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往事与随想·日瓦戈医生·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60 次 更新时间:2004-07-10 23:26:16

朱学勤 (进入专栏)  

  

  别人亢奋的时候,你能比别人低两度,别人消沉的时候,你能比别人高两度,这样的沉着应战,一生不改的知识分子是我心目当中敬仰的一个对象,很可惜,放眼四周,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少了。

  

  ——朱学勤

  

  人物简介:

  

  朱学勤,1952年9月出生于上海市,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97至1998年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在是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著作有《书斋里的革命》、《风声雨声读书声》、《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道德理想园的覆灭》等等。

  

  前言:

  

  在美国波士顿的查尔斯河边有一块石碑,是一个名叫马丁的德国新教神父留下的忏悔之语,上面写着: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1998年,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朱学勤读书读得发闷,就爱到河对岸的这块石碑下坐一坐,他说:"这段话总是让我脚底心升起一阵阵寒意,那就像一排子弹,一颗一颗地点射,先划破自己,然后再一颗一颗的划破人心的黑暗。"

  

  离城出走

  

  凤:传说中,你是一个左琴右剑,在阳光下贴着地面徒步行走,愤怒而沉郁的一个人,这个描绘准确吗?

  朱:完全错误,我不会弹琴,右手也没有剑,我是个很普通的人,就像普通的人一样,每天都要在地面上行走。

  凤:所谓"贴地行走",是不是一个有着象征意义的说法?

  朱:你知道,我们知识界有那样的一种作风,写的东西以普通的读者看不懂为深刻,以几乎读者就是作者,作者就是读者这样一个小俱乐部的流传为前卫,对这种写作我内心不以为然,我把它称为"在云彩里翻跟头",那样的跟头表面上很好看,其实无助于帮助读者帮助自己认清中国的现实。我觉得,真正有本事、有思想、肯负责,你就不妨回到大地上来,回到万有引力的世界上来,一步一个脚印地贴着我们中国的现实走。

  凤:你初中毕业以后,就从上海到河南兰考--那个特别贫困的地方插队落户,上山下乡,但是你自己不喜欢"上山下乡"这个说法,你把那叫做"离城出走",这是为什么?

  朱:上山下乡,当时我们多多少少有点接受这四个字,但是内心还有另外一种冲动,我就觉得,在当时的中学,当时的城市生活当中,有我难以满足的一种求知欲,有难以解决的一些思想上的苦恼,所以,表面上好像是响应了上山下乡,骨子里却有一种私自离城出走的味道,否则就很难解释,既然是上山下乡,那为什么没有到当时所谓组织上号召你去的,给我们安排好的,比如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这些大批知青插队的地方?为什么到了极少数知青自己联系的,国家也没有要求你去的兰考县去?后面的这种选择带有个人离城出走的味道,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二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那一代当中的很多成名者老是以回忆当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为荣,把自己的经历又塑造成一个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我心里很反感,我觉得完全是两回事,"上山下乡"这个名词是文革特殊的一个概念,它遮蔽了很多鲜活的,活蹦乱跳的灵魂上的挣扎。如果说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底下,找不到自己的表达而接受这个说法,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话,三十年过去啦,一说过去经历还说上山下乡,你怎么还要接受三十年前意识形态话语的某一个术语呢?你为什么不能创造一种……或者说直接从生活当中提炼出跟自己的经历更贴切的更真实的一种语言呢?所以我不喜欢"上山下乡"这四个字。

  凤:现在你虽然是在这座城中,但是精神上的"出走"状态是不是一直在保持着?

