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思想与学术的位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8 次 更新时间:2010-07-09 22:52:59

朱学勤 (进入专栏)  

  

  我的讲演大致分这几个部分:第一个是问题之由来;第二个是静态逻辑,对这个问题作静态逻辑的分析;第三个是动态环境,这个问题一旦进入社会实践,它呈现出怎样丰富的图画;第四个是怎么看待九十年代学界的时风转向,八十年代学术界是一种风格,九十年代又是另外一种风格,怎么变过来的,变到今天,利在哪里,弊在哪里,下一步可能是什么状况。

  问题的由来,要从李泽厚先生说起。李先生八十年代以后在海外发表了很著名的一本书——和刘再复先生的对话体,《告别革命》。他认为九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时代。这个命题,我个人觉得在事实描述上是正确的,发生争议的,可能是在对事实的价值判断上。是无条件地赞成这样一个趋势呢,还是有所保留,希望它走得更好一点,提出一些新的说法来。针对李先生的这个提法,上海的王元化先生后来在他的《学术集林》创刊号的编后记里就提出,希望能够看到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从中国几千年有学术以来,就不断地发生思想为主,还是学术为主,两者何轻何重的争论……一种是刺猬,一种是狐狸……

  这个问题的静态逻辑,就是撇除它和社会实践、社会万象发生的联系,仅仅从抽象的逻辑层面来看,我觉得不是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现象。从中国几千年有学术以来,就不断地发生思想为主,还是学术为主,两者何轻何重的争论。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它实际上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共同的难题,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现在感觉到的。中国历来有汉宋之争,汉学重小学,重考据,重训诂,宋学重义理,重微言大义,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思想和学术何者为重,何者为轻,或者两者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良性的关系这么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英国思想家以塞亚·伯林在分析十九世纪俄国思想的时候,用西方人特殊的语言来分析精神活动的两种类型。他打了个比喻,一种是刺猬,一种是狐狸。在西方的言语当中,狐狸是什么呢?狐狸只知道一件事情,对这件事情非常精通,这件事情之外它不关心。显然,狐狸的性格类似于我们的汉学,或者类似于重学术轻思想这样一种性格。以塞亚·伯林又说,还有一种精神活动的方式是刺猬。刺猬知道很多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未必有这件事情的狐狸专家知道得更精细,但是刺猬有把学术提升到思想,形成某种体系,给予统一回答,或者是给予一个体系化回答的雄心。狐狸和刺猬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也是反复不断地出现。伯林说俄国的思想家当中,最典型的就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骨子里是一只狐狸,但是他非常想做刺猬。所以伯林分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一个思想家而不是文学家来分析文本,说托尔斯泰描写具体的情节、人物性格、心理活动非常出色,这是一个狐狸的本行,做得非常好。但是托尔斯泰还有野心,想做刺猬,于是就在1812年俄国的卫国战争,重大的历史场面,他插进去打了两场冗长的历史哲学的讨论,一个文学家去讨论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有大段的刺猬式的语言。伯林认为,托尔斯泰做狐狸是成功的,做刺猬并不成功,但他一心想做个刺猬。伯林分析十九世纪的思想家用了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这概念大体类似于中国的汉学与宋学,也大体类似于到了九十年代回顾八十年代,再看今天的走势所产生的学术和思想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不是我们一个时代孤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中国人才思考的问题。

