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朱厚泽谈“三宽”:

——仅以此文纪念刚刚去世的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4 次 更新时间:2010-05-10 22: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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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进入专栏)  

  

  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

  价值中国网和徐景安先生共同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迄今已经进行了多次。徐先生是80年代改革的风云人物,1979年参与起草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部总体规划;1984年主持起草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1985年提出住房改革建议;1987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调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推进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的设立。他忧于中国物欲横流、价值沦丧的现状,提出要创建中国的新文化,我们愿意尽绵薄之力,和他一起来呐喊。

  开了三次会,感到无论什么话题,要在知识分子中达成共识殊为不易,但起码,应该努力就当下中国的种种问题,营造一种平等对话的氛围。喝了多年“狼奶”,很多人已经不知尊重异议为何物,越是后来者,态度越趋极端,反而不如80年代的老人更懂得宽容的道理。

  第一次座谈会,再次见到我极为尊敬的老中宣部长朱厚泽,一番话说得语重心长:

  徐景安同志邀请我参加他和一些年轻人发起的建设新文化的讨论,我给他回信说明:我可不是一个系统研究文化问题的学者。无非是在自己青年生活和成年后的职业生涯中,遇到了文化和一些与文化有关的问题,引发过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罢了。算是一种人生的相遇吧。

  我原来在地方工作,20年前才来到北京。我向一些朋友说过:我是搞体力劳动的。地方工作不是搞“体力劳动”是什么?“脑力劳动”是在北京嘛。大政方针,主要政策,重大措施……都是在北京定嘛,集中统一。地方你就在下面跑吧,叫做贯彻落实。不是“体力劳动”是什么?!当然也可以有一点“创造性”。但在那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下,不过枝节性、技术性的事罢了。

  来北京,让我到中宣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关切我,让我“放开一点嘛”。

  那半年,我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的争论和反复多年的争吵,……。这样,在我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不然,人们相互之间,或怒目相视,圆睁眼睛,或疑虑重重,坐卧不宁,或左顾右盼,不知所云……,那日子怎么过?怎么能互相对话,切磋捉摸,相互理解,互相信赖,……,那就更不要去谈什么“社会的长治久安”了。

  到1986年,我开始讲了一点话。就像我们今天这种小座谈会的样子,即席发言,随便讲点,交换意见。在上海看望电影创作会的朋友,讲一点;在天津约见几位作家,主要请他们谈,也讲一点。大概是3月8号,听说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全国理事会在万寿路开会,我约了文联、团中央和文化部的同志一起去看望他们,在中组部的餐厅里见面,他们让我说,我也讲了一点。后来见出版界、发行界,什么报纸的记者会,……也都讲一点。因为都是即席发言,个人随便讲,属于征求意见的性质,我都不叫大报发表,连地方新华分社的内参稿我也扣下了没有让发。只有全国文联的文艺报和三联的《读书》登过两篇要点。

  在各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时,参会同志们要,我们只作为参阅材料,而不是会议文件,把摘要纪录发给省市委的宣传部长们,继续征求意见嘛。

  但是不久就听说有一位领导人在地方批评指责。那时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工作,地方都有纪录上报。我们收到纪录看,又没有指责内容。而且我们还是几乎每周都见面的,也从没有向我说过。可是以后越传越多,越传越神,不知是怎么回事。

  以后,文化部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约我去听座谈发言。高占祥同志让我讲点意见,我就联系文化厅局长们座谈中提的问题,正面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我上半年讲过的对文化问题的那些意见。

  当时我说:

  今年(1986)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二十周年;“文革”结束十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

  我着重地说: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这些话说了以后,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许多人都清楚,我今天不说了。从说这些话到现在,又是二十一年过去,我早已经年老离休了。

  今天,年轻同志们又在这里开会,讨论创建中国新文化。谢谢你们邀请我这个老头来参加讨论,并且要我发言。你们会前的网上讨论意见,我看了一些。今天又听了不少发言意见。你们再让我说,我说什么呢?

  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我仍然感到:

  我们的古老民族,我们的现实社会,我们的当今时代,需要建设一种宽容的精神文化。或者说需要一种宽容的文化精神。

  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脱离野蛮,一步又一步地越过蒙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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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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