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我母亲抗战时的故事

——流亡大后方:从上海到重庆——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0 次 更新时间:2010-10-27 09: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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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玙/口述   徐贲/记录  

  

  1942年,我刚过二十一岁,决定放弃在上海的学业,到大后方去求学。3月,我离开上海,一路途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六省,历时五个多月,于同年8月到达重庆。

  1942年的上海,已经沦陷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很多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的年青人都在离开上海,到大后方去。我大伯的孙子, 我的侄子王倜,比我只小一岁,是江苏第八临中(抗战时为安置求学青年临时建立的临时中学)的学生干事。由王倜挑头,有一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正准备到重庆去,队里有已经和王倜订婚的郝孚青(20岁)、郝孚青的两个本家兄弟,郝孚季和郝孚官,还有一个姓李的同学。我跟他们结伴一起到重庆去。

  我要到重庆去,除了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下过日子,还因为我的未婚夫徐干生已经在四川了。徐干生是在1937年77事变,抗战爆发后不久和他的叔伯兄弟徐杞生、徐楚生一起去四川的。当时徐干生17岁,徐杞生16岁,都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徐楚生24岁,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南开中学和中央大学都内迁到重庆沙坪坝,沙坪坝是一个小镇,离大镇歌乐山4华里。沙坪坝的学生每个星期都要到歌乐山去打牙祭。

  抗战的时候,订了婚和结了婚的青年女子从日战区到大后方“千里寻夫”,是很普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千里寻夫,有的是到内地去读书,也有的是去会丈夫。徐楚生的太太,在1938年(或1939年)就已经去了四川。徐杞生的未婚妻郝淑先,也在我之前就已经去了四川。在我们离开上海时,遇到过一位桂大姐,32岁,带了一个7岁的女孩。桂大姐的丈夫在重庆中央银行任职。桂大姐就是特意到四川去找丈夫的。千里寻夫的结果并不总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的叔伯兄弟王古桂,他的未婚妻戴仁秀1940年去四川找他,但是后来解除了婚约,并没有结婚。

  “千里寻夫”给许多去大后方的年轻女子一种有亲人可以投靠的希望。否则,很少有人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也很难千里跋涉,坚持到底。枝枝蔓蔓的家属联系,是流亡大后方的一个条件。我的叔伯兄弟王古桂,王丛桂,王攀桂和徐氏三兄弟,都是由我的另一位叔伯兄弟王一桂带到后方去的。王一桂当时是金陵大学的助教。王古桂,王丛桂,王攀桂后来分别成了金陵大学(在成都)浙江大学(在贵州遵义)和西南联大(在成都)的学生。王氏四兄弟和徐氏三兄弟有姻亲关系(徐楚生的姐姐是王一桂的太太)。到大后方去的靠的就是人帮人。有人相帮,有人投靠,胆子就大一些。

  我们这一队人于1941年三月离开上海去杭州,在杭州等了17天,才有机会渡过钱塘江。我们住在王倜的姨妈家,等待过钱塘江的机会。有一次,我们六个人和王倜的姨妈到杭州岳飞庙去,一起照了一张相片,既为纪念,也算明志。这是我们在流亡途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当时,钱塘江这边是沦陷区,那边是国统区,日本人看的很紧,我们只能在夜里冒着风险偷渡过去。我们雇了一只农民的小船,小船不起眼,过江容易一些。船夫说,前一天夜里有另一队学生要过江,结果给日本人发觉,一阵枪射打翻在江中,我们坚持要过江,心里想,已经到了这里,不能再回头,过的去就过,过不去就死。结果过了江。

  我们过了钱塘江,坐小船到桐庐,然后改走陆路。在国统区,路并不好走,一路有卡子,给人找麻烦。为了避免卡子,我们让当地农民当向导,农民路熟,带我们走小路。我们走了许多许多天,一路走到江西上饶。

  开始只能走五六十里,翻山越岭,累的不得了。后来一天能走七八十里,最后,一天竟能走一百多里。刮风下雨都要走,走走停停,有时在一个地方一停就是两个星期。一路上,卡子厉害,难说话,说你是共产党,弄得不好要杀头,农民都不敢走。

  我们怕遇到卡子。管卡子上的戴军帽,穿制服,扎绑腿,当兵的抗长枪,当官的佩短枪。他们说是盘问有没有带违禁品,一面问一面翻行李,见到想要的就塞到自己衣兜里。我离开上海时,带了几个好看的别针,有一个是扇形的,上面是红的玉石。别针包在衣服里,放在网线袋里的脸盆内,结果都给搜走了。

