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讲演大致分这几个部分：第一个是问题之由来；第二个是静态逻辑，对这个问题作静态逻辑的分析；第三个是动态环境，这个问题一旦进入社会实践，它呈现出怎样丰富的图画；第四个是怎么看待九十年代学界的时风转向，八十年代学术界是一种风格，九十年代又是另外一种风格，怎么变过来的，变到今天，利在哪里，弊在哪里，下一步可能是什么状况。
问题的由来，要从李泽厚先生说起。李先生八十年代以后在海外发表了很著名的一本书——和刘再复先生的对话体，《告别革命》。他认为九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时代。这个命题，我个人觉得在事实描述上是正确的，发生争议的，可能是在对事实的价值判断上。是无条件地赞成这样一个趋势呢，还是有所保留，希望它走得更好一点，提出一些新的说法来。针对李先生的这个提法，上海的王元化先生后来在他的《学术集林》创刊号的编后记里就提出，希望能够看到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从中国几千年有学术以来，就不断地发生思想为主，还是学术为主，两者何轻何重的争论……一种是刺猬，一种是狐狸……
这个问题的静态逻辑，就是撇除它和社会实践、社会万象发生的联系，仅仅从抽象的逻辑层面来看，我觉得不是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现象。从中国几千年有学术以来，就不断地发生思想为主，还是学术为主，两者何轻何重的争论。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它实际上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共同的难题，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现在感觉到的。中国历来有汉宋之争，汉学重小学，重考据，重训诂，宋学重义理，重微言大义，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思想和学术何者为重，何者为轻，或者两者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良性的关系这么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英国思想家以塞亚·伯林在分析十九世纪俄国思想的时候，用西方人特殊的语言来分析精神活动的两种类型。他打了个比喻，一种是刺猬，一种是狐狸。在西方的言语当中，狐狸是什么呢？狐狸只知道一件事情，对这件事情非常精通，这件事情之外它不关心。显然，狐狸的性格类似于我们的汉学，或者类似于重学术轻思想这样一种性格。以塞亚·伯林又说，还有一种精神活动的方式是刺猬。刺猬知道很多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未必有这件事情的狐狸专家知道得更精细，但是刺猬有把学术提升到思想，形成某种体系，给予统一回答，或者是给予一个体系化回答的雄心。狐狸和刺猬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也是反复不断地出现。伯林说俄国的思想家当中，最典型的就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骨子里是一只狐狸，但是他非常想做刺猬。所以伯林分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一个思想家而不是文学家来分析文本，说托尔斯泰描写具体的情节、人物性格、心理活动非常出色，这是一个狐狸的本行，做得非常好。但是托尔斯泰还有野心，想做刺猬，于是就在1812年俄国的卫国战争，重大的历史场面，他插进去打了两场冗长的历史哲学的讨论，一个文学家去讨论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有大段的刺猬式的语言。伯林认为，托尔斯泰做狐狸是成功的，做刺猬并不成功，但他一心想做个刺猬。伯林分析十九世纪的思想家用了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这概念大体类似于中国的汉学与宋学，也大体类似于到了九十年代回顾八十年代，再看今天的走势所产生的学术和思想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不是我们一个时代孤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中国人才思考的问题。
