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锋: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动员广大农民工参加

——10月14日在纪念任仲夷老去世五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6 次 更新时间:2010-10-22 15: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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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锋 (进入专栏)  

  

  我能有机会参加任老去世五周年纪念会,与大家一起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感到非常荣幸。我没有见过任老,但对任老思想特别是他关于政治改革的远见卓识是很佩服的。正如他指出,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治改革就是走向社会民主和法治”.“其中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开放舆论,实现人民监督”。“舆论不开放,失去监督,腐败得不到遏制,政改也推行不了”。“自由有什么可过敏的?民主有什么可过敏的?没有自由能有民主吗?不民主能有自由吗?这是不可分的嘛。”政治改革像经济改革一样,还是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政改要靠体制内,也要靠体制外,要内外结合,上下互动,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这些话是多么尖锐,多么深刻,多么好啊!我们纪念他就切继续他的遗志,像他一样献身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纪念任老使我想起在广东工作过的另外一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习仲勋副委员长。他为广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做出了巨大贡献。1981年5月我曾有机会陪同习仲勋在瑞典参观很受教育。可以说,我研究瑞典社民党是从他的访问开始的。我当时在使馆为代表团当翻译。我陪习老参观了一个现代化农场。农场主原来是一个贵族,有一千公顷的土地、两千公顷森林。但是他的手上全是老茧子,为什么一个贵族像个老农民?社民党上台实行福利制度之前他家里雇了很多长工仆人。改革后他要为他们支付高工资,要替他们交社会保险,而且还要每年谈判增加,他就受不了。只好把他们都解雇了,只剩两个工人,农忙时他就开着机器和工人一起干。他还喂了1000头猪,全靠机器。宫殿一样的大房子,全靠他夫人打理,忙不过来才请小时工。封建地主就这样改造成了现代企业家。习老和这位贵族企业家亲切交谈,谈历史变迁和农场管理,甚至侃笑说,“这地方真漂亮,我退休后真想到这里养老。”

  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工人家庭。他是托儿所的保育员,33岁的单身汉住个65平米的一室一厅,外加厨房和卫生间。沙发、地毯、彩电、冰箱、电炉、烤箱应有尽有。那个居民区共3000人,却有1400多套房子,从托儿所、九年制小学,青少年活动中心、游泳馆、体育馆、足球场、图书馆、超市、医院设备齐全。这么多房子,这么少人,因此住房都很宽敞,而且都配有冰箱、彩电、电炉、烤箱等现代化设备。房租自然不低,但很多人都有房租补贴。因为政府规定了住房标准,除了客厅以外,平均一间房子超过1.5人的话,就是拥挤了,国家就应该帮助达到这个水平。收入不高的家庭,要住得宽敞,就靠国家房租补贴,对其福利水平之高,大家都非常吃惊。

  看到医院里住的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习老不禁询问他们以前的工作,当得知他们没有一个是前政府高官后,他不禁感叹说:“真不简单!”习老对参观很有感触,走前他对我说,你会瑞典文,该好好研究一下社民党问题。

  我先把参观情况报回国内,很快大参考发了,小参考也登了,后来人民日报也主动登了。把瑞典情况介绍出去了。然后我继续研究,在瑞典搞研究有个好处,政府文件都公开。我查阅了有关法律规定,做了全面研究,瑞典福利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开始什么样子,用什么制度来进行管理,内容如何,对社会的影响,写了个长篇,对瑞典福利进行了全面客观介绍。我在文中说“这不是哪个党派的恩赐,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劳动人民斗争和创造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结果”。然后我分析了一下政府的预算,通过税收共收多少钱,用于社会福利、教育、科研和外交国防,这几项加在一起,跟税收总收入差不多,所以我就说,他们税收虽然很重,但是仍然可以说“取之于民,用于之民”。这个东西国内当时没人敢登,1981年10月1日以《瑞典社会福利纵谈》为题发表在香港经济导报上了。谁感兴趣,还可以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或者中国改革网高锋专栏里看看,那里有我过去发表过的大部分文章。

  

  一、瑞典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改革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前七十年代是很穷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国民经济将近破产的边缘。刚才说到瑞典住房,七、八十年代,我们外交部的人住的什么房子呢?很多人根本没房子住,从国外回来挤在招待所大厅里,用木板隔起来,几十个人,男的女的分开住。国家干部都这样,其他人可想而知了。当时冰箱、彩电、地毯在国内高干家庭也不多见。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们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国家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步很大,大家都是公认的。但是问题也不少,主要是贫富悬殊,社会腐败。很多人生活提高不大,特别是2亿农民工受到剥削压迫,缺乏基本人权。正如任老所指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近年以来罢工群体事件的迅速增加,标志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这种矛盾越来越多,不抓紧进行政体改革是不行的。不讲别的,咱们讲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把自由民主作为党的目标。很多人加入党,就是为建立一个民主富强自由的新中国。但这个目标后来并没有实现。谢韬等一批老同志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提出保留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导致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命运。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的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老提到这么一个高度,他认为瑞典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比较好。