  卡子让人心惊肉跳。其实,我们的行李也就是一个装着零碎日用品和贴身衣服的大网线袋。里面无非就是一个脸盆,一床被面,一床被里、牙膏、肥皂。内地日用品难买,很贵。所以流亡后方的人都带这些日用品。我们怕兵来搜,但是,兵搜走我们的东西,我们却又会觉得高兴。看到兵把东西放进口袋,我们就松了一口气,心想,好了,这下可以过关了。就怕兵不要东西,不放你过卡子。

  我们最怕的是盘缠给兵搜了去。离开上海时,我带了十两黄金,拉成小片子,藏在步鞋底的夹层里,塞在牙膏里,插进肥皂里。肥皂弄的像是用过的样子,旁边放一块没有用过的新肥皂,是为做旧肥皂的替身准备的。卡子上的兵,总是注意行李和网袋里的东西,我们的盘缠没有给搜去过。

  在江西,我们走的几乎都是小路,住宿的都是小县小镇。每天都是由王倜和李同学商议,看走什么路线比较好。王倜动嘴,李同学跑腿,四处打听,到处找人,都是李同学。他们决定了,我们就跟他们走,往往是农民把我们带到一个小镇上,然后我们自己找一个旅店住下。我们走路出汗,有时候衣服上都会结上盐霜。到了旅店就赶紧洗澡洗衣服,休息一下,再找吃的。当时兵荒马乱,开旅店的同情流亡学生,往往会帮我们找可靠的农民当下一程的向导。

  我们赶路,一般是早晚两顿,吃的大多是炒河粉(米做的粉片)和米饭。炒河粉不用菜,米饭就加一个菜。白天赶路大多是人烟稀少的小路,看不到人家,有没有吃饭说不准,只要有水喝就行。当时没法带水,好在小路旁有时会有好心人放的小水缸。浅浅的小缸里盛着水,有时还搁了茶叶。江西出茶叶,小缸上会有木盖,是挡雨的。水缸边上有的放一个吃饭的碗,还有的放一个小搪瓷杯。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四处没有人家,也不知道是谁放的这些小缸。放水缸可能是因为这里有一队队去后方的流亡学生走过,或者有别的过路人。我们一天里总能碰到一两个这样的水缸。、

  我们走到上饶。在上饶有一个流亡学生地招待所,在那里落脚地全是学生,招待所里睡觉、吃饭全是免费的,睡的是木板床,吃的是糙米饭,管饭不管菜。大锅子上一圈木桶一样围板,用来蒸饭。饭很硬,我倒不在乎,只要有饭吃就行,我和王倜,郝孚青三个人买一包萝卜干,一个纸筒子,一斤左右,每顿饭不过吃两三根,一包萝卜干吃好几天。我们在上饶几乎不用花钱,就这样过了二个星期,出发去吉安。

  我们在吉安碰到了麻烦。当时在一起的还是六个人。王倜,郝孚青和他的两个本家兄弟,李同学,还有我。我们在一家小旅店刚登记完。刚刚收拾停当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黑帽子,黑制服,扎黑布绑腿,也不知道是兵还是警 ,说是要查过往旅客。他问我们有没有证件,我们给他看毕业证书和成绩单。他看了王倜的毕业证书说,你这个毕业证书上的日期是去年的,今年没有用。王倜说,我去年毕业,毕业证上的日期自然是去年的,我们的毕业证书管一辈子,不像你的领章需要经常更换。王倜的回答惹恼了那位治安。听了这话,他就翻脸了,要查我们的行李。他在王倜的行李里找到了一把扇子,扇面上画了六着京戏里的大花脸。王倜喜欢京戏,扇子是他路经杭州时买的。

  查冶安的说,你们6个人,扇子上也是6个人。一定是联络暗号。你们今天刚到,就有飞机的警报,怎么这么巧。你们一定是共产党。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听到什么警报,只好由他说。

  查治安的说了还不算,要把我们带到警察局去,开旅馆的在一旁吓坏了,不敢说什么。管治安的叫我一个人留下看行李,其他的人跟他走。王倜说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们退了旅店的房,一起跟管治安的去了警察局。管治安的要我们找人交保。我们刚到吉安,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找人保?管治安的说要把我们关起来,几个男的关一处,我和郝孚青这两个女的另关一处。王倜坚持不同意,说要关就关一处。

  警察局里有一间小牢房里关着一个人,牢房是用栅栏隔起来的。管治安的叫那个人出来,把牢房腾出来给我们 。我进去一看,地上铺着稻草,说,这个不卫生,王倜就叫看守把稻草弄出去,把地扫了一扫,我们就坐在地上,听天由命,不知下面又要发生什么事情。

  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来看我们,他说自己也是临八中的,知道王倜。他告诉我们,他们那一队流亡学生就在我们被带到警察局以后,到同一家旅馆落脚,旅店里的人说,你们要小心,刚才有学生被抓到警察局去。这位学生在旅店的登记名单里看到王倜的名字,所以就赶到警察局来了。