就西方来讲，柏拉图时代基本上是刺猬当道，街头都是思想家。公元前五到六世纪有过一场跨世纪的街头大辩论，那时，苏格拉底等人就站在街头，沉思一与多，本质与现象，人到底知道多少东西，人有没有可能知道事情等等问题。这是典型的刺猬性格。柏拉图是从刺猬到狐狸的一个转折。柏拉图肯定是一个刺猬，大刺猬，有雄心的刺猬，但是他第一次在西方思想史上创立了一个专门的学校，就是阿卡德米，后来阿卡德米本身就成了学术、专业学者、学究气、学院气的专业名词。柏拉图创立阿卡德米学校，有很多专业上的要求，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不通几何者不得入内”，经过多少次的训练及苛刻的淘汰以后，五六十岁出来，可以做国王，就是哲学王。这个训练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思想上第一次压缩刺猬性格，培养狐狸趋势的大转折。阿卡德米之后，亚里士多德起来，亚里士多德虽然跟柏拉图师生不合，他们在很多方面代表了人类两种思想活动，但是在把思想学术化、学术分工化这个方面，他是顺着柏拉图的方向又大大地跨进了一步，以至于我们称亚里士多德是人类思想学术史上第一个把各种精神活动给予分科分类的人。从古代的刺猬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狐狸式的学术工程建设以后，人类的思想活动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场合下，只能够在学院里进行了。在学院里进行的这种狐狸式的活动，首先要肯定它的合理性。就跟市场经济一样，有专门的分工，分工以后，每一行才能够精深化，然后综合出来的结果，这么多狐狸只打一个洞，最后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学术概念，新的平台建立起来。所以分工是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对人类学术活动、思想活动的一大贡献。但是也不得不看到它的遮蔽，因为亚里士多德一刀切割，那些不能进入某一个具体的格格的思想精神活动怎么办？我相信是很痛苦的，就沦落到希腊有名的强盗床那样一个地位，过长了就把你切断，过短了就把你拉长。所以分工与遮蔽、分工与肢解是同时出现的。
就中国来讲，孔子第一个建立私学，把学问从官府拉到民间。孔子之前、之后的思想和学问，大体相当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之后西方的状态，而且在时间上几乎重合，都是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孔子有狐狸的一面，删诗书，定礼乐，给学生手定了必修功课。但是孔子又有刺猬的一面，在社会实践上，他奔走天下，除了西行不到秦，他周游列国，显然不想做一个学院派的教授，有展开刺猬抱负的一面。即使晚年不得已政治实践碰壁，设帐授徒，进行分工的学术传承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些刺猬式的语言，比如说“君子不党”，是一种社会实践方面的要求。在学术方面，警惕狐狸过剩，刺猬萎缩，有一句更有名的话，就是“君子不器”，就是说，不要被分工仄逼，君子应该有一种博览天下的大气度。孔子一再讲，做学问首先就是读书为己，不是为另外的什么，读书人应该先立其大，心智之大，这都是刺猬对小狐狸的要求。我认为孔子跟柏拉图很类似，他既是刺猬，又是狐狸，孔子刺猬的成分多于狐狸，也就是说，思想家的气质多于学问家的气质。这一点大概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当时的学问还处于草创状态，分工对人的遮蔽力还不那么强，一是孔子个人的志向，他是一生下来就问其大的人。如果从静态逻辑上看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前人已经发生过这种争论，汉学、宋学，今文经、古文经，争到今天都不一定有个定论。对西方人来说，也是刺猬与狐狸之争延续到今天。所以从静态逻辑上讲，这是人类共通的一个问题。
人凡有大问题、大苦恼，一般来说都处于一种十字架的困境……马克思是个超级刺猬……一个刺猬要胜于一打狐狸。但是，要成为一个刺猬，就要准备十二分之一的淘汰……
如果加进另外一个因素，考虑它的动态环境，它在动态环境中的演变，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我个人的看法是，人凡有大问题、大苦恼，一般来说都处于一种十字架的困境。什么叫十字架困境呢？十字架是一横一竖组成的，纵向的一竖基本上就是静态逻辑的内部发展，以及对内部发展的抽象阐释，或者说是学术史本身的独立史。这一竖只是在学问家的逻辑假设和概念框架中存在，是一种逻辑真空，现实生活中从来是跟竖上的每一点横向过来的拉力联系着的，每一点都处在一个十字架上，但还有横向过来的一把拉力。就好像河水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受河床的制约和引导，曲曲折折蜿蜿蜒蜒地往前走，河水加河床才成河流。另外的一横，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制约。这一横里面有很多因素，当时的经济环境，当时的物质条件。但是坦率地讲，可能是专业的影响，我是学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我觉得这一横里最大的牵动力，实际上是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政治因素是这个横向多种力量当中最强大的一股。所以我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讲“从来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是个超级刺猬，他很想从纵向往横向两边打，他想把学术变为思想，把思想变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所以他才会讲“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从来的哲学家总是在纵向的这一竖里走，而问题在于往两边打通，这才见你的本事，见你的力量。马克思一生可歌可泣的地方，都在向横向打通表现出来的性格上的强大力量和精神上的努力。那么细细来分，中性地给予两种状况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我们把它称为狐狸当道；思想家凸显，学术家淡出，我们把它称为刺猬得势。狐狸当道和刺猬得势，它们各自所需要的时代条件，它们受后面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的制约，到底是怎么样的状态？可以分几种状况来讨论。
