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追忆朱厚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65 次 更新时间:2012-05-11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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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进入专栏)  

2010年5月9日凌晨,朱厚泽在北京医院逝世,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间,朋友相聚,时常谈起朱厚泽的人品和学识。他是实践家,更是思想家,他是中国当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之一。朋友们深深感到,他的离世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损失。

初识

我和朱厚泽相识是唐宝心先生介绍的。唐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时期在贵阳参与创办清华中学,任校长。1980年代,唐先生是天津师范大学荣休教授,是清华大学天津校友会会长。1989年初,他得知我已从新华社天津分社调新华社总社工作,就对我说:“你到北京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从他现在的处境来看,不可能在仕途上对你有什么帮助,但他对你的思想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他说的是朱厚泽。

唐先生给我讲了朱厚泽上清华中学时的一个故事。那一年贵阳市举行中学生演讲比赛,朱厚泽的演讲题目是“我想当官”。在演讲中,他先批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昏聩、无能,然后说,如果我当了官,我会做什么,做什么。他说要做的事都是针对时弊的,是百姓渴望的。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获得了全市一等奖。听了唐先生这个故事,我得知朱厚泽少年就有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也佩服当年评奖者的胆识。今天的中国评委会多如牛毛,哪一个评委会敢把激烈批评当局的演讲评为一等奖?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静之后,我拿着唐先生的信,到万寿路朱厚泽家里拜望,从此开始了十多年交往。我叫他老朱,别人叫他朱部长。我说:“你已经不是部长了,为什么还叫你部长?”他满脸无奈地说:“有什么办法?”职务是掌权的人给的,可以赐予,也可以褫夺,很多人却认为叫职务是尊重,我不以为然。可能是看唐宝心先生的信,他对我很信任,谈话毫无保留。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时,他说:“过去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这是很荒唐的。信仰应当是坚定的,而科学必须扬弃,这两方面怎么能统一在一个主体上?”这句话使我豁然开朗。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总是比众人高出一筹。有些言论如黑夜中的电光石火,给人以震撼和光亮。他要言不繁,直指问题的核心和要害。朱厚泽不是理论工作者,多年从事重要领导工作。即使在领导岗位上他也是看书的,1987年以后,他有了更多的看书时间。他家藏书丰富,由于书太多,在这栋楼的另一个单元找了间房子当作书库。他的真知灼见不仅仅来自书本,更多是在他丰富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思考和顿悟。在他家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形势,谈政治,谈学问,谈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外面有什么会,他总是告诉召集人:“别忘了通知杨继绳。”他虽然丢了官,还有部长的车。到外面开会,我可以搭便车(搭他的便车的还有孙长江),会后,他总是叮嘱司机李国庆把我送回家。

和朱厚泽交往的十几年,正是我撰写《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1958-1962年大饥荒纪实》等著作的时候。他十分赞赏我的工作。他多次说,要还历史真相,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他对我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后在他在《炎黄春秋》的一次会上也讲了这段话,从而被广泛传播。我写这几本书不仅得到了他的支持,还从他那里吸取了很多思想。

在夹缝中开拓“三宽”

朱厚泽担任部长以后,试图把中宣部逐渐变成“思想解放部”。朱厚泽的这种努力注定他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悲剧角色。他向我谈了这一段经历。

朱厚泽说,1985年8月,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邓调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由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锦涛到贵阳,我对他说: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他说很好。陪同我们二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他们两人有事就回去,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向西、向南,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处停下来,由地、县委汇报。到了黔南的罗甸,中央打电话,让我速去北京,参加北戴河会议。

我到北京被安排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当晚,就让我到胡耀邦去北戴河的专列上。我上车见了胡耀邦。他说:“已经来了,宣传部怎么搞?”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他的提问没有准备,只好回答:“无从谈起。”胡耀邦说:“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议。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开会,下午游泳。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事先没有让我发言,我也没有准备发言。到了11点半,快散会了。胡耀邦说:“朱厚泽,宣传部长,你也讲一讲嘛!”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面前。我没办法,只讲了十来分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应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邓力群不吭气。

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那边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把我调来换下了邓力群),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当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胡耀邦对计委不满意。两年以后我想起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朱厚泽说胡耀邦被计委的人“解决”了,是指胡耀邦下台,主持计委工作的人起了重要作用。

我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放火”了没有?

