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继荣:“中国式民主”的理论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4 次 更新时间:2010-06-12 16:00:59

进入专题: 民主   民主化   中国式民主  

燕继荣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化版本来提炼民主的指标体系,并把它作为民主政治的评价标准,这种思维方式制约着后发展国家对于自身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既有的所谓“西式民主版本”对中国民主建设构成了无形的约束。本着破解约束的目的,文章讨论了中国式民主理论论证的可能性,力图为中国积极推进渐进有序的民主化探索过程提供论证。文章最后归纳出构建中国式民主的三条路径:从民主思想源头发掘中国式民主的理论资源;以民主过程的视角拓展中国式民主的可能空间;用改革经验诠释和充实中国式民主的特点。

  

  关键词:民主 民主化 中国式民主

  

  一、绪论:背景说明和相关概念的界定

  

  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比较历史研究表明,民主化会激发广泛的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会挑战已有的价值分配秩序,最终挑战建基于传统秩序之上的政府权威。因而,民主化往往被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视为异在的力量而受到抑制和排斥。然而,正如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欧洲民主化高潮之时所指出的那样:民主化是一种世界潮流和趋势,民主的开发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个别意志和个别行动的结果,而是一场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的产物。从11世纪开始,在社会阶梯上贵族地位在不断下降而平民地位却不断上升的趋势日见鲜明。这是一场“以身份平等”为内容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的深刻变革。在这场变革中,“神权”走向了衰落,王权趋于崩溃,世袭贵族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民众却走上了政治的前台,成为主导和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可轻视的力量。因此,民主的发展势所必然。如果说民主在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斗争中勇往直前,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也从未却步,那么,在今天同样也不可抗拒(托克维尔,1988)。

  如此说来,所能走的道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引导民主。引导民主运动和潮流,这是社会领导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渐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托克维尔,1988:8),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的变化做出修正。

  今天的中国似乎也面临着与欧洲早年相似的境遇。公众的政治参与和大众的民主诉求已超出了口头和言论表达的范围,与具体的人物、事件和政策以及特定的利益要求相联系,演化为“上访”、静坐、抗议、“散步”、“群体性事件”、网络“公审”和“拍砖”等行动。既有的体制和制度安排不仅不能有效地化解这些诉求和情绪化的行动,而且,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恰恰是这种既有的体制和制度安排成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越是依赖既有的体制和制度安排来化解问题,越是加深了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积怨。面对如此大量的不可预期的行动,具体的个案式的解决办法和“救火队”式的工作方法,让政府决策部门政令批文不断,“预警方案”层出不穷,但依然不能摆脱疲于应对的局面。

  依据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结论,参与要求的增长和制度供给的不足必然造成既有社会秩序的紧张和政治的不稳定性(亨廷顿,1988)。有学者指出,“只要人民富足起来,民主是他们可能要求的东西之一”(萨托利,1999:151)。这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民主的要求就会自然地被提上日程。许多人认为,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一道坎,因为在此阶段民众的经济要求和非经济要求都会释放出来,从而对既有体制构成挑战。2003年,我国人均 GDP突破了1000美元,这表明中国进入了这样的关键时期:民众的经济要求和非经济要求转化为各种各样的政治诉求,使社会发展进入“矛盾凸显期”或“矛盾多发期”(刘强,2005;马静玉,2006)。这种情况提高了对于政府能力的要求,当然也增加了执政者的施政难度。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以追求GDP增量为核心的政府主导的单边突进式的国家发展战略会进一步显现其严重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政治领导人适时调整目标和方向,制定和推行综合协调的发展战略,实施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要求在保持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适度平衡的基础上,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将工作重点放在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关系上,依照公共表达、公共协商、公共选择、公共管理的逻辑,本着“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原则,着力打造一种“民主治理”的制度平台。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化版本来定义民主,于是,多党政治、自由竞选、舆论自由、军队国家化、分权制衡等,就很自然地被看成是民主化的“通用指标”。显然,这种版本的解释标准会因为难以达成政治共识而制约中国民主化的积极探索。因此,如何化解这种约束性障碍,进而为中国渐进有序的民主化探索提供论证,就成为当前中国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人看来,民主化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应对出来的。换句话说,“民主模式”的不同版本,不过是不同国家面对民众的参与要求一步一步应对的结果。因此,所谓“中国式民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民主模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中国式民主”只是指这样一种在既有体制框架下,特别是在保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旨在化解大众参与压力,进而实现“民主治理”目标的诉求和努力。本文的目的在于讨论这种诉求和努力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力图为中国积极推进渐进有序的民主化探索过程提供论证。

  

  二、从民主思想源头发掘中国式民主的理论资源

  

  众所周知,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统治”,通俗的说法即“人民当家作主”。这个表述看似简单,但实施起来却相当困难,而且引来很大歧义。怎么才算是“人民的统治”?“人民”是谁?“人民”如何统治?在已往的政治实践中,通常所见的是国家领导人(个人或群体)管理国家、制定政策,即便是被公认的民主国家也概莫能外,那么,何来“人民当家作主”?如果说“人民当家作主”就意味着所有人(或公民)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活动的话,那么,这种民主也许只有在“小国寡民”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可对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现代民族国家来说,这“人民”究竟该如何当家作主?现代社会事务纷繁复杂,许多事情的处理依赖于专业知识和技能,面对这些事务,人民又如何当家作主?再说,“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包括了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宗教的个体,他们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那怎么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特别是在人民出现利益分歧和冲突的情况下,又如何防止强势的“人民”不会“得势便猖狂”,把弱势的“人民”变成自己的奴仆?