先说狐狸当道。狐狸当道是在政治环境特别好的时代和政治环境不理想的时代。在这两种状况底下，大家去做学问，比较回避思想。政治环境不好，出现狐狸当道，在我国历史上，乾嘉学派之出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乾嘉众人都奉顾炎武为宗师，因为顾炎武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非常深刻地批评了宋明理学——刺猬之学——的空疏。他回过头来，用实学来充实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出义理从应用小学出，义理从训诂考据出，而不是从微言大义的宋学出。顾炎武开辟了一代新风气。但是想想顾炎武一生的总体活动，他绝不会同意他的方向后来流为乾嘉这一路。乾嘉奉顾炎武为宗师，实际上是腰斩了顾炎武，只要顾炎武之脚，不要顾炎武之脑。顾炎武是个超级刺猬，只不过是个想长出一身狐狸皮毛的刺猬，他的义理，他君子立其大的政治上抗议的满腔热情，是建立在更扎实、更细密的应用考据方面的。可惜乾嘉只要狐狸之皮毛，不要刺猬身上的刺，他们是一个大刺猬底下的一群小狐狸。思想史上的这个转折（明末清初的学术风气怎么从刺猬开始，后来变为狐狸），真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我的很多朋友在北京，他们1991年提出重返学术史，我觉得这个口号很好，非常同意，一直希望他们重返学术史能够返到这个关键点上，把它开发出来，把这个学术上的大关节说清楚，而不是仅仅回到狐狸为止。跟一些朋友交换看法，我觉得乾嘉学派很值得同情，但是研究乾嘉学派，继承他们优良学风的时候，能不能向前多跨那么一小步，跨到顾炎武和乾嘉之间的过渡阶段，把它打开，这里面的信息量很大。我们的前人，无论是钱穆也好，徐复观也好，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都公正地看到，乾嘉学派是特殊环境下出现的特殊流派，给予他们充分肯定的同时，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的思想意义和学术功能。
狐狸当道的第二种状态正好相反，基本是政治框架大体就位，社会的价值坐标基本摆平，大问题基本解决，只剩下一些小问题可以研究，或者大问题很难研究了，前人（就是刺猬们）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狐狸们拱不动，在这么好的条件下，再配合上一个条件，就是学术体制内部的分工、间隔十分发达，发达到基本垄断社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这样一种状态，这时学问中人能做到刺猬是极其困难的，还是安心做一个学院大墙里的狐狸吧。这种状况我觉得就相当于今天的西方学术状况。我觉得西方，比如英美的学派，基本是狐狸当道，而不是刺猬得势，法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政治条件和学术发达的状态中，思想家大多数是教授，而不是民间的业余爱好者。十八世纪的洛克，写《政府论》的时候，身份不是教授，是某一个贵族（伯爵）的私人医生；十八世纪的卢梭是一个流落到巴黎的流浪汉，最后在巴黎成了大刺猬。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这是可望不可及的昔日神话，大多数人不做此想，把问题往小的地方做。就像爱因斯坦讲的，拿起一块板，照最薄的地方打一个洞，这就是他的学术成就。在政治框架基本解决，社会价值坐标大体理顺的情况下，我觉得狐狸当道、刺猬萎缩可以理解。仔细想想，真正值得活的时代，还就是在这以前的时代，在这以后的时代没什么意思。真到西方去看看，我们今天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都实现以后，基本上就是个庸人享庸福的时代，大家都有车有洋房，打开收音机听同样的东西，到学院里听同一水准的教授讲演，也乏味得很。但是也只能这样走了。
再说刺猬得势。刺猬恰好处于——横向的这一横不是最糟糕、糟到让人没办法思想，也不是最好、好到公然地鼓励你做卢梭他做洛克，它处于中间状态，在上述两种状态中间，政治对新思想既有需求又有顾忌，思想对政治也是这样，两者处于拉锯阶段，这是呼唤刺猬、刺猬得势的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大概就是先秦时代，春秋战国了，跟我们联系比较紧的是新文化运动，再近一点，是八十年代。