  就西方来讲,柏拉图时代基本上是刺猬当道,街头都是思想家。公元前五到六世纪有过一场跨世纪的街头大辩论,那时,苏格拉底等人就站在街头,沉思一与多,本质与现象,人到底知道多少东西,人有没有可能知道事情等等问题。这是典型的刺猬性格。柏拉图是从刺猬到狐狸的一个转折。柏拉图肯定是一个刺猬,大刺猬,有雄心的刺猬,但是他第一次在西方思想史上创立了一个专门的学校,就是阿卡德米,后来阿卡德米本身就成了学术、专业学者、学究气、学院气的专业名词。柏拉图创立阿卡德米学校,有很多专业上的要求,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不通几何者不得入内”,经过多少次的训练及苛刻的淘汰以后,五六十岁出来,可以做国王,就是哲学王。这个训练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思想上第一次压缩刺猬性格,培养狐狸趋势的大转折。阿卡德米之后,亚里士多德起来,亚里士多德虽然跟柏拉图师生不合,他们在很多方面代表了人类两种思想活动,但是在把思想学术化、学术分工化这个方面,他是顺着柏拉图的方向又大大地跨进了一步,以至于我们称亚里士多德是人类思想学术史上第一个把各种精神活动给予分科分类的人。从古代的刺猬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狐狸式的学术工程建设以后,人类的思想活动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场合下,只能够在学院里进行了。在学院里进行的这种狐狸式的活动,首先要肯定它的合理性。就跟市场经济一样,有专门的分工,分工以后,每一行才能够精深化,然后综合出来的结果,这么多狐狸只打一个洞,最后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学术概念,新的平台建立起来。所以分工是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对人类学术活动、思想活动的一大贡献。但是也不得不看到它的遮蔽,因为亚里士多德一刀切割,那些不能进入某一个具体的格格的思想精神活动怎么办?我相信是很痛苦的,就沦落到希腊有名的强盗床那样一个地位,过长了就把你切断,过短了就把你拉长。所以分工与遮蔽、分工与肢解是同时出现的。

  就中国来讲,孔子第一个建立私学,把学问从官府拉到民间。孔子之前、之后的思想和学问,大体相当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之后西方的状态,而且在时间上几乎重合,都是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孔子有狐狸的一面,删诗书,定礼乐,给学生手定了必修功课。但是孔子又有刺猬的一面,在社会实践上,他奔走天下,除了西行不到秦,他周游列国,显然不想做一个学院派的教授,有展开刺猬抱负的一面。即使晚年不得已政治实践碰壁,设帐授徒,进行分工的学术传承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些刺猬式的语言,比如说“君子不党”,是一种社会实践方面的要求。在学术方面,警惕狐狸过剩,刺猬萎缩,有一句更有名的话,就是“君子不器”,就是说,不要被分工仄逼,君子应该有一种博览天下的大气度。孔子一再讲,做学问首先就是读书为己,不是为另外的什么,读书人应该先立其大,心智之大,这都是刺猬对小狐狸的要求。我认为孔子跟柏拉图很类似,他既是刺猬,又是狐狸,孔子刺猬的成分多于狐狸,也就是说,思想家的气质多于学问家的气质。这一点大概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当时的学问还处于草创状态,分工对人的遮蔽力还不那么强,一是孔子个人的志向,他是一生下来就问其大的人。如果从静态逻辑上看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前人已经发生过这种争论,汉学、宋学,今文经、古文经,争到今天都不一定有个定论。对西方人来说,也是刺猬与狐狸之争延续到今天。所以从静态逻辑上讲,这是人类共通的一个问题。

  人凡有大问题、大苦恼,一般来说都处于一种十字架的困境……马克思是个超级刺猬……一个刺猬要胜于一打狐狸。但是,要成为一个刺猬,就要准备十二分之一的淘汰……

  如果加进另外一个因素,考虑它的动态环境,它在动态环境中的演变,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我个人的看法是,人凡有大问题、大苦恼,一般来说都处于一种十字架的困境。什么叫十字架困境呢?十字架是一横一竖组成的,纵向的一竖基本上就是静态逻辑的内部发展,以及对内部发展的抽象阐释,或者说是学术史本身的独立史。这一竖只是在学问家的逻辑假设和概念框架中存在,是一种逻辑真空,现实生活中从来是跟竖上的每一点横向过来的拉力联系着的,每一点都处在一个十字架上,但还有横向过来的一把拉力。就好像河水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受河床的制约和引导,曲曲折折蜿蜿蜒蜒地往前走,河水加河床才成河流。另外的一横,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制约。这一横里面有很多因素,当时的经济环境,当时的物质条件。但是坦率地讲,可能是专业的影响,我是学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我觉得这一横里最大的牵动力,实际上是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政治因素是这个横向多种力量当中最强大的一股。所以我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讲“从来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是个超级刺猬,他很想从纵向往横向两边打,他想把学术变为思想,把思想变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所以他才会讲“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从来的哲学家总是在纵向的这一竖里走,而问题在于往两边打通,这才见你的本事,见你的力量。马克思一生可歌可泣的地方,都在向横向打通表现出来的性格上的强大力量和精神上的努力。那么细细来分,中性地给予两种状况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我们把它称为狐狸当道;思想家凸显,学术家淡出,我们把它称为刺猬得势。狐狸当道和刺猬得势,它们各自所需要的时代条件,它们受后面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的制约,到底是怎么样的状态?可以分几种状况来讨论。

