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至今还感激一位古风古义的窃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2 次 更新时间:2010-07-03 20:53:47

朱学勤 (进入专栏)  

  

  

  

“我至今还感激河南一位古风古义的窃贼,如不然,我的人生则是另外的局面。”特约摄影:彭辉

  

  

  朱学勤,思想史研究的中坚学者

  1952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赴河南兰考插队落户,1972年进工厂做工。1985年获陕西师大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至1991年任教于空军政治学院,1992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担任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等书。

  

  

  偷迁户口 为理想下乡兰考

  

  我下乡是到河南去,当然,去的时候是受了当时那种鼓动,文革的精神鼓动在城市的中学生当中激起了一种理想主义热情。我去了兰考,一个人去寻找当时已经存在了一两年的集体户。父母都不愿意我一个人到那么苦的一个地方去。我自己偷偷地把户口本拿出来,把户口迁掉,然后跟父母吵闹,他们无奈之下只好放我去。

  当时,我急着下乡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候我在中学误写了一条反动标语,被定为“小反革命”,但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反动标语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当时学校里不正规上课,到处扔的都是纸和笔,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小孩子更是乱写乱划。有一次,不知道谁写了一条标语扔在讲台上就走了,我去了之后正好手摁着那句话,也没有看上面写得是什么,就随手写了一句:“娘希屁!”“娘希屁”是当时的中学生偷偷看的一本禁书《金陵春梦》中蒋介石骂人的口头禅。小孩子看什么学什么,看了《金陵春梦》就学会了“娘希屁”,不光挂在嘴上还写在了纸上,实际上,我前面的一个同学在纸上写的是当时最革命的一句标语。

  第二天,学校就说出现了反动标语,那张桌子作为案发现场被抬到了专案组。当时我只有十六七岁,这件事的发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我不愿意跟当时的同学们闹闹哄哄集体插队落户,我想摆脱的是城市中那种庸俗的生活,拥有一种理想上的追求。另一方面,我也想摆脱那件事情给我带来的阴影。

  算我幸运,我所在的集体户都是老高中生,学习的风气比较浓厚,虽然当时学习的内容无非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之类的东西,但是就这样养成了我自学的习惯。后来我学英语、学中国历史、学世界历史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恢复高考前三年 尝到造化弄人

  

  1972年我通过招工离开农村,到了工厂,前五年干活,做管道工。后五年在工厂的子弟学校里做教员。当时的国有企业是工厂办社会,要办医院、办学校。工厂子弟学校里缺历史教员,他们听说我们那批上海知青很好学,其中有一个人对历史有兴趣,自学了很多东西,就把我调了过去。

  在当教员的过程中,我一边教书,一边给自己定了一个自学计划。我觉得文史哲中的文学我已经远离了,一方面也觉得文革中后期的文学太轻浮,另一方面,文学所能提供的思想养料也太少,没有办法解决盘旋在我脑子中的一些现实问题。所以我就转到了历史和哲学,先是世界史,后来是中国史。

  学完历史之后,我又把当时能够找到汉语的关于中国政治传统的读物基本都读了,但读完之后我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我就觉得,恐怕中国的答案要到汉语以外的读物中去寻找,很自然就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发生了兴趣。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恢复高考,更不知道会招研究生,而研究生的专业里面有这样一个学科点。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自然卷入了高考的潮流。我高考的道路比较曲折,1977年那一年,河南是根据已婚和未婚两个标准录取的,已婚的要比未婚的高出二十分才能被同等的学校录取。当时我是已婚,以我的分数,只能被一个当地很差的学校录取,又是我的志愿之外,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就回了上海探亲。结果那个学校还真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结果被我所在的学校的支部书记回绝了,他倒是一番好心,他说:“这帮上海知青眼界都很高,他们填的志愿录取了固然好,如果志愿底下的一个小学校,他们一定不愿意,别浪费这个名额了。”等到我9月份回去之后去问这件事,人家的答复是:“你们的眼界高。”我就这样错过了1977年的机会。

  到了1978年的时候,自己也犯傻,当时说的是高考政策三年不变,所以想好好复习一下争取1979年考出一个好成绩,而且1978年我的太太生孩子也需要照顾。孩子满月之后送回了上海,从5月份开始我们开始自修,她准备考理科,我则是考文科。结果到了1979年,招生政策就变了:已婚者一律不许报考。这样我就和我的大学本科失之交臂,从此绝缘。当时我还曾经给高教部长蒋南翔写过一封信,但是我的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能上研究生 要感谢一位小偷

  1979年之后我开始自学准备考研究生,但是每年都碰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直到1982年才考取了陕西师范大学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说起当年的经历,我至今还感激河南一位古风古义的窃贼,如不然,我的人生则是另外的局面。