朱厚泽说:当时的情况哪能“放火”?

是的,1986年政治形势诡谲。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在较量,在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滚滚。这种情况是不能“放火”的。但他不消极等待,而是采取了特有的开拓方式。朱厚泽介绍说:

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映?”我说:“反映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中央讨论通过后,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同志;老同志下面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不可能支持我。如果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面讲我的看法了。

我对启立说:“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3月8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3月9日在出版工作协会上,4月4日在光明日报社,4月21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4月22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5月2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在文化厅局长会上,我都讲我的看法。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我在下面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用渗透的办法向下面讲我的观点。

3月8日参加音乐家座谈会时,我拉上了周巍峙、高占祥一起去的,我是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一个食堂里讲的话,提到要为文艺工作建立宽松的环境。第二天在出版工作会议上我讲到对待知识分子要“宽容”、“宽厚”。

1986年1月3日,在上海看望电影创作会议的艺术家时,发表了即席讲话。我讲了政治思想工作要摆清事实,摆明道理,疏导思想上有疑问的同志。我讲了党委和大学生之间要经常交往、交流、交心,互相理解,建立真诚的、互相信任的关系。

我在一系列会上多次讲“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和谐的气氛”、“协调的气氛”、“宽松的环境”。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

这些讲话,《文艺报》发表过,1986年7月15日和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过。新华社对这些讲话没有发表过,穆青按兵不动。我在上海讲话时,新华社一位女记者写了一篇稿子,送给我审,我压下了,没让发。

我问老朱:你讲“三宽”,如何与“四项基本原则”协调?他说,我是这样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讲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道路。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有人说我把四项基本原则架空了。黄菊向中央问朱厚泽讲的对不对,向中央报告没有。胡启立说“他跟中央报告了的,讲的是好的”,其实我没有报告,胡启立主动为我承担了责任。不过,他也作了一点让步,在讲话中把“宽松、和谐”改为“团结、和谐”。

邓力群认为:“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和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发火了。乔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我说:“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

朱厚泽在政治“夹缝”中努力挤出“三宽”,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丝暖意。“三宽”虽然被“夹缝”挤杀,却永远留在知识分子的记忆中。

我只知道一年多的情况

1994年,我正在写《邓小平时代》,对朱厚泽说:我正在写一本书,想如实记录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历史。请你谈一些你所经历的情况。

朱说:我1985年8月从贵州到北京,1987年1月底离开中宣部。1986年夏天以后,我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每到形势宽松时,左派总是要挑起新的事端。“9·18”学潮平息以后形势不错,左派又挑起两件事,一是“马丁事件”,一是“秦柳方事件”。

秦柳方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位老先生,他把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集中起来,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工作中的自由化要慎重,更重要的是要鼓励探索创新。”胡耀邦批的是:“同意紫阳意见。”他们二人压下来了,没有引起一场大批判。“马丁事件”被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和《经济参考报》炒了一下,也被胡、赵压下来了,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更内部的是围绕“精神文明决定”的起草展开的。

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左派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坚持原来的那一套,并用这个机会整胡耀邦。一讨论就有分歧,一讨论就吵架。最终,精神文明文件翻了盘,陆定一发言引出了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讲二十年”的那段话。左派更得势了。从而形成了胡耀邦下台的背景,有了胡耀邦下台,就有了八九政治风波;有了这场风波就有赵紫阳下台,这是连着的。