今天回过头来看八十年代，还是很怀念它。八十年代北京呼呼啦啦出了多少人，至少出现了三个大的山头，“走向未来”是科学主义的状态，中国文化书院是文化传统主义的状态，甘阳的编委会是西学的状态。学术和思想三个主要的制高点都分别出现了，而且短短的八十年代出了那么多书，相当于西方十八世纪启蒙时代。学术体制内部要求学术范式的革命，突破七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学理语言，寻找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学理语言。学术制度方面也有革新，在学院外面，民间学术空间已经出现。比如说中国文化书院可以聘请民间的教授，可以有自己的资金提供某种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课题，而在这以前，像这样的事情，非中国社会科学院莫办。刺猬得势的时代可能正好处在这样一个不好不坏的状态。
接下来讲讲狐狸与刺猬的社会关系，就是它们分别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和它们的私人状态。一般来讲，狐狸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代的选择，狐狸几乎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只要学术体制不中断，大学里每天都在生产硕士生、博士生，一个硕士，一个博士，只要不努力，他就是一个现成的狐狸。学术也有自主的生命力，即使外部环境不很理想，但只要不恶化到强迫学术说假话的程度，学术是可以自然延续下去的。所以狐狸的选择几乎是一种生物性的自然选择，淘汰率比较低，成功的机会比较大。刺猬在大多数时候总是极少数人的选择，而且不得不承认，刺猬的淘汰率极高。当然这也是公正的，万一成功了，那么你对社会的影响力，你在精神发展史上的地位远远要高于狐狸，一个刺猬要胜于一打狐狸。但是，要成为一个刺猬，就要准备十二分之一的淘汰，这是极可怕的事情。所谓淘汰，一个原因是思想家本身的成才要求高，就是思想的内部要求高，另一个原因是外部环境天然地与狐狸有亲和力，对刺猬不利。刺猬让人讨厌的地方是，它往往提前出现，刺猬得势的大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的前十年、前二十年，它就出来了，所以第一个刺猬往往被众多狐狸追逐，然后被扑灭。而对刺猬的接受与理解总是在事后，在刺猬的自然生命结束以后。那时，刺猬的个人状态已经发生悲剧性的后果了。像这种不得善终的刺猬，我觉得要多一些。孔子是这样吧，虽然他的自然生命是得善终，但活着的时候郁郁寡欢，一生没有展开过理想。还有卢梭，还有顾准。顾准的悲剧性就更强了。也有幸运的刺猬得势，像康德、黑格尔，还有朱子，还有近代史上大起大落多少年的两个刺猬康梁。公允地看，我觉得刺猬跟狐狸各自跟时代的联系各有它的必然性，没有必要感情色彩很强地贬一个，褒一个。看清楚什么样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选择，大体就可以心平气和。
八十年代学界的空疏，学界的跑马占地，学界的一夜成名等坏毛病……余英时、林毓生认为中国激进主义的源头在五四，李泽厚认为五四还不够，要追到辛亥，辛亥还不够，要追到戊戌变法，要追到谭嗣同了……
现在来看九十年代的学界时风之转向。九十年代肯定是一个从刺猬转向狐狸的年代，这没有问题，所以李泽厚的那句话我同意一半，就事实描述上来讲，他没说错，是这样。而且对这个事实判断，我觉得应该给予足够同情的理解。所谓足够同情的理解有两个，一个是因为八十年代确实遗留下来许多问题。八十年代学界的空疏，学界的跑马占地，学界的一夜成名等坏毛病，大家内心都有反省。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情，我很同意陈平原那句话，八十年代的问题靠学术本身的逻辑力量是能够调整的。到九十年代果然发生了这一次调整，我觉得首先应该看到它的合理性。
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刺猬的客观需求是存在的，有两个信号，一个是陈寅恪热，一个是顾准热。大家看重陈寅恪，绝不仅仅是看重他能够写隋唐政治制度专家论文，能写洋洋洒洒的三大卷《柳如是别传》，而是看重书里书外的那些东西。正是那些东西拨动了知识分子的心弦，出现了那么多的呼应。顾准热就更说明问题了，顾准显然是被那个时代扑灭掉的刺猬，而且他没有一天想过要成为狐狸，从六十年代初他给自己制定十年的研究计划开始，他就雄心勃勃做一个中国最需要的刺猬，他要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的转型，政治体制的转型，社会体制的转型，先西方后中国，先历史后哲学，他是个思想家。在一个狐狸得势的时代，一个自然生命已经过了二十年的刺猬，引起这么多人的向往，这足以说明这个时代需要刺猬，这是个客观存在。王元化先生那句话说出了这么一个意思：在狐狸盛行时等待刺猬。而且是等待一个有狐狸皮毛的刺猬，有扎实的学术根基的思想家，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
