原善》这样充满民本精神、民主色彩的著述流芳百世而振聋发聩!诚然如此。中国古代哲人的言论有不少“振聋发聩”之处。但,这通过历史学的研究和分析就能发现,不必劳甚至都不知道要研究什么的“国学”的大驾。另外,即便不去争论孟子语录的语境和儒家文化的价值观问题,我们只请国学家们按照自己的标准,从价值观和思想史角度,把《四库全书》中“振聋发聩”的那部分找出来,和不“振聋发聩”、甚至令人颟顸昏聩的部分找出来作个比较,恐怕就会发现传统文化的奥妙了。是振聋发聩的多,还是封建专制的多?多、少既定,我们该如何按照量变质变的原理给其进行定性呢?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发展,真的是因为“可能性之一就是契合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不少重要的思想资源”。但这只是可能而已。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都在发展和变革,有的甚至还有不少具有实践意义的尝试,他们又都契合了什么文化呢?例如,美国、法国、日本、越南、古巴?显然,有些人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门实践的科学。而如果我们承认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和科学精神,那么,如果真的契合了这种传统文化,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将缺乏民主和科学,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吗?

  纪宝成校长说:研究国学、重振国学,能有效改变当前学科、专业划分过细,壁垒森严,知识结构单一的现象,恢复人文学术融会贯通的传统,探索新型学科制度和人才培养制度。诚然,学科壁垒确实带来了人才培养上的问题。但如果认真研究学科分类,就会知道,学科分类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教育需要通识化,那是为了给还未定型的少年们提供更多做梦的机会;但学术却需要专业化:为的是业精于专,从而不断深化学术研究。这两个问题,岂能混为一谈?学科建设如果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壁垒貌似被打破了,甚至一时也可能会开出貌似灿烂的花朵,但在学术上一定会结出半生不熟的果实:因为没有人会什么都懂。稍微了解点学术史就会知道,在中国古代也有经学家和小学家的区别,不是都是什么通才。而随着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中西兼顾、文理皆通的类似达•芬奇式的“大家”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

  显而易见,对国学的质疑,其出发点并不是对于国学的“恶意抹杀”或者“善意疑虑”,也不是拘泥于学理分析的“自我设限”。质疑国学恰恰是秉持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本着科学的认识,对那些对传统文化食古不化的个别人的正确态度。至于所谓国学本身,根本不值得“恶意抹杀”——毕竟,如果所谓国学真的有生命力,谁又能轻易抹煞呢?更没有人反对你研究自己认为的国学。

  归根结底,眼中所见的所谓“国学”不过是想借传统文化的“尸”,还传统思想的“魂”罢了。如果不是出于这个目的,大可以大大方方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也不会有人在意什么非要创设一个劳什子“国学”学科。而把传统文化作为历史遗产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历史进程自“五四”时就已经开始,那正是现代历史学的历史性任务,又何须画蛇添足,凭空搞一个什么国学?

  当然,我们也许不得不回答“国学”家的提问:中国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是什么?我想,与抱着传统不放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的文化精神恰恰是敢于自我批判,敢于革命。封建时代如此,孙中山时代如此,“五四”如此,改革开放还是如此。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时代伟人,无不如此。还记得孙中山讲过:“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吗?还记得毛泽东那句著名语录“造反有理”吗?还记得邓小平讲的“改革就是一场革命”吗?中国文化能不能以革命的态度尽快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型,能不能真正做到海纳百川,关系到今后一个世纪甚至更久远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不察。固守所谓“国学”,恐怕才是真正的抱残守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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