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调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4 次 更新时间:2010-10-23 17: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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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 (进入专栏)  

  

  一、经济形势变化为什么如此之快?

  

  去年末、今年初,在国内货币供应过多压力前提下,出现了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地方债务系统性风险问题突出、银行资产质量面临较大风险以及通胀预期明显上升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加强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的管理,迫在眉睫。为此,从年初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截止目前,调控效果正在逐步呈现。

  GDP增长,一季度11.7%,二季度10.3%,增速减缓一个多百分点。同时国内多数机构预测,三、四季度的增速还将逐季回落,四季度可能回落至9%以下。其它一些经济指标也在掉头下行,特别是一些经济领先指标。

  经济增速为什么会出现逐季趋缓、“前高后低”的趋势?这里既有去年增长基数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今年宏观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之所以能推动经济形势在较短时间内向趋稳方向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三大政策变量:一是房地产政策,二是地方融资平台整顿,三是限制过剩产能、能耗的政策。配合这三大政策的落实,央行在资金关口上,牢牢按7.5万亿信贷规模目标进行控制。在操作技术层面,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中国银监会“三办法一指引”的贷款管理模式的新变化,使贷款的派生系数明显下降,实际起到了央行紧缩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的调控作用。

  但是从经济趋势和发展方向看,尽管宏观经济增长出现逐季趋缓、“前高后低”的态势,前一段时间,国内外多数机构的预测是,全年的经济增长仍能保持在9-10%的区间(IMF预测为10.5%,OECD预测为11.1%)。CPI的上涨将在第三季度见顶,全年上涨介于3.1-3.4之间,不会出现失控状况(近日,高盛等一些机构在陆续下调对全年CPI的预测指标)。应该说,目前这种发展趋势既是市场早已预料的,也是国务宏观调控政策的成果,是正常的、合理的,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意图。从趋势看,明年经济增长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将甚于今年,尽管明年的增长压力将甚于今年,但是今年从总体上看,经济出事的可能性很小,相对而言,仍然是给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此,下半年的政策趋向,应坚持上半年调控的正确方向不动摇,坚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连续性、稳定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原则,同时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在确保社会能承受的经济增速前提下,进一步把握好调控的节奏、力度,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俗讲,调控的方向要坚持,调控的技术要灵活。

  

  二、 继续坚持回归常态的货币政策

  

  基于去年新增贷款高达9.5万亿,增速约31%的状况,年初央行提出今年贷款控制在7.5万亿,增速为18.8%。应该说此增速并不慢,货币政策仍是适度宽松的。因为在2004-2008年五年中,GDP呈两位数增长,贷款平均增速才13.8%。今年GDP若为9%左右,贷款增速却比前五年平均仍高出五个百分点。

  因此,下半年必须仍坚守年初提出的7.5万亿目标。需要注意的新现象是,在严格控制贷款后,最近急速发展的、以“银信合作”形式的融资动态。截至5月底,“银信合作”规模已达2万亿。对此,必须加以监管。因为在30年改革开放历史中,这方面教训太深刻。历年几次宏观失控、经济过热,往往都是控制了银行贷款,却疏忽了非银行贷款形成的市场融资。

  关于利率政策。针对我国已连续七个月的负利率状况,应给出正利率的信号。但是,为防止在经济增速下滑时一次性加息给市场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不如乘势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允许存款利率适度上浮(实际上各银行已在变相上浮)。

  关于汇率政策。最近启动的恢复弹性的汇率调整,海内外各界反应较好。下半年应按有关部署,在做好相应的过渡性安排后,按照官方对外说的汇率制度改革方向予以实施,进一步增加汇率的弹性。这既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逐步推进,也可从总体上减轻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压力。

  

  三、 精细操作地方融资平台的整顿事宜

  

  中国经济在去年全球范围内的率先复苏中,地方融资平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据初步统计,省、地、县各级地方政府约8000家融资平台,约有7.3万亿的银行贷款,相当部分由各级地方人大、政府作了“不合法”的担保,现正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中,要求各级政府重新落实、追加担保。不能追加的,银行将停止继续贷款。中国的国情完全可以想到,全国有相当部分的项目贷款,相关地方政府是难以追加担保的(特别是有些项目的贷款付息、担保,是以未来土地收入的不断增加为前提的,而现在房地产又在整顿中,地方收入会相应减少)。其结果,已开工项目的后续贷款被中断,半拉子工程及银行不良贷款将涌现。

  为此,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整顿,切忌简单化,一定要进一步作好实地调研,真正寻找到尽可能减少引起经济震荡的办法,分类处置,精细操作。可以考虑,在要求各地政府想方设法追加有效担保的同时,调整政策,引导他们用好我国民间资金充裕的优势,用好市场力量。通过资产置换、债转股、股权转让以及变卖政府在其他金融机构控股的股权等各种方式,妥善处置好担保、还本、付息工作,在做到控制新开工项目的同时,对已开工的项目,尽可能不让其资金链中断。同时,对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市场规范操作,在向社会公布独立、健全的财务信息基础上,鼓励发行市政项目债券,筹集建设资金。

  

  四、坚持房地产市场的正确调控方向

  