  这位同学叫我们安心,说马上就会到县党部去交涉。后来听这位学生说,县党部的人知道我们被抓的事情后,叫这位学生不要多管闲事,免得‘殃及池鱼’。但是这个学生说,如果这么随便抓学生,别的爱国流亡学生怎么还敢到后方去。县党部的人觉得有理,这才管了我们的事。

  当天下午,我们被传唤到一个办公室一样的地方去询问。那是一座老式房子,好象是在一个巷子里,我们被一个一个地盘问,先是男的,后是女的,前一夜我未合眼,我坐在行李上,睡着了,前面的盘问我什么也没听见,只觉得有人捣我一下,说别睡了,轮到你了。问的无非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什么人。询问过以后,问话地军官对王倜很客气,说,这一关是过了,下面那个卡子很难过,我派一个人把你们送过去。他派了一个手下,连同我们和一个挑行李的农民,一起走到下一个卡子,顺利通过,平安无事。

  我们离开吉安后,来到赣州。赣州是我们在江西地最后一站,也是我和同行其他五个人分手的地方。我和王倜他们同行,管钱的是王倜,我带的黄金换成钱,到了赣州已经用的差不多了。王倜和郝家兄妹在赣州打听到,在福建武夷山的江苏师范学院正在招收流亡学生,因为盘缠紧张,他们决定就转道福建,不到四川去了。我因为未婚夫在四川,决定非去四川不可。

  在赣州,我们意外地碰到了桂大姐。我们本来和桂大姐是一起从上海出发的,她带着一个孩子,只能坐车,不能跟我们一起走。赣州有许多滞留的流亡人员,在这么多人中,能碰到桂大姐,真是让我们高兴。这解决了我去四川的结伴问题。王倜要我和桂大姐同行。我们两个都是要去四川去的。桂大姐可以照应我,她有一个孩子,我也可以帮着照应。王倜把剩下的钱分了一些给我。他托付桂大姐说,钱不够了,你先借钱给我大姑,六爷(我父亲)会把钱还给你弟弟。桂大姐的弟弟也是临八中的,认得王倜。桂大姐的丈夫在重庆中央银行任职,一路上凡是有中央银行的地方,桂大姐都可以去支钱。我和她同行,盘缠不会有问题。

  在赣州我们停留了十来天,我在赣州生病了,发了二、三天烧。一天出来找医院,看到一个铜牌子,上面写道,开业医生,德国留学生。我走进他的诊所,他问我是不是过路的学生,我说是。他就给我看病,说不收珍费,还给我一些药,是退烧的阿丝匹林。他叫我多买些梨吃,说,要是烧不退,就可能是得了伤寒,一定再来找他。我吃了药,烧也退了,没有再去找他。

  从江西赣州到广东,路经连县,八步都是小县城。我们搭卡车。车在曲曲弯弯的山上公路行走,看到山下的人象蚂蚁,电线杆象笔杆子,叫人头晕目眩,胆战心惊。我们一路等机会搭车,走走停停,终于来到广东。

  从广东韶关到广西桂林,我和桂大姐带着她女儿,搭的是火车。搭火车其实也不容易。人山人海的乘客都想往火车上拥,根本就上不去。我和桂大姐只能花钱雇两个“小瘪三”先挤上去占座,每个座两块钱。占好座以后,再把我们的行李从车窗里递进去。然后我们才好上车。车上异常拥挤,坐在那里都直不起腰来。我和桂大姐上了车,发觉两个座并不在一处,但好歹有个座,就很庆幸。

  上是上了火车,火车先是不开,后来开开停停,从广东韶关到广西桂林,走了整整四天。总是要开的时候,火车头便被调去拖“黄鱼车”,也就是出高价雇佣火车头的黑车。我们拥挤在车厢里没法动弹,车厢里空气浑浊,恶臭难闻,连大小便都无法走动。有时候会有人跳窗口出去,找一些吃的,或者方便一下。

  我在广东买有四筒麦芽糖,靠这四筒麦芽糖过了4天,别的什么也没吃,麦芽糖是装在粗竹筒里的,大约两寸直径,不到一尺高,麦芽糖得用一只筷子从竹筒里挖了吃。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老太太,人很好。见我要小解就递给我一个瓦罐,说,我给你挡着。火车上人挤人,谁也看不清旁人在做什么。我小解了,老太太就把瓦罐挪过去。等她自己要小解了,就先把罐中的秽物朝车厢外一泼。

  离我不远处有一位年轻军官,坐在我斜对面什么人的箱子上。他给我递名片,是个31岁的团长。他老是从我们这个窗口跳出跳进,时不时会买一些点心什么的,还要请我吃,我都拒绝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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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老照片》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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