从北戴河争到北京。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出现了党的会议上少有的情况。在人大会堂,胡耀邦念完了决议,准备举手通过了,陆定一站起来发言,重申他在北戴河的看法:不同意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陆讲完了引起了热烈鼓掌。在主席台右边的中顾委席上掌声最热烈。当时的座位是,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右边是中顾委委员。我到中顾委席上说:“你们这么大劲,闹不好可能帮倒忙。”当时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感到很难办。主席台上议论起来了。最后还是小平同志出来讲话,强调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二十年。当时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不好传达。耀邦说,先不要传达,怎么传达,由书记处研究后再定。

朱厚泽对我说: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一段时间的报纸。从1985年9月党代会(会议期间正好学生闹事),到1987年耀邦下台,到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在怀仁堂作报告,扭转左的局面,到十三大。这两年间发生的事值得研究。他接着讲他亲历的事情:

1985年9月党代会前在北戴河做准备。一是通过“七五”建议,二是新老班子交替合作。因学生闹事,又加了一个议题: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86年秋天要通过《关于精神文明的决定》,为准备这个文件,讨论了一年。党代会讨论新老交替,到十三大才真正解决。(1986年邓小平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讲要下来,国外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原计划十三大邓全退。这两年,一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办?二是人事组织工作怎么办?耀邦下台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中。在这期间,改革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在精神文明决定的讨论过程中有两期简报,耀邦亲自抓这个文件的起草。这个起草小组又接着搞初级阶段理论起草。在起草“精神文明”文件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没有写进“精神文明”文件,而是留给“十三大”政治报告。

1986年春天,中央召开8000名干部大会反腐败,涉及胡立教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叶飞的女儿。后来抓不下去了。邓小平说,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到11月,小平多次讲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在当时的形势下,意识形态怎么搞?党组织应当选用什么样的人?反腐败怎么搞?这几年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往前推。但是,改革中冒尖的干部就会受到打击。晋江假药案是整项南的。因为项南在福建搞改革很坚决。“林则徐烧鸦片,共产党烧银耳”。假药是银耳做的,不能治病,但无害。用银耳做假药是不好,但打击这么重,闹得省委书记项南下台,是另有目的的。

到了12月出现了全国性的学潮。耀邦还是想按照1985年处理学潮的办法,即对话、沟通、协商的办法来解决,没有成功,还引起左派不满。1987年1月,通过“生活会”这种方式把耀邦赶下了台。

批评耀邦七个半天生活会,生活会后就开政治局扩大会,小平只让通过公报,不让讨论。只有陈云作了发言。我参加了这个生活会。薄一波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会的有二三十人。有中央书记处的人,有几位老同志,还有列席中共中央常委会的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参加。第一个发言是余秋里。邓力群一共讲了五六个小时。这两人是重炮。生活会开完了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邓小平和陈云都来了。李先念还是没有来。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它事都不谈。”邓说完后,只有宋任穷和胡乔木在文字上提了点不太重要的意见。陈云就讲了很长的话。一是讲调查研究,批评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谈他自己的青浦调查的经验。二是讲用干部问题,他主张就地取材,到哪里就在哪里找干部。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邓。陈云讲话时,邓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云讲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邓前面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胡耀邦下台表面上就是这个会,至于背后还有哪些秘密,就不得而知了。

胡耀邦下台后我就下台了。1月28日,邓力群带着王忍之到中宣部来接任,主持新老交接。我在告别讲话中说:“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邓力群紧接着说:“不要等历史作结论,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朱厚泽离开中宣部以后被安排到全国总工会,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席(主席倪志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厚泽向我介绍了他到全总上任前赵紫阳和他的一次谈话。赵问朱:“如果出现了社会动荡的情况,工人和政府对立,工会站在哪一边?”朱厚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站在工人这一边。”赵紫阳满意地说:“这就对了。”一年多以后,出现了北京政治风波,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全国总工会为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捐了10万元。这件事是经倪志福同意的,在清查的时候,朱厚泽承担了全部责任,当然也就离开了全总的领导岗位。

“四种试验”和“五个一般”