  按照习老走前的指示,自80年代初期,我开始研究瑞典社民党和瑞典模式,一研究就是三十多年。我可以证明民主社会主义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现有体制下解决不了的问题。过去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胡里胡塗地引进了斯大林式的假社会主义,非但没有解决中国问题,反而给人民带来了很大苦难,造成几千万人的非正常的死亡。对比西北欧,特别瑞典社民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取向的变革,劳动人民有充分民主权利,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60%以上份额,全面的社会保障,官员公正廉洁,劳资共存,社会差距很小,这才是人们向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下面想简单的介绍一下社民党的主要思想,他们怎么解决劳动矛盾,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社民党成立的时候,完全接受了恩格斯搞的德国社民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就是要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化来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思想。但是成立以后二十多年期间,没有得到多数民众支持,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眼前的问题,对这些遥远的问题,相对不那么支持。社民党虽然力量有很大增长,到二十年代还单独执政,但是得不到多数的支持,根本没法执行国有化。

  是继续等待国有化时机的成熟,还是先进行改革以争取多数,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党内也有很多争论,1926年社民党一个理论家写了一本书,叫做《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创新。他说社民党的目标是要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全面参与社会变革,并在社会决策当中,拥有与其他阶级同等的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和与之相关的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取消资产阶级对财产和权利的垄断,也就是成为工人运动的纲领性要求。

  但国有化是社民党人的一个要求,是我们要达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目标的一个武器,一个手段,但不是我们的目的。对于私有制,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废除它,也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限制改造它。他说劳动保险法,8 小时工作制和政府社会政策的许多内容,实际上都是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也是一种废除。所以对社会进行变革、对私人所有制进行改造,可以通过许多不同方式来实现。他分析了劳动要素的作用后,认为工人劳动并不是产品价值的唯一来源,资本利润和地租虽然不太合理,但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生产中,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他主张进行下面的改革,通过立法对私人所有权进行限制,尽可能的扩大公共部门和其他形式的集体生产,增加公共财产积累,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对地租和资本利润进行再分配,利用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提高工人地位等。

  他认为这些政策,使得工人阶级对生产要素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参与和变革,从而也就改造了社会。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怎么实现社会解放,提出的新的看法,做出了新的解释。这个理论创新对社会触动很大,对三十年代社民党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很有帮助。后来社民党按他的功能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对工人阶级进行扶持,支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进行谈判,在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同时,尽量维护劳动市场和平,为生产发展,福利建设创造条件,通过和平方式来改变社会,基本上就是这样一条思路走下来的。

  对于劳资矛盾,他们认为在实现工业化后,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社民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自然要反对资本主义,要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代表劳动人民利益。但是怎么代表?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并不是说要否定资本的重要性,更不需要打倒资产阶级。社民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不要资本家支配社会发展,不让他们去剥削社会经济生活当中的其他成员。劳资之间矛盾是正常的并不一定对社会有害,相反只要是能够建立劳资之间的平衡,就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同时社民党看到了苏联东欧的发展,他们没收了生产资料,建立了公有制,却不给劳动人民民主权利,更没有给劳动人民带来幸福,所以他们认为,把权力集中到国家和集中到私人资本手里一样,有同样的危险性。

  因此他们主张搞混合经济,这样的经济,既承认生产生活各方的共同利益,承认劳资利益都很重要,都具有合法性。努力实现他们之间有力量平衡,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思想主导下,他们主张首先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自从社民党成立以来,就致力于组织工会。19世纪末,在瑞典组织工会并不是非法的。但是资本家不承认这一套,你组织工会,就把你开除,早期的社民党领导都被开除过,都做过监狱。社民党淡化国有化主张后,工会力量发展很快。1932年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多数群众支持并开始长期执政。取得了国家政权也就取得了指导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机会。

  在执政过程中,社民党继续支持工人阶级,通过立法保证工人阶级的权力,通过立法建立了一套福利的制度。工会则用人力物力坚决支持社民党执政,支持社民党“驯服资本主义”,成了其社会主义改革的主力军。经过近百年的团结奋斗,瑞典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面上看,资本家和他们的公司还在,与过去资本主义没多大的区别,但是有了高度的社会民主,市场经济也不再由过去的少数人控制。强大的工会,改变了生产当中的权力关系。工资分配权力,不是由资本家单独说了算,而是经过平等谈判,取得了不断提升的结果。通过立法,对企业运行制订了详细的规则,生产虽然还是资本家说了算,但要听取工会意见,服从国家调节指导。

  这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象的不太一样,没有推翻这个制度。 但是在内部进行了根本性、制度性改革。这就是为什么谢韬他们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我们改革开放经验之后,提出我们国家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榜样来进行改革。任老生前也主张政治改革应该借鉴瑞典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来的吗?市场经济不也是西方有的吗?不要一提西方就反对!”

  

  二、关键是工人阶级的参与

  

  我们还讲到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改革不能靠一个清官,不能靠某几个人,这是对的。一场大的改革,没有民众参加的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现在很多的领导,上层领导,认为没有政改的必要,他也不想政改。全面政治改革会威胁到他的家族利益,你要指望他改革,那是没有戏了。我们党内有希望改革的积极分子,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欢迎改革,光靠党内的绝对不够的。像任老说的“要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社会上的力量,特别要看到两亿农民工,新型工人阶级。这批人为社会进步、为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现在连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这些人最希望改革,最需要变革。 我们主张改革,提倡平等,提倡民主,最符合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的利益,能得到他们的响应。而且建立福利,建立社会保障,更会受到他们欢迎和支持。 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都来参与社会变革,取得他们的支持,使他们成为我们政治改革的主要载体,这个改革就谁都挡不住了。

  这是瑞典成功的经验,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瑞典800多万人,工会在八十年代达到220万,四分之一的人组织在蓝领工会里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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