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韧与复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4 次 更新时间:2010-04-12 17: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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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进入专栏)  

  

  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100多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样,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和,其意义与作用远非佛教可比,中国由此而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

  自由主义当然也不仅仅是北京大学的传统传统中国至少有一批知识分子接受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曾有几十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但是,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确确实实是北大人。

  第一个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的就是曾任北大校长的严复。他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但是因为“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怕中国人不能理解自由的真谛而误解为可以“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特地费尽心思译作《群已权界论》,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

  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大正式成为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并出现了中国学术哆上自稷下学宫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学术得以脱离政治权力而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以后,1919年形成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

  继蔡元培之后,自1923年起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也把“大度包容”作为办校方针,继续为北大、也为中国培养自由主义的元气。蒋梦麟宣告“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驶飞艇才好。”自由主义虽然以北大为发祥地,但是一经传布,其感染力是很强的。渐渐地以全国各大学为中心,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比北大成立晚几年的燕京大学,其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自由主义流行在许多校园中和社会上,又通过《大公报》、《申报》这样的媒介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北大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

  自由主义意味着: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在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宣告,他们的理想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是对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

  人人都享有自由,才可能形成一种制约的机制,使社会有序发展,如此才能堵塞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

  但是,中国毕竟是几千年皇权专制传统极深极厚的社会,经过几十年学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主义在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社会,也只是浸润到了薄薄的一层。它的根扎得太浅,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历史的狂风暴雨中,它曾濒临灭绝的境地。

  曾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陈寅格一生尽瘁学术,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在王国维纪念碑的铭文中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耳!”

  1957年以后,“大批判”在全国已成了不可抗拒之势,当自由主义在中国眼看就要灭绝日,写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在猛烈围攻下,仍然在1959年11月发出《重申我的请求》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正是这样有尊严、坚强的风骨,才使北大播下的自由主义精神得以维系于不堕。

  自由主义还意味着人必须自尊、自强、自律、自省,并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自由主义者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他的信条是:“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他只是决不宽容扼杀别人的自由的专制者和独裁者。

  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要走。但是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我们可以抱有信心:

  第一, 我们已经有了100年的传统。中国的更古老的传统虽然有许多是阻碍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像儒家和道家这样的主流文化中也可以找到自由主义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资源。太史公蔡鹤卿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第二,我们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历史证明,凡是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其绩效总是最好的。

  第三,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百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这个大潮流对中国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100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注:(本文是《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序,本刊转载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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