朱厚泽知道我一直研究改革的历史。他说,研究中国改革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只看这二十年,要放在人类20世纪的历史大框架上分析。他说:

在20世纪初,列宁说的那些问题是存在的。矛盾,冲突,战争,动乱。自由资本主义面临严重的危机,怎么得了?为解决这些危机,世界上出现了种种思潮、种种实践。归纳起来有四种。

第一种实践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有三条:一是政治上否定公民的宪法自由,反对议会民主,实行法西斯独裁专制。二是在经济上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三是文化上否定人权,反对人道主义,实行兽道主义。希特勒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他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政治出路,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并不是像电影中所表现的那种疯子。

第二种实践是以罗斯福为代表的新政,他对传统资本主义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政治上坚持民主宪法和议会民主制,坚持人权、人道和公民权利;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同时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必要干预,通过福利主义调节社会各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些措施摆脱了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

第三种实践是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中国也是走的这条路。

第四种实践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道路,第二国际的思想对这条道路有影响,但不完全是一回事。

20世纪四种实践较量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被人类唾弃。列宁-斯大林的苏联体制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旗帜,共产党在一部分国家取得了政权,并建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能迅速动员资源,解决落后国家工业发展问题。但是,这种制度的危机日益加剧,最终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在一部分国家内得到实现。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西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经过一个世纪较量以后,这四条道路中,一个被消灭了。一个在一度辉煌之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另两种道路,即罗斯福新政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基本合流。

当代世界有两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罗斯福和北欧社会民主党对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形成了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的主体。这种制度在二战以后依靠技术革命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二战以后新的生产力超过了资本主义过去的100年。这一制度还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缓和了社会矛盾。革命的危机不存在了。第二股潮流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改革。改革的潮流席卷了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一些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受这股改革潮流的影响。

全球走向一体化。两股潮流将合流。全球化是大趋势。

谈到这里,朱厚泽问我:你对21世纪怎么看?我说:21世纪需要解决三个矛盾。他问:哪三个矛盾?我说:第一是全球化和国家利益的矛盾,这是指国际关系;第二是高消耗生活方式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这是指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第三是市场经济规则和社会交往规则矛盾,这是指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关系。

我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朱厚泽就明白了。他说:我同意你对三个矛盾的分析,不过我觉得这三个矛盾最终会化解在“五个一般”之中。他认为,21世纪的大趋势是“五个一般”:

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本身没有社会属性。不能把市场经济分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请注意,在社会主义后面没有“的”字)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一般。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形容词,而是条件状语。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是经过20世纪反复较量的结论。它是人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有效形式。迄今为止,还没有另外一种形式比它能更好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现代民主政治一般。也就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权力高度集中而且没有制衡非腐败不可。

现代公民社会一般。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国家必须服从社会,不能用国家来压制社会。国家主义思潮泛滥是20世纪突出的问题,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希特勒把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在一起,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一大灾难。21世纪要实现从国家回归社会,恢复社会的生机和活力。现在让国家消亡是不可能的,不断强化国家也是不对的。国家应当逐步从不必要的领域中退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就是让国家退出若干领域,让社会自身来解决问题。

以信息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当代科学技术一般。以信息化、网络化为标志的新技术浪潮会波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以人为本的多元开放的现代人文精神一般。20世纪是现代迷信的世纪,是造神运动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一元独断的、封闭的思维方式在一些国家大泛滥。这种思维方式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就会造成大灾大难。必须弘扬当代人文精神,这就是以人为本、多元开放的人文精神。

他说,这“五个一般”也可以称为“五个进入”:入关,即经济全球化;入网,上信息高速公路;进城,城市化;回归社会,解决国家主义问题;返还人间,建立人的主体地位。

这“五个一般”是全球现代化的“一般”。这是历史的趋势。谁也避免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当然,实现这“五个一般”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种种摩擦和冲突。

听他说完了“五个一般”,我表示:你这“五个一般”具有历史的深刻,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不过我认为,“一般”必须和中国的民族基因对接,才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

他说:是的。中国的民族基因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什么是精神文明?