  朱:也有啊,我三十年以后回到这座深深的城市,我觉得我跟这个城市若即若离,我在外面的时候,一度非常盼望回到这座城市,但一回来以后就觉得,我跟这个城市很难再发生水乳交融的关系。

  凤: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因为你在兰考的时候,不是经常到铁道上回望家乡?但是真正回到这里却有一种疏离感了。

  朱:说来话长,我觉得我们做自己的思想研究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普通人的生活,哪怕是小市民每天早上挎着蓝子去买菜这样的生活都应该尊重的,但是(叹息),我自己又很难接受像上海这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的城市,我觉得,在这个城市里面我找不到对话者,不要说一般的市民,就是在知识界当中,我也找不到对话者,而且我后来也放弃了寻找对话者的一个奢望,我喜欢离城市稍远一点的地方,保持跟这个城市的若即若离的距离,而且也避免日常生活当中过多的交往。

  凤:在你60年代末"离城出走"的那段日子里,你是否已经开始去主动地思考一些问题了?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是特别狂热的,而你在内心是否已经清醒?那样一段生活经历,对你日后成为一个思想史家是否也会呈现一种特殊的意义呢?

  朱:那个时候我个人是一个什么状况?老实说,我内心是有两种声音此起彼伏,交织出现的,一种就是,你生活在文革当中的一个青少年那个时候是被文革这种极左的狂热所吸引,那种极左的狂热实际上满足了一种青春的躁动,它提供了一种远离日常生活的方式,你每天好像不是生活在一个很庸碌的生活气息里面,你每天到学校里面,讨论的是大字报,讨论的是国家大事,讨论的是中南海发生的事情,每天是以这样的一种口气和同学交往--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那时候还能自己刻钢板,印一些油印的小报,这样的一种生活对一个少年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它提供了一个远离日常生活的,带有幻觉的可能性。我也追随过这种左的思潮,左的做法。另外,我内心还有一种声音,我可能看了一些在那年龄不应该看到或者说很难看到的一些书,就产生一种怀疑,尤其对毛泽东晚年,还有文革集团晚期的做法产生不满。我在那个时候内心就有点感觉,就是毛泽东的晚年是不是像斯大林的晚年?他今天搞的"红海洋"是不是像斯大林晚年的个人崇拜?如果走这条线,或者对这样的一种思路发生兴趣的话,你很容易对文革现状不满,我觉得我两种思想是并存的,一个思想害怕另外一种思想,排斥另外一种思想,但是总是不能成功地把它排除出走。正是这两种思想的交织,也使我下决心离开大多数人,到一个很少人去的地方,去看看城市之外,农民的具体生活是什么?中国的大地上大多数人是怎么生活的?到了农村以后发现,我们从7岁一直读到16岁的书,几乎都是欺骗自己,中国大地上大多数农民,从57年以后他们过的日子,根本不是我们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小孩能够想象的,这样就使我产生所谓思想上的一种爱好,我想追究文革是怎么一回事情?产生文革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学术之争

  

  凤:你觉得像这种如此狂热,非理性的全民运动,从思想史上来追究的话,能追溯到哪里去?

  朱:我当时在兰考读了一点法国大革命的书,当时感性的直觉就觉得,发生在中国自己身边的事情和二百年前法国的事情其实很接近。这是一个很微弱的思想种子,但是它没有发芽,也没有被摁灭。到了80年代能够到大学里去读书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方政治思想史》,而且主攻的就是法国革命的思想演变以及社会实践,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攻读、写作,我觉得我自己看得就很清楚了,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除了中国本身的原因之外,还有人类思想史上一些共同的弊端在起作用,这共同的弊端就是人本性当中都有一种要追求乌托邦,追求在当下的社会现实当中,建立天堂这样的一种浪漫的空想,而这个浪漫的空想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会遭遇到社会强烈的抵抗,他为了克服社会的强烈抵抗,就把乌托邦的能量同思想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专制、残暴结合起来,强迫社会所接受。在法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某些做法,中国只不过是在以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方式重复二百年前法国人已经走过的一些路径,比如,我们还记得,1966年到1967年的时候,整个中国都陷于一种革命狂欢,到处都改路名,很普通的路名一定要把它改成"反帝路"、"反修路"、"东方路",连普通人的名字也要改成什么"卫东"啊,什么"向阳"啊,什么"文革"呀,等等等等。

  凤:我记得,有一个话剧《于无声处》,其中一个人本来叫"白如冰",后来给改成"红似火"。

  朱:这不是一个笑话呀,不是舞台上的夸张,我们自己就是从那个年月过来的,很多人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其实,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的话,你就知道二百年前在法国就这样改了。

  凤:噢,法国人就这么干过啦!