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一种幼稚的正题，九十年代前半期是一种无奈的反题，我实在希望九十年代的后半期，到下一个世纪初，能走出一个合题来，能出现一些有狐狸皮毛的刺猬。这个问题，学术界前几年已经多多少少地在发生争论，明显的争论，一个是关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反思中国近代的思潮，一种是法国为代表的欧陆思潮，激进浪漫革命思潮；一种是英美为代表的渐进理性思潮。中青年学界在八十年代末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过去在欧陆浪漫主义思潮中走得太久，对英美的思潮隔离得太远，要回过头来看一看，英美思潮做什么，它的路数是什么。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对中国自戊戌以来所有的激进主义思潮进行一个总清算。余英时、林毓生认为中国激进主义的源头在五四，李泽厚认为五四还不够，要追到辛亥，辛亥还不够，要追到戊戌变法，他是追到谭嗣同了。谭嗣同讲的几句话：各国革命无不从流血始，我国革新之所以不成功，是没有人流血，如有流血，从我开始。他说这就是激进主义的源头。这个理论出来后，意识形态领域里比较左的老同志认为，告别革命抽去了革命史的历史合法性。他们是用意识形态的语言去反驳他。值得注意的是中青年学术界的反驳，他们怎么看英美思潮，怎么看欧陆思潮，是简单地，过去只要欧陆不要英美，今天我们倒过来，只要英美不要欧陆，这么翻一个个儿就能解决呢，还是要提到更高的一个层面上，综合性地想一想？这是一次比较大的争论。
还有去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生的那一场争论，海外方面是甘阳发难，海内方面是刘东发难，吸引了北京学术界的许多人参加。杜维明先生把双方邀请到美国哈佛争论。那次争论中牵涉到的问题就比较多了，我把它总结为三种声音，第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带着强烈的对八十年代的反弹，因为八十年代基本上是西学占统治地位，全盘西化占上风的时代，到九十年代回过头来看，我们本民族的传统有很多遗产，这些遗产不光不能被西方的东西所整合，很有可能反过来能救中国，而且能救西方目前病态的后现代毛病。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是杜维明先生和庞朴先生。第二种是后现代主义，认为大陆的知识分子还在和意识形态过不去，还在批评意识形态，还在要八十年代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已经过时了，当务之急是要批判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潮流，全球化的现代化潮流，必须把中国的问题放到全球化为资本主义世界这样一个状态里面来考虑，而不能够单独地来考虑。第三种声音是很痛苦的一种，夹在前后当中，认为八十年代所要求的东西没有落实，今天应该更严格地要求，重提这些要求，以一种建议性的、理性的东西，一步步地把它往前推。这样一种声音，被前后两种人命名为老启蒙主义，或者自由主义。这三者之间的对话非常有意思。当启蒙主义面对文化传统主义的时候，文化传统主义认为启蒙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一回事，都是西学背景。当启蒙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话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和前现代主义可以结盟，认为它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要求。这个会开得不错，三种声音交换得比较彻底。
[提问]上一期《南方周末》您特别提出了托克维尔的《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提到一个文学政治的概念，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您能不能把这个概念再解释一下？
朱学勤：我一直认为法国的政治文化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概念来说，有家族类似性，有很多共同的表现特征，其中一个就是它的启蒙运动跟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不一样，它的启蒙运动大部分是由文人（或者叫文学家、文学爱好者）承当的。在功能上来说，它要比苏格兰的启蒙，守在壁炉旁边、小心翼翼思考的一些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洛克这些人的启蒙，社会动员能力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一，思想如果插上文学的翅膀，它就能够飞翔；二，思想如果获得文学的表达，它就能够走向社会。所以法国的启蒙运动和中国的启蒙运动根本不是苏格兰的那种风格，冷冰冰的，静悄悄的，多少年以后，蓦然回首，咦，那里有那么大一块事情。法国和中国的启蒙运动是掀天揭地，天翻地覆，把多少人卷进去。我们再想想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就可以理解，由文学家承当启蒙哲士的启蒙运动是怎样的气势。但是我对这个东西始终又有一种保留。一方面同情它，看到它的合法性、合理性，但思想长期处于文学的表达方式状态中，对于后面的两个东西不利。一个是培养英美式的渐进理性的思维风格不利，因为文学天然就跟欧陆的东西有血缘亲和，法国的东西到现在也有很大的文学色彩，像我们今天熟悉的福柯等当代活着的思想家，还是有很多文学色彩，和英美的不一样。它很难形成一种社会共识，我们如果往前走，尤其是走那艰险的、比如说社会体制转型这条路的话，一定要一种渐进的、理性的、顾准讲的得寸进尺式的进步方式，而不是一飞冲天。我觉得文学性启蒙很难发生这样一种社会共识。再有一个，是对思想内在的伤害。如果老是处在一种文学气氛的滋润当中，思想很难获得很扎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就是维特根斯坦讲的，我贴着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维特根斯坦贴着粗糙的地面走，一个概念到一个概念，非常艰苦、笨重，非常的拙，非常的涩。而法国的思想家和中国的思想家看不到这种思想的艰难，到思想脱榫的关键时刻，往往靠文学的修辞一冲而过，这样就对思想的内部要求有损害。