有一次,我们从起草精神文明决定那段历史谈到精神文明建设,谈到社会道德重建。

他向我介绍说,对于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使民族精神现代化。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下,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显然,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他说,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如果不清理旧道德中的伪道德,则年轻人认为所有的旧道德都是欺骗。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没有从道德意义上来肯定三中全会: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言论和行动相统一。这些不仅是思想方法上和唯心论相对立,而且道德上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相对立。现在谁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道德意义?

他认为,新道德首要一条就是言论和行动一致。道德重整的前提是恢复言论和行动的统一。说真话,革除言行相悖的弊端。没有真话怎么行?

他自问自答:为什么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不一致?这和“铁的纪律”的党有关。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铁的纪律就没办法推翻旧的制度。所以,建立这种党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在实现政权转移以后,要严格区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两个阶段,要促进民主化进程,领导、组织也要实行转变。高度集权的秘密组织是双刃剑,一方面,没有这样的组织就不能战胜旧制度;另一方面,这样的组织也会腐蚀人。由于我们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我们的国家和过去的国家既有区别,也没有区别。恩格斯对旧的国家的判断,也落到我们头上来了。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组织,建立了国家;而国家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又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又成为社会的桎梏。为维持公共秩序进行某些必要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有组织地、系统地使用暴力手段,这就很危险了。

他自问自答:中国靠什么统一思想?不能定于一尊。要多元化。社会就是多元。民主的前提就是多元的存在。没有多元存在,要民主干什么?

关于新民主主义

2004年9月10日,国家体改委原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安志文看望了赵紫阳。9月16日上午(星期四)我到安老办公室看望他。安老向我介绍了他和赵紫阳见面的情况。

安老说,赵紫阳24小时靠吸氧维持。见了老朋友,尽管鼻子里插着管子,还谈笑风生。他俩很放开地谈了两个多小时。安老向我全面介绍了他俩的谈话的内容,还说这些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看法。其中谈到如何启动政治改革问题。安老说,我们两人的看法是,当前启动政治改革的共识有两个,一是毛的新民主主义,二是邓的改革开放。在肯定毛的新民主主义和邓的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克服毛、邓的局限性,进行制度创新,这样做可能推动政治改革。

我从安老那里回来后,向朱厚泽转述了赵、安两位老人的看法。

从过去的多次谈话中我知道,朱厚泽是很尊重赵、安这两位老人的。但听了我的介绍后他沉默良久,反而问我:你是怎么样看新民主主义的?我回答说:《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提出来的,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很弱,只求“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希望在政权中分一杯羹。如果那时毛泽东有独自取得全国政权的愿望和预见,提出新民主主义就是一种策略,是为了团结中间力量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政权已经到手了,他更是不准备实行“各个阶层联合专政”了,那时喊新民主主义的口号,更是一种策略,借此在经济上稳住民族资产阶级,尽快恢复经济。

朱厚泽说:新民主主义是有策略层面,但如果不从理论层面说清楚,可能会产生误解。最近几年,不少人认为,1953年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太快了,太急了,认为这是中国后来出现种种问题的原因。我一直不这么认为。如果说1953年转早了,1963年转早不早?1983年转早不早?不是早不早的问题,而是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有问题。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不是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1949年以后,新民主主义的逻辑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新民主主义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是和改革目标背道而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只能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相通,历史已经证明,他搞的社会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所以,我们必须丢掉新民主主义这个幻想。

朱厚泽这一段话使我如醍醐灌顶。众多有影响的、积极主张改革的老人还对新民主主义怀着深情厚意,朱厚泽却独树一帜地、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逻辑是专制主义。真是一针见血。这是他对新民主主义最早的看法,以后他对新民主主义有着更深刻、更全面的批判,在其他朋友的回忆文章中多有记述,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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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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