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99 次 更新时间:2010-06-15 23: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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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进入专栏)  

  

  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说宇宙用几百亿年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不是为了毁灭他。我相信:既然连最低级的细胞都有自组织的能力,人类社会也一定有自组织的能力。

  我相信:科学技术还会继续发展,最后仍然能给人以力量来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

  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为什幺现在才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呢?这是因为在过去500 年中,我们看到的还主要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和。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

  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的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

  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最广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几乎同时卷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至少在经济上,主动地开始“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了。

  经济也许应该算作物质层次的现象,而在思想的领域,就在这几年,信息的传播已经可以以无间隔的速度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几乎可以不留下任何死角。

  1989年到1991年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可以解释为信息的力量冲破了封闭的壁垒。

  而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又提出了要在下世纪初建成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到那时,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几乎都可以随时取得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任何信息。叫了二三十年的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的转变,看来就要在公元二三干年之交实现了。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还有许多其它的标志: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它大规模毁灭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时间正好离1492年500年。

  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

  从进化论(不但是生物进化论而且是宇宙进化论)的立场来看,全球化是值得欢迎的。而且毋宁应该说,不论你欢迎不欢迎,它都是必然要到来的,既无可反对,也无法回避。然而,只有未来的(比如说,200 年后)的人类才能简单地作这样“价值中立”的判断,对于我们这些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而且被“裹胁”进入“加速全球化”(以区别于过去500 年间慢吞吞地全球化)时代的人来说,。全球化过程带来的决不仅仅是愉快欢乐,而且还要带来许多的烦恼痛苦,因为它不但会带来融合与和谐,还会带来摩擦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血与火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抉择,虽然世界大战的惨祸也许可以避免。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话,也是中国多数人信奉的历史哲学。用这话来观察全人类的历史,同观察中国历史一样贴切。自从几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以来,总的说来是分的趋势。出于求生的需要,人们越走越开,越走越远。然而地球是圆的,到了距今500 年前,这种趋势倒转过来了,人类又走到一起来了。不过正如从汉的“分”到晋的“合”一样,中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残酷的场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其中最突出的几场而已。因此全球化过程决不会是太太平平的,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一点。

  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二点是,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从来就是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市场的力量是决不承认任何界限的。只要有利可图,它就会像水银泻地那样无孔不入。它在过去已经冲破了许多部落的、民族的藩篱,今后它还要冲破更多国家的、地区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界限。对于那些比较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国家,困难当然可能小一些;而对于那些新近才引入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痛苦就会很多,抵制也不难想见。正因为如此,西方才有一些忧时兼自忧、警世兼自警的理论家预测:我们这个星球上会发生所谓“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范围的广度与激烈的程度还要走着瞧。总之,全球化的过程将冲破文明的界限是没有问题的。

  它将证明人类社会不是一个拼盘,而是一个系统。

  还要看到第三点。市场经济就其积极面讲,它的伟大的作用就是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因而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值;而就其消极面讲,它利用的正是人原始的利己心,是人对物质享受似乎永远不会满足的贪欲。正因为如此,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了个人可能得到的自由度;它也把牛仔裤和可口可乐、迪斯科和摇滚乐……同海洛因和艾滋病一起传播到世界。它打破了自古以来多数人已经习惯而且视为当然的生活方式,却还来不及给他们带来应有的新秩序。

  就这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乱之中。

  在所谓的西方(也就是发达国家),新思潮层出不穷。现代主义没有热闹够,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曾几何时,后现代主义又像已不时行,恨不得再玩玩后后现代主义了。思想的模糊和语言的贫乏使人们能诉之于后X 、后Y 、后Z ,可是这既解救不了世界,也解救不了自己。

  这个世界上一方面固然并不缺少各色各样的后X 、Y 、Z ,一方面却又出现了原教旨主义的勃兴,不但有广为人知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也有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以至东正教的、主教的、耶稣教的、儒教的原教旨主义……虽然人们大多只意到这种现象存在于发展中世界,但事实上它也以各种极端义的形式、还有亚宗教的形式在发达国家中蔓延。

  人的灵魂在过去与未来,在前进与后退之间彷徨、挣扎、煎熬。

  这就是人们现在都已看到而且感到的全球文化大危机。这个危机之所以是大危机,是因为它不仅表现在诸如教育事业的衰败、出版行业的不景气、文学水平的低落、画家画不出好画、音乐家作不出好曲子、科学碰到了逻辑的和实验的限界等等,而且表现为所谓“文化”的核心之核心——道德水准的持续下降上。传统的价值失落了,能够维系人心、安定社会的新的价值标准还不知在哪里。

  世界上不少先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仅以美国而论,保罗。肯尼迪是一个,小阿瑟。施莱辛格又是一个,预言“文明的冲突”的塞缪尔。亨廷顿也算一个。不过他们大多不肯明言问题的症结,也开不出救治的药方来。大胆的狂人当然也并不缺少,欧洲的新法西斯分子和新纳粹分子就是,然而听了他们的话,世界只会更快地堕入更深的灾难。

