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企业生产结构和社会经济部门结构的转型扩大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使中小企业所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发生变化；同时，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带来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并引发政府管理政策的调整。生产结构、经济结构、分配结构、政府管理模式的变化改善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中小企业；发展；结构转型

当前，世界各国都争相推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已有的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力度也不断加大。如何理解各国这一政策发展的趋势，并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采取应对措施值得重视。

一、企业生产结构的转型与中小企业的发展

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交易成本的降低、市场的扩大等因素的正反馈作用，使企业的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企业要么主动加入到某一系统之中，分享系统内其他企业的创新和销售提升所带来的外部正效应，要么在市场对企业的选择中被淘汰。如，新的手机在线游戏的推出带动了相应手机销量的提高，在改善该游戏生产商经营状况的同时，也增加了手机硬件制造商和网络服务商的盈利。如果进一步分解，产业链上游的各种塑料、电路板、芯片、电池等生产企业的业绩也得到提高。美国128公路地区和硅谷间的竞争证实了这一趋势。美国128公路地区在半导体和个人计算机方面两度率先崛起，但短时间又两度被硅谷超越。西方学者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认为，硅谷成功的原因是其能够集成各种创新，企业有意开放各种接口和平台，使系统内部的各种创新所带来的外部正效应能为系统内部的其他企业所分享。相反，128公路地区的主要企业却是内部自给自足，各种软硬件都能自给生产，并通过各种专利制度封闭了外界对其技术和商品的利用。如，王安公司和数码公司都曾独领风骚，但其创新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封闭最终导致这些企业的失败。TFT－LCD液晶面板的工业发展史也佐证了这一趋势。美国是液晶面板早期技术的主要拥有者，但日韩企业在商业化方面取得成功，夏普、精工等企业把液晶的早期产品应用于计算器及手表，并率先生产了小尺寸的液晶显示器。美国曾一度希望通过国家支持重夺液晶显示器的主导地位，但事与愿违，那些主动融入日韩液晶创新系统之中的企业如IBM和惠普获得成功，而那些接受美国政府支持搞封闭式创新的企业却大多以失败告终。

斯密所说的受私利驱动的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结果是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而企业改善盈利状况的技术创新活动和扩大市场份额的活动提高了整个系统内企业的盈利水平。经过环境的外部选择和企业管理者的主动适应，不同规模的企业间形成相互对接的创新网络和生产平台，使系统内部任何一家企业的创新和销量的提高都会对系统内其他企业产生外部正效应，使融入到创新及生产网络中的企业发展机会增多。因此，各类企业围绕生产链、价值链、创新之间进行再分工，使企业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发生变化，同时也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中小企业根据这一创新和生产网络的大小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并在专业化领域发展为生产中间商品的“隐形冠军”。对大企业而言，通过生产标准的开放和创新网络的对接去获得中小企业创新所带来的外部效应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我国当前所强调的发展中小企业集群、对中小企业创新和融资的支持都是对这一趋势做出的积极反应。

二、社会经济部门结构的转型与中小企业的发展

从整个产业发展的历史看，第一、二产业中的劳动更易被机器所代替，机器代替劳动的结果是使该部门人员流出。具体表现为该产业部门所创造的产品价格下跌，在GDP中的相对比重下降。但从劳动力流入的第三产业看，大量劳动力聚集在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价值量增加。由于各种服务不断精细化和服务需求的升级，导致第三产业的产值增加，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都比较高。此外，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使居民和企业所消费的商品的范围不断扩大基本的衣食住行的商品在居民消费中的比例下降，而精神产品、服务类产品占比逐渐扩大。即使是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由服务业中的企业来提供的比重也在增加。原来由居民家庭内部所完成的劳动也越来越需要市场来提供，居民所消费的商品范围和商品生产者的地理范围都大大扩展。同时，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和交易范围的扩大也需要相应的信用评级、上市辅导、检验检测等专业化的服务，而这些服务都是个性化的，难以进行大量生产。因此，第三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如，2003年欧盟的《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ROHS）对进入欧盟的电子产品提出新的质量要求，具有该检验资质的谱尼测试公司的市场份额随之扩大。我国城镇化的速度和第三产业占比也迅速提高，1991～2007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由30.1%提高到42.3%，16年提高了12.3%，平均每年提高将近0.8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变化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小企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也大幅提高。

三、中小企业发展与收入分配结构的转变

中小企业的发展使收入分配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一般而言，大企业资本参与分配的能力较强，而中小企业劳动参与分配的能力较强，中小企业劳动者在财富创造和分配方面更趋一致，发展中小企业有助于改善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从收入分配结构比较合理的意大利、韩国等国看，按人均计算的中小企业密度普遍较高。从我国看，发展中小企业对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有重要作用。

（一）发展中小企业有助于把收入较低的农业劳动者转向收入较高的非农产业，有助于二元经济的融合和提高农业部门劳动者的收入

农业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和劳动技能都存在明显不足，他们很难被吸收到机械化装备程度较高的大企业中。而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有助于把农业劳动者吸收到现代经济体系之中，提高其收入水平。同时，也使留在农村的劳动者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土地要素，通过与资本和技术的新组合而提高收入。

（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否能改善劳动者在利润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状况

一般来说，在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中小企业中，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主体是统一的，这种类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如，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餐馆、理发等服务业企业的发展壮大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对存在雇佣关系的中小企业来说，由于资本参与分配，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主体开始割裂，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长期以来，我国大量农业劳动者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国有企业改革把大量劳动力重新推进市场，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加，使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长期存在，劳动者在企业利润分配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近年学术界热议的珠三角二十年农民工工资没有上涨，农民工工资与利润“绝缘”等话题侧面反映了这一问题。