  先说狐狸当道。狐狸当道是在政治环境特别好的时代和政治环境不理想的时代。在这两种状况底下,大家去做学问,比较回避思想。政治环境不好,出现狐狸当道,在我国历史上,乾嘉学派之出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乾嘉众人都奉顾炎武为宗师,因为顾炎武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非常深刻地批评了宋明理学——刺猬之学——的空疏。他回过头来,用实学来充实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出义理从应用小学出,义理从训诂考据出,而不是从微言大义的宋学出。顾炎武开辟了一代新风气。但是想想顾炎武一生的总体活动,他绝不会同意他的方向后来流为乾嘉这一路。乾嘉奉顾炎武为宗师,实际上是腰斩了顾炎武,只要顾炎武之脚,不要顾炎武之脑。顾炎武是个超级刺猬,只不过是个想长出一身狐狸皮毛的刺猬,他的义理,他君子立其大的政治上抗议的满腔热情,是建立在更扎实、更细密的应用考据方面的。可惜乾嘉只要狐狸之皮毛,不要刺猬身上的刺,他们是一个大刺猬底下的一群小狐狸。思想史上的这个转折(明末清初的学术风气怎么从刺猬开始,后来变为狐狸),真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我的很多朋友在北京,他们1991年提出重返学术史,我觉得这个口号很好,非常同意,一直希望他们重返学术史能够返到这个关键点上,把它开发出来,把这个学术上的大关节说清楚,而不是仅仅回到狐狸为止。跟一些朋友交换看法,我觉得乾嘉学派很值得同情,但是研究乾嘉学派,继承他们优良学风的时候,能不能向前多跨那么一小步,跨到顾炎武和乾嘉之间的过渡阶段,把它打开,这里面的信息量很大。我们的前人,无论是钱穆也好,徐复观也好,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都公正地看到,乾嘉学派是特殊环境下出现的特殊流派,给予他们充分肯定的同时,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的思想意义和学术功能。

  狐狸当道的第二种状态正好相反,基本是政治框架大体就位,社会的价值坐标基本摆平,大问题基本解决,只剩下一些小问题可以研究,或者大问题很难研究了,前人(就是刺猬们)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狐狸们拱不动,在这么好的条件下,再配合上一个条件,就是学术体制内部的分工、间隔十分发达,发达到基本垄断社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这样一种状态,这时学问中人能做到刺猬是极其困难的,还是安心做一个学院大墙里的狐狸吧。这种状况我觉得就相当于今天的西方学术状况。我觉得西方,比如英美的学派,基本是狐狸当道,而不是刺猬得势,法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政治条件和学术发达的状态中,思想家大多数是教授,而不是民间的业余爱好者。十八世纪的洛克,写《政府论》的时候,身份不是教授,是某一个贵族(伯爵)的私人医生;十八世纪的卢梭是一个流落到巴黎的流浪汉,最后在巴黎成了大刺猬。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这是可望不可及的昔日神话,大多数人不做此想,把问题往小的地方做。就像爱因斯坦讲的,拿起一块板,照最薄的地方打一个洞,这就是他的学术成就。在政治框架基本解决,社会价值坐标大体理顺的情况下,我觉得狐狸当道、刺猬萎缩可以理解。仔细想想,真正值得活的时代,还就是在这以前的时代,在这以后的时代没什么意思。真到西方去看看,我们今天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都实现以后,基本上就是个庸人享庸福的时代,大家都有车有洋房,打开收音机听同样的东西,到学院里听同一水准的教授讲演,也乏味得很。但是也只能这样走了。

  再说刺猬得势。刺猬恰好处于——横向的这一横不是最糟糕、糟到让人没办法思想,也不是最好、好到公然地鼓励你做卢梭他做洛克,它处于中间状态,在上述两种状态中间,政治对新思想既有需求又有顾忌,思想对政治也是这样,两者处于拉锯阶段,这是呼唤刺猬、刺猬得势的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大概就是先秦时代,春秋战国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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