  面对这一系列难题,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一种意见认为,人民的直接参与是民主的核心理念,现实条件的约束,并不能成为改变或放弃“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价值追求的理由。相反,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创造条件,让直接民主的机会、参与的人数、民主管理的事务越多越好。如果不能召开公民大会来讨论国事,那就把“公选”和“公投”当作民主的主要方式吧。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本来就是一个虚幻的口号,历史上除了古希腊雅典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外,再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实践过。除非再回到小国寡民的雅典时代,否则,“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不可能。何况,那样的民主实践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和质疑。考虑到“人民”集体在智慧、理性判断、心理趋向等方面的特性,考虑到决策效率和质量、管理的专业化、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以及长远的公共利益追求等因素,精英统治(君主统治或寡头统治)可能更加实在有效。

  如果我们把第一种意见称为“民治主义”,把第二种意见称为“精英主义”,那么,介于两种意见之间的第三种意见就可以被称为“宪政主义”或“代议制民主主义”。这种意见认为,民主所追求的其实是公民自治的精神,虽然国土之大、人口之多、事务之繁,让“人民”完全当家作主不太可能,但是,公民自治的理念不应放弃。显然,让所有的“人民”都来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和管理确实不可行,而且也未必好,那我们就尽可能实现地方乃至村落自治,让“人民”在他所生活的区域行使民主权利。事事都要“公投”、事事都要人民亲自管理不可行,而且也未必好,那我们就选择一批“管家”,替我们照管“家务”,如果满意就继续留用,如果不满意就按照合同把他们辞退。把人民民主无限放大会威胁个人自由的空间,那我们就把能够用来“民主”的事务限定在恰当的范围,使任何人不能以“民主”的名义和“民主”的方式侵犯“私人领域”(公民自由权利)。“人民统治”和“精英统治”各有短长,那我们就把“主权”与“治权”分开:“主权”属于人民,“治权”交给具有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的政治精英,并让民众对他们实行绩效考核,实现“人民统治”与“精英管理”的有机结合,在这种结合中,用“主权在民”的原则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从而保证管理的权威性;用“精英管理”的原则克服“民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满足管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如果说代议制民主有蜕化为“选主体制”(D的倾向,那就用“审议民主”或“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来弥补(陈家刚,2009:88—97;何包钢,2008:243—260)。

  基于以上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从源头上发掘中国式民主的理论资源。

  首先,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民族国家实施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惟一可行的方式,它理所当然也应该成为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中国式民主的原则和方式。代议制民主强调以宪法为基本框架,以限制政府权力、规制民众行为、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因此,宪法至上原则,公民权利(包括财产权)不可侵犯原则,人民主权原则,法治主义原则,权力制约原则,有限政府原则,司法独立原则等,应该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该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必须承认,代议制民主理论不仅为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民主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也为中国式民主道路定下了基调。

  其次,民主的本意不在于公民“选主”,而在于公民的自主管理,即自治,所以,“民主治理”的概念更能体现民主的本意。因此,将中国式民主锁定在“民主治理”的目标上,更具有理论高度和说服力。

  再次,民主不仅需要公民参与意识,更需要组织和制度安排,这是民主理论的基本共识。民主必须通过某种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方式来实现,“民意”必须通过特定的组织程序来形成,并通过特定的组织机制来表达;公民参与管理所需要的组织结构、组织方式、组织程序和组织机制需要用法律的方式做出规定,公民参与政治的行为也必须得到法律的约束。毫无疑问,这些思想为民主化的路径指明了方向,当然也为以制度化来实现民主化的中国民主化探索提供了根据。

  最后,犹如法律可以区分为“良法”、“坏法”和“恶法”,民主也存在优劣之分。“良好的民主”必须是“法治的民主”。这里所谓“法治的民主”,就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准则,通过依法赋权(赋公民以权利,赋政府以权力)的方式,不仅保障政府要依法施政,对人民负责,以免滥权而侵害公民权利,而且也对“人民主权”原则给以必要的约束,以防止一部分人以“民主”的名义和方式对另一部分人实施“暴政”,同时,保证公共管理的有效性和社会生活的有序性。“法治的民主”作为民主源头的思想要素,也理应成为渐进有序的中国式民主的理论要素。

  

  三、以民主过程的视角拓展中国式民主的可能空间

  

  不可否认,民主确实是当今政治话语中最富有争议的概念之一。民主理论家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一书中指出,民主观的混乱来自几个方面的错误:一是过于简单化的错误,把民主当成一个时髦的口号,将民主简单地理解为“人民主权”,但什么是“人民”以及“人民”如何行使“主权”概念不清;二是至善论的错误,将民主定义为“直接民主”,把“人民”与精英对立起来,根本排斥精英的作用;三是过于现实主义的错误,对民主持怀疑或批评的态度,认为民主根本不可能。针对这些错误,他提出了对于民主的新的解释,将民主的内容设定为“人民的统治”和“对人民的保护”两个方面。前者意味着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投票等民主权利,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对政府和官员实施控制;后者意味着法律、制度和政策做出安排,保护公民权利(包括自由权、财产权、民主权和社会经济权)。前者要求确立开放的政治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燕继荣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主   民主化   中国式民主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423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