（三）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性劳动者分割利润的能力较强，而普通劳动者因供给过多仍在利润分割中处于不利地位

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对管理和技术的需求使那些拥有管理能力和技术的劳动者能分割较多的利润，而一般劳动者仅能获得工资。如，企业管理者及高级技术人员可获得巨额财富，这一状况可能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另外，创业成功的企业家所获得的社会财富要远高于普通劳动者所获得的财富。中小企业的创业者获取更多收入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但却有助于打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改变财富享受水平按照行政级别分配的传统观念，从而吸引优秀的人力资本创造更多的财富。由中小企业创富所带来的观念的变化将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我国政府管理中小企业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赋予大型国有企业优先使用各种社会资源的权力。为防止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中小企业和国有产权为基础的大型企业争夺资源，中小企业曾在各种名义下被“整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抛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异己的经济成分的政策取向，中小企业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中小企业的作用被重新认识，国家出台各种政策对中小企业进行形式多样的补贴。如，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除成立大量的国有及国有控股的担保公司外，银行监理部门还要求商业银行成立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部门，并在呆坏账核销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以推动其对中小企业放款；各种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扩大其市场份额的政府采购计划酝酿出台。

当前，我国所坚持的扶大而不抑小的战略反映了中小企业作为一个重要经济力量的崛起，中小企业所承担的社会经济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国外在生产、分配、经济结构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同样也在影响我国的中小企业政策。一是新的竞争环境需要通过建立新的竞合模式。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各种不同规模的企业都需要建立企业的生产和创新系统以提升竞争力，那些在交易成本高昂时不得不通过一体化而合并进来的业务，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善而有条件地分离出去。不同规模间的企业围绕产品的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进行再分工，企业间的竞合模式发生变化。二是新经济的深入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蓝海领域”。大型企业对新的获利机会响应速度缓慢，国有大型企业对新的小规模的经济机会更是缺乏兴趣。相反，中小企业更容易把握由新经济所提供的获利机会。如，当前网络在线人数激增，有通过网络购物的条件和需求，而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和密度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大量中小企业希望有更方便的渠道扩大销售范围，阿里巴巴淘宝网的业务就把握住了这样的机会。三是政府的社会目标发生变化。伴随着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等正反馈式的作用，中小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创造就业和税收的份额不断增长，相应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也被重新认识。如，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政府必须应对“农民工”返乡所造成的城镇化的逆向发展，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的作用必然被政府重新审视。随着新经济的推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不断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扶持。

五、新环境下我国发展中小企业的对策

技术、企业、产业、政策间某一因素的变化，又会带动整个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调整。当前，企业间的关系及分配结构正在发生激烈变化，需要政府和企业领导人适时进行相应的策略调整。

（一）中小企业应主动提高集群水平和分工深度

我国企业间的分工和合作迅速发展，企业间已经形成一个个网络，并通过网络之间的分工和合作共同推动产业的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分工和合作主要是在基本生活和消费用品的供给上，其深度不够，在推动我国装备制造业及尖端技术的发展方面存在很大不足。我国企业应主动融入国际层面的网络系统之内，通过分享系统内的增长来促进技术的提高。

（二）在政府职能定位与机构调整方面进行改革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深化了政府对中小企业社会经济功能的认识。但值得深思的是，我国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深是否会使政府对各种资源使用失当，从而压抑了企业的创新性和活力。如，政策常常强调在危机中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而灵活性常常被解读为政策出台的随意性，针对性常常被解读为资源配置的随意性，这样是否会强化企业和政府保持非正常关系的动力？市场有对企业优选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由于政府作用超越边界和缺位将难以发挥出来。如，当前只有被政府的科技主管部门认定为科技型的中小企业才能享受所得税的优惠、可申请政府的创新基金等。事实上，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商业成功并没有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政府的认定往往很难追上技术和市场的变化。企业到底在什么样的技术水平上才能被认定为“科技型”，存在大量的主观因素。当前，风能、太阳能、液晶面板等所处的领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高科技领域，这一领域的所有企业都有可能被认定为科技型企业。但这些行业在国际有关部门的文件中已经屡次被提出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需要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范围，减少审批权力。

此外，在政府的机构设置上，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管理一般按照行业归口和地区归口进行条块分割管理，对中小企业问题的收集和各个部门间的协调缺乏统一的机构。在中小企业的作用日益凸显的条件下，应设立单独的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收集中小企业的信息和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三）推进市场功能恢复并逐步培育市场力量

政府应推动企业在劳动要素的使用方面更加灵活，使市场对企业的优选功能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不是政府在就业压力较大时保企业，在繁荣时期以直接下文、淘汰落后产能的方式关停企业。此外，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风险投资、担保公司、中小银行、评级机构等其他市场主体的发展。这些辅助机构的缺失将会导致资源的错配，使不符合长期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及需要淘汰的落后企业获得社会资源，这一局面将会影响到优秀中小企业获得资源，影响到新的经济模式的发掘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如，现在一些评级机构只是按照政策的规定走完流程的一个环节，投资者购买的债券和高市盈率发行的中小企业股票的风险没有被揭示出来，而是把大量的风险向下游传递，破坏了中小企业长期发展的链条。

（四）政府应在收入分配和劳动者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小企业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的力量处于不平衡状态。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资本所有者的财富成倍增长，而劳动者的收入在利润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较低。提高劳动收入有利于改变这种不平衡状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而且有助于启动内需、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应强调国家的责任，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使劳动者能够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