对这些问题我也长久有想法，我觉得中国可能比法国更厉害。想一想中国的文化传统，我很早就提出过，它基本上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成就了一个学者传统，所以历史上一直有一句话：儒林不胜文苑。儒林是学者的聚集地，文苑是文人的聚集地，儒林不胜文苑。当然，也有一些人很早就警惕这个问题，钱钟书的父亲二三十年代写过一封信，钱钟书刚刚写小说出名的时候。这个老先生比钱钟书还要厉害，他非常明确地敲钱钟书的警钟，叫他不要走文苑的路，走儒林的路，所以钱钟书到现在严守学者的边际界限，不肯发挥他青年时代写《围城》那么一个锋芒毕露、才华横溢的文人性的趋向，是不是跟他的老先生在二三十年代这种教诲有关系？然后再说下来，一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到五四，基本上走的是文学启蒙的路子。八十年代也是这样。
[提问]在那篇文章里，您为什么提出让理想主义在野，现实主义在朝？
朱学勤：在九十年代改革以前，中国政治操作层面的人大部分是学文科出身的，文人进入政治层面，把诗意的浪漫的要求带进政治操作，做得最辉煌的，可能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位时的政治格局，可以从各方面去反省，一是当文人化的政治家权重一时的时候，这种文学性的政治思维到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我的看法是弊大于利。二是文人型的政治思维不能一口抹杀，包括今天讲到法国的时候，我处处留神，尽管批判法国，但是文人型的政治思维天然有理想主义的趋向，那么它的位置应该在哪里呢？我思来想后，无论是总结法国革命的教训，还是总结中国文化革命的教训，我觉得最好是文人在野，技术官僚在朝，或者是现实主义在朝，理想主义在野。这个态势可能是比较健康的。这一次转折真是天翻地覆。中国几千年都是诗人当县官，当州牧，当宰相，没有技术官僚去当县长，当州牧，当刺史。黄仁宇讲中国历史大问题之一，就是始终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他没有点出为什么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一个官吏机构的原因，就是中国基本上是文人组成的官吏集团，是诗人管理国家。仔细看中国的传统，有很多让我们吃惊的地方，吃惊之一，这么一个庞然大国，几千年来是诗人统治的。那些县官，偶尔小民呼冤，他才上堂理事，大量时间在底下吃酒吟诗做对做画，确实有很多问题，古代就有人批评，近代更难以施行一种科学性的管理，到了毛泽东那么，几乎是大爆发。九十年代技术官僚来掌握政治操作、社会管理，是中国官吏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结构变动。退到一个对自己不习惯的立场上想，我愿意接受这个结构变动的合理性，它避免了中国政治生活当中的文学性色彩。理想之源，实际上是批判之源，应该处于在野位置，毛泽东如果是一个在野的社会批判家，是何等精彩？他绝对比马尔库塞做的漂亮得多！
[提问]您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观点，和您刚才讲的观点，我觉得您很勇敢很尖锐地把文化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研究，像这样比较研究文化大革命，别开生面。您能不能就这个问题谈一谈？
朱学勤：第一，我同意要彻底否定它。否定它的什么呢？就是那种自上而下地愚弄群众，自上而下地镇压知识分子，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反智主义的氛围，不要人民思考，不要读书，以及遍地冤狱，和宫廷政治里面那些肮脏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支持巴老的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是我又想说，不只有一个文革，实际上有几个文革迭加在一起，被挤压在一起，在这个文革的底下还有另外一个文革。粗略一点说，即文革中一些大、中学生思考能力较强的人，很早就对武斗不感兴趣，对打老师不感兴趣，但是有一种被文革激发起来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关心人类的命运，你们要防修反修，要考虑苏联怎么过来的，马克思最早怎么讲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教条调动起来的思维热情，一开始被文革所启发，然后慢慢地走到反文革的方向，这样的东西我把它称为反文革的文革。