  朱:对,就这么干过,把路名改过来,把人名改过来。

  凤:他们都改成什么呢?

  朱:他们都改成什么"革命"啊,什么"先贤"啊,"烈士"啊"正义"呀这些名字,连扑克牌……中国人改过扑克牌,比如说那四个花牌J、Q、K、A,中国人都把它改成有革命意味的名字,而二百年法国人就已经改过啊!所以我觉得,研究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打开视野,看到在世界历史范围里面,人类犯过同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文革就研究不深,倒过来,如果你是研究世界历史当中某一国某一段,不和自己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你研究那个东西就远在天边,永远回不了地面。

  凤:当时你这篇学术论文也遭到了一些师长们的反对,他们甚至于拒绝你的博士论文答辩,后来是王元化老先生出面,使你的答辩顺利通过,我想问一下,当时反对你这个思考结论的原因是什么?

  朱:否定法国大革命这个观点和当时主流史学界是不合拍的,否定了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史学家的观点,另外,我又把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这也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我觉得这很正常,学术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很正常。

  凤:他们为什么觉得文化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不能够相提并论?

  朱:你去看一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现在的历史教科书都没有改。从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都认为,法国革命是二百年资产阶级革命当中的阳光灿烂的顶峰,我们只是认为它不彻底不激进留下了一些缺憾。而我呢,恰恰相反,我认为它不是阳光灿烂的顶峰,它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先兆,我要批评它的不是它的不够激进,我恰恰批评的是它太过分激进,那种左倾的残暴的政治主张已经造成血流满地的历史教训,中国人如果今天还奉为至宝的话,我觉得是太不明白了。正是这样一个原因,使我一直关心法国的、德国的思想,也就是欧洲大陆的思想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推动、变化、扭曲,甚至于造成的灾祸,就是说,我对从法国、德国、俄国这一路子过来的学术主张是有警惕的,我觉得那些东西曾经迷惑过我们,曾经给很多人造成过灾难,今天又由于它的玄思,玄妙这样的一种凌空蹈虚继续在迷惑大学里的年轻人,甚至一些中年人也继续陷入那样的一种玄思空想当中,我是有一种疏离感的。

  凤:你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怎样朝着一个理性的更完美的方向发展?不久前在北京有一个话剧叫《切·格瓦拉》,其中有一个口号"革命是不朽的"。而且观众看完那个戏后都是群情激昂,恨不能唱着《大路歌》,唱着《国际歌》离开剧场,大家都说这个年代没有什么激情了,从这个戏里又找到了激情,找到一种特别纯洁的东西,对此你是怎么看呢?

  朱: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很冷静地分几个层面来说。比如,人需要激情,需要一种道义冲动,我觉得这很好,这也是人的一种本性。但是在处理社会大多数人的群体生活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激情无济于事,反而适得其反。牵涉到社会大多数人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需要的是什么呢?--冷静、理性,需要的是在各种利益之间建立一个对话、妥协、协商、多方面能够一起协手共进这样的一种社会机制,而不是那种革命狂欢,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然后另外一个阶级一定要起来把这个阶级再压迫下去,如此反复,震荡不已。你想想这一百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什么呀?就是革命!我们大家有体会,真正有进步的就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时期。他们可能揭示了这个社会的不公,社会的贫富分化,这是现实……

  凤:他们指出了这个社会的很多问题。

  朱:对,但是,问题不在于你揭示社会不公,而在于你怎么解决这个社会不公!我个人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应该通过民主加法制的渠道解决。所谓民主,你就要给弱势群体以合法的诉求、表达利益的这样一种渠道;所谓法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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