  历来重视自己的文化的中国人,从上个世纪起就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文化危机了。这是因为大体上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碰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指的是传承了3000多年的中国文化——包括经济、政治与生活习惯在内的广义的文化——要向一种全新的文化转变,本来还只要向工业化时代的文化转变,现在还要加上向信息时代的文化转变。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幺激烈而痛苦的过程,真的是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

  可以使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中国的转型期将在鸦片战争大约200周年的时候底于完成。因为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而且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用200年的时间走完人家走了四五百年的道路。

  但是,不能忘记200年间多少仁人志士以至广大民众所经历过的希望与失望;不能忘记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而且还有困难在前面,还有代价要付出。

  回过头去看,许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

  我们相信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即将完成,只是好比说,我们在打通一座大山的时候,知道我们离出口已经不远了。但是隧道尽头的光明不但不能使我们歇脚停手,更不能使我们忘记前面还有塌方的危险,流沙的危险,洪水的危险……“行百里者半九十”是中国先哲有益的告诫。事实上现代化仅仅靠市场经济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现代化的道德秩序,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礼崩乐坏,上无道控,下无法守的情况。人们可以把这认为是转型期的自然现象,但是如果不加救治,后果只能是“不堪设想”。

  人类的价值观念历来是有变化的,但是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总是普遍而永恒的。

  中国人历来追求的郅治都要求“淳风俗,正人心”,可是现在的普遍心理是“向钱看”,为了钱什幺都可以不顾,什幺都可以不管。中国古人历来鄙视为机会主义者的“弄潮儿”,现在居然成了时代英雄。所谓痞子文学,其精义无非是鼓吹“何不游戏人间”,“何不潇洒走一回”?“什幺价值标准,什幺仁义礼智信,什幺艰苦朴素,统统见鬼去吧!”‘’什幺立诚推仁,什幺居敬主静,什幺希圣希贤,你算老几?“然而难道中国人在失去了所有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之后,真的就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幺?难道12亿中国人能就这样稀里哗啦地走向全球化的世界幺?‘“不能”,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如果中国人不能继往开来,建立上承旧统而下启新运的道德秩序,我们就将既不能实现现代化,也没有资格在全球化的未来世界上占有一个尊严的位置。

  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中国即将完成自己的转型期的时候,世界也正进入一个更大的转型期——由工业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的转型期。换言之也就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刚好与世界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重合。有道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山外还有山连山!”

  幸乎,不幸乎?我们以两点论来看问题:它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可是我们致力的方向只有一个:尽力尽快把坏事变成好事。

  全球价值观念大失落、大混乱的原因,从最根本处说,其实是跟中国价值观念的大失落、大混乱的原因是一样的,它同样出现在历史大转弯的关头。远的不说,即将过去的20世纪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两场惨痛酷烈的世界大战,它毕竟把全球工业化的时代推向最后阶段,把市场经济普及到了全球,把科学技术推广到全球,把人类财富的总积累提高到只要使用得当就可以迅速改变一个或者几个国家面貌的程度,把生产力发展到确有可能满足全人类基本需要的程度,把个人的自由度提高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但是它也给世界留下了文化堕落、道德败坏,贫富差距扩大,霸权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同时存在,种族主义以及文化摩擦在世界范围内和各个国家内部同时凸现,人口膨胀与环境破坏的矛盾看来竟像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面对这种新的局面,人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利用新开辟的可能性。七八十年代曾在中国大陆引起强烈关注的“三信危机”,现在遍及全世界。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历来自以为富裕繁荣、文明先进的西方:社会涣散,家庭破裂,儿童失教,青年放纵……美国和其它国家的统计数字表明,犯罪率、自杀率、精神病发生率与失业率一起持续上升,人们(首先是世界前途所系的青年人)失去了信仰,对政府和社会权威缺乏信任,对前途没有信心。

  正因为如此,最近去世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身后发表的文章中说:“今天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强大和富裕的国家。……然而,虽然我们在物质上是富有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是贫穷的。”(美国《新选择》月刊1994年5 月号)

  发达的国家是如此,不发达的国家呢?在最贫穷的非洲大陆,一位当地的学者哈桑。巴认为,当前非洲战乱不止的一个原因是:“这些社会已经在殖民化和现代化期间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传统价值标准,它们已经不再拥有本国本土能调节各种冲突的机制,已不再有精英人物来考虑教化对立的各方。……人们忘记了人文的准则首先是由一个社会在其历史过程中的民族价值观念形成的浓缩物。”(法国《解放报》1994年4月25日)

  再听听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话:“发展决不能理解为仅仅限于物质享受方面的补充。”“我们现在的以不断扩大物质消费为主的发展方式,既不是行得通的,也不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它们不仅在破坏文化的结构,而且还对生物圈构成了威胁,因而也就是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法国《世界报)1994年2月25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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