对这个反文革的文革，目前注意得非常不够，而且有被第一个彻底否定的话语遮蔽的危险。我恰恰觉得它是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前奏。当然八十年代的来源很多，但是其中有一条小溪是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青年学生的民间思潮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这样讲，我觉得不公正，是对历史的另外一种不公正。对文化大革命我想保持一个学术上独立的研究姿态，而不是政治上的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姿态。看它到底哪些东西应该彻底否定，哪些东西应该以一种学术上极其谨慎的态度把它的两张皮剥离开来思考，还有另外一张皮，另外一张皮上面有哪些语码，这些语码跟后来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是什么关系。回过头来看法国大革命，也存在这个情况。我在1989年3 月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一个观点， 法国大革命不是阳光灿烂的顶峰，文化大革命不是坠入深渊的阴沟，这两者并不是天渊之别，不可以并列讨论的，它们应该放在同一个学术研究的平台上，客观地冷静地来看。法国革命曾经成为、现在还继续是法兰西民族精神思维的宝库，有很多新的学派、新的思想是从对法国大革命的重新解释中产生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林彪加四人帮在那里瞎折腾，千百万人的青春热血全部倾注进去，这里面发生多少天灾人祸，可以诅咒的东西，但又有多少东西跟整个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文革前的精神状态联系在一起，又跟文革后的走势联系到一起？这是一个用民族血泪堆积起来的精神宝库。这样一个精神宝库，为什么只能在上边抹鼻涕，而不能打开它去开山探险呢？
[提问]您心目中一个最好的刺猬应该是谁呢？
朱学勤：可能是我个人的偏爱吧，简洁地说，我心目当中最好的刺猬是顾准，是扎扎实实通过学术研究得出的思想结论。我觉得顾准有几点值得后人尊重的地方，一是他在政治环境很不支持的状态底下，基本上是逆世而行，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在中国学术界，你不能对别人提出要求，但是如果有一个两个人这样做，太需要了。第二，他又不是七十年代文革当中经常看到的街头野狐禅，流于一种街头辩论的水准，他一个人在隧道当中前进，尽可能地打通跟西方先进学理的间隔，他居然只通过翻译那本熊彼得的《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本书，熊彼得可能在注脚当中引了一点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他居然紧紧抓住注脚不放，往前推，推到和韦伯距离不远的地方，这让我非常惊讶。这个刺猬尽可能利用狐狸的资源。再有一个，我觉得他在学院外的这种自学、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了不起的。七十年代的学术体制如果有的话，也是处于崩溃状态，毫无价值。大学体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副产品，而他当时不追求学术体制里面的身份，甘愿在学院体制外面走一条路，不仅仅是不追求政治里面的甘霖玉露，而且连学术体制里面的甘霖玉露都敢于抛弃。这样的刺猬性格是非常可贵的。
[提问]为什么王小波生前对人文精神讨论有保留？
朱学勤：我想先讲讲人文精神讨论的局限性。说得坦率一点，人文精神讨论的四个发起人当中，我是持低调评价的一个。人文精神的讨论，我觉得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它只提出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如果说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它只不过是在1994年那个特定的时代氛围当中，提供一个符号让知识分子表达理想追求。这四个字可能有助于拉开跟犬儒思潮的区别，跟痞子思潮的区别，跟玩世不恭思潮的区别，跟虚无主义思潮的区别，只要在反面的意义上能跟这些东西拉开距离，不妨就用一下。而且当时我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符号用出来很容易被文学化，所以后来我一直很低调。有一些在最终目标上跟我意见一致的朋友，为什么在人文精神讨论上有这样那样的保留、忧虑、抵制，我觉得是完全正常的，没有必要一听到对人文精神的批评就双脚跳。但如果是很动筋骨的批评，那是另外一回事。一般来说，这么一个模糊的口号不出现分歧，我觉得那才叫怪呢。
（本文系朱学勤先生1997年11月8日在第80 期“郑州越秀学术讲座”上的讲演，本刊有删节。原讲演题为《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原文出处】《东方艺术》(郑州)1998年01期第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