  上半年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是清晰的:要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其政策效应也在逐步体现,估计到九、十月份,效应将进一步凸现。但是,目前市场上(包括部分地方政府)仍有相当大的力量,认为中央政府出于GDP增速下滑的压力,又会改变政策,届时房价会有更大的反弹。因此,不少人对中央政策的坚定性,持观望与怀疑态度。为此,下半年的房市调控政策:

  1、应坚持上半年的调控方向:打击投资、投机购房,加快社会保障房的建设。为了消除市场的观望与怀疑,确保中国房市的健康发展,首先应该做的一件事是,认真反思中国十几年房市发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向社会明确,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坚持以消费品为主导的健康发展方向。中国要学德国、新加坡模式,而不是学美国、英国模式,不要把房地产市场引导到投资市场、资产市场的道路上。要打破市场上用分析股票市场、资产市场的思维来分析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幻想。目前,中国房市的矛盾焦点,集中表现在房价上,但是背后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国房市到底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的问题。对当前政策取向态度的截然不同,其实质也是涉及房市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应以这次调控为契机,进一步明确消费品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同时抓紧长期化、制度化的建设,包括土地供应、保障房与租赁房建设、财税政策和商品房开发监管等。通过制度的完善,今后应做到政府对房市的管理,不应该也不会再去盯着某一时期的房价水平。

  2、当前重要的工作是,要严肃纪律,限定时间,加强检查,要求各地政府尽快落实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并分派到下属各市县。应鼓励用各种方法,努力完成今年保障性住房的任务,以替补今年一般商品房投资下降后的投资缺口问题。

  3、鉴于房产税(物业税)的征收涉及千家万户,情况极其复杂,操作技术要求又高,因此整体方案出台的时间肯定较慢。而且据有关专家测算,为保社会稳定,如果房产税的征收最后是采取社会大多数群体能接受的方案,或仅仅先向极小一部分高档住宅征收,其结果,征收的收入根本不可能满足地方政府像前几年那样与事权相吻的资金需求。因此,与其如此,为了真正遏制住炒房行为,不如调高交易所得税率。譬如,对第三套以上的持房者,根据其持房年限、出售套数与交易频率,征收累进高额交易税,其不仅操作相对方便、能尽快出台,而且见效快。至于房产税,仍可继续进行细致的测算、研究与试点。

  4、考虑到今年“三大政策”同时出台及对经济的叠加影响,对于房地产市场中已多年累积的各种问题及泡沫的解决,下一步重点要把握好调控的策略与节奏,应准备花2年左右的时间予以解决,不能太急。太急可能会给整个宏观调控造成被动。同时,对中国房市应坚持消费品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应尽快明确地昭示市场、昭示社会。对于民间过多地闲资,应尽快地开各种“正门”(详见下述)予以引导,不能因为民间闲资过多而纵容放大资产市场的操作。

  

  五、 借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世界经济动荡之机,加快人民币“走出去”进程

  

  针对南欧四国,包括最近正在暴露风险的中东欧国家及其他地区国家在危机中的资金需求,我国在以美元投资、贷款方式换取石油、矿藏资源的同时,应尽可能去寻找机会,或者与美元的对外支持相搭配,对向我国有进口需求的国家,以人民币对外投资、贸易融资和买方信贷等方式,鼓励外方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商品、服务及大型机电设备。在短期内,有利于消化国内的部分过剩产能,从长期看,有利于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铺垫基础。特别是在人家危机当头,拉人一把,有利于我国政治、外交整体战略的实施。

  

  六、 其他相关政策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对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而且,其负面影响不会是短期的, 将在今后若干年内仍会继续。因此,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是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如何在采取上述短期政策的同时,抓紧启动相关长期性的制度改革研究,至关重要。特别对有些已有把握的制度应抓紧落实,这对解决短期问题同样重要。各种分析已表明,明年的中国经济比今年更复杂、更困难,因此加快有关制度的改革,形势更为紧迫。

  这些制度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服务行业税率的税制改革;涉及结构调整中城镇化建设这一重要“抓手”的有关制度改革,其中包括进城农民工的户籍、教育、医疗,以及中小城市服务行业投资门槛的降低等等。

  这里要特别强调二点,一是应该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对照新公布的“非公36条”,抓紧制定落实细则。将落实、修改的细则报告国务院。并把有否需要改善的细则内容公布于众,以利于社会对其的监管。真正使民间富裕的资金寻找到投资出路,这既能减轻炒房资金的压力,又可减轻地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缺口的压力,同时也可起到替代今年可能因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而形成的投资缺口的作用。

  二是应通过盘活、撬动国有资本存量,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一方面,仅中央级工商、金融企业净资产按市值计,有六、七十万亿元(不含地方的)。另一方面,鉴于目前财政赤字已约3%的水平,可以推断,今后若干年内财政当年收入的状况,也是难以尽快满足扩大民生、扩大消费的结构调整支出。因此可采取以下两条措施:(1)适当提高和扩大中央、地方企业国有资产分红的比例和范围;(2)在研究好中国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战略控股原则的基础上,除对仍需保持绝对和相对控股比例的股份外,其余股份可有部署地在市场上标售、套现,集中用于加快社保体系建设,救穷人、扩消费、促增长、稳社会。这不仅可以减缓近期部分产能的相对过剩、帮助民间富裕资金找到投资出路,而且有利于现在及今后我国在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形成国内自身消费—投资的良性循环,有助于中国经济尽快地渡过当前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痛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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