  当年我到河南开封去参加考试,准考证放在中山装上衣的口袋里,被一个小偷偷去了,偷去之后他看了一下,发现信封里不是钱而是一张准考证,看完之后就扔给了我。在公共汽车上,他居然还幽默地问了我一句:“老哥你看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我低头一看,发现准考证扔在了膝盖上面的书包上面,所以也幽默地一笑,说:“没丢,啥也没丢。”那人吹了一声口哨,和另外两个打掩护的人飘然而去。这一幕对我很有刺激,许多年之后我回忆起来,这个细节依然栩栩如生。碰到这样一个人,他居然还怜惜一个书生的前程,如果他下了车把准考证撕掉,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1982年我考取了研究生,我的导师是一位老知识分子,叫何汝璧。我考取她的研究生的那年,已经有很多大学生毕业了,报考她的人很多。她一看考第一名的竟然是一个毕业多年的自学者,有点不相信。她本来想亲自到河南来当面面试,但是她已经6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所以就要我去。我背了一个大书包去,把我做了多年的读书笔记都带了过去给她看。看完之后她才放心。

  我报到之后才发现,我没有一个同门,当时本校本届历史系的大学生她一个都没有要。我读研究生的那三年,我们的师生感情非常好。何老师在学术上对我没有任何束缚,我想研究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校园外面带过来的,虽然内容在当时有些敏感,但是何老师也没有干涉我。

  后来我进入学术生活之后才发现,我想做的题目太大,我所积累的学力太弱,一下子拿不下来,只好改做了一个边缘性的题目,就是托马斯·潘恩和法国大革命,试图把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究竟左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梳理清楚。这个题目算是我的入门之作,何老师也很欣赏。到了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关于这个题目的第一篇论文在陕西师大的学报上发表了,这在当年也是比较罕见的,那时的研究生不像现在,要花钱买版面。

  

  北京没去成 辗转到上大

  我的硕士论文通过之后,何老师本来想留我在学校,她当时已经60多岁了,我又是她的开山弟子,相互之间也形成了比较深厚的了解和沟通,学术默契也比较深。但是我毕竟在外面飘泊了十几年,有了一些思乡的情绪。另外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我的爱人和小孩的户口还是河南户口,我如果留在陕西师大,她们还要排上好几年队才能把户口安排进来。何老师想想也于心不忍,她跟我说:“你如果有更好的去处我也不拦你,如果不想到外面,那就留在我身边,留下是没有问题的。”

  我当时联系的第一个去处还不是上海,虽然有思乡的情绪,但是我更想找一个跟自己对口的单位。当时中国社科院刚刚组建,社科院的政治学研究所还在筹办之中,我联系了那里,希望到那里去。他们很欢迎我去,当时的研究生也少,接待我的负责人跟我说:“我们政治学研究当中确实缺少一个搞当代思潮研究的人,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但是他后面的一句话就让我打了退堂鼓:“你家属的进京指标要五年之后再提,五年之内不能提。”我一算五年之后再提,再等上两三年,又是一个“八年抗战”。

  放弃了北京之后,当时上海有一个空军政治学院,正在大改革大换血,需要地方上的研究生去补充代替部队上的老教员。就这样,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之后到了上海。

  遭遇了一些变故后,1991年我到了上海大学。刚到上海大学的时候,自己抱着一个想法:我是被流放到这里的。所以对于集体的学术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我自己读什么书、想什么问题、写什么文章你们也不要来管。当时头脑里浮动的只有八个字:“上大如寄,淡进淡出”。

  2001年,我已经在上海大学呆得很不愉快了。当时正好上海交通大学要成立一个历史研究所,正在挖人,他们要我去,调令都开出来了。这时候上大又开始挽留我,从党委副书记到党委书记再到校长再三挽留,但是我去意已决。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出动了上大的“老佛爷”钱伟长,“老佛爷”轻易不出面,只有碰到疑难大事的时候才出来。老爷子年纪大了,跟我说了很多,其他的我不记得,但是钱伟长反复强调的有两点:“一、要吸取我1957年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二、你现在到上海交大,他们现在欢迎你,但是将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会保护你,我还在上大,我说了算,我还能保护你。”老爷子说了这样的话,我当然没有办法再走。就这样,2001年的故事,一直发展到今天。

  

  

  

  

  口述:朱学勤

  

  采写:本报记者 陈远

  

  ■记者手记

  朱学勤在学术界浮出水面,应该是他那篇历尽周折、有点难产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最后由王元化先生出面担纲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那篇论文才算是呱呱坠地。后来王元化先生回忆道:“主持朱学勤的学位论文答辩这件事,是导致我在90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他的论文引发了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这一思考延续到本世纪末,直至1999年我才以通信形式写了长篇论文《与友人谈社约论书》,作为自己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思想小结。“那篇论文当时在思想界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虽然朱学勤在此之前就已经进入学术生活多年。

  但是在众多场合和众多文章当中,尤其是在那篇著名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里面,朱学勤又常常说到自己不是“学术中人”,而是“问题中人”。这样的总结,是当时学界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一种普遍定位。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学术界开始发生分野,一部分人转头去做纯粹的学术研究,开始从学理上一路挖坑,越挖越深。一部分人继续保持原来的路子,做“问题中人”。在与朱学勤聊天的短短的两个小时时间里,我没有问及他现在对于自己是怎样定位的,但是我想他大概还是在原来的路上一路狂奔。不过,在他的《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一文中,至少可以看到,朱学勤开始尝试在两者间达到均衡。

  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两种选择,孰优孰劣,现在还远不是评判的时候,但是朱学勤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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