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和伦理学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7 次 更新时间:2010-03-25 12: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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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俊人 (进入专栏)  

  

  〔摘要〕 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面临着科技理性主义和市场商业化的双重挤压,致使伦理学原有的知识边界和学理方法均被突破。现代社会之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的日趋分化以及前者对后者日益增强的压迫,又使得伦理学在不得不承受双重挤压的同时,还经历着自身知识结构的急剧转型。凡此种种都给现代社会的伦理学和伦理学家提出了诸多新的理论课题,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课题,将不仅关系到作为一门经典人文科学的伦理学之未来发展,而且也将考验当代伦理学家承诺自身学术道义和理论责任的能力。

  

  〔关键词〕 现代语境 科技理性主义 伦理学和伦理学家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技术理性主义与经济实利主义双重取向都十分凸显且相互支撑、相互攀援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技术手段与功利目的相互攀援并共同宰制乾坤的时代,人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即使不是单向的,也毫无疑问是技术合理性与功利优先性之价值取向占主导地位的。在我们时代的这种价值偏向性选择中,经济中心与人文边缘几乎是同时发生并与时俱进的,而在当今的人文边缘化过程中,伦理学及其所关注的道德生活世界大概是最受挤压、最受轻视的了,尽管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诸如“道德滑坡”、“道德堕落”和“伦理学式微”之类的呼吁和感叹!真可谓:满眼骄阳热地,无心冷月寒星。

  比这种“滑坡”、“堕落”、“式微”更为严峻也更为深刻的问题是,当今之时和于斯之地,人们对于道德在生活世界的位置和伦理学的理论定位似乎已然失去了清晰的辨认能力和确定的知识概念:道德究竟何在复何用?伦理学究竟为何或何为?对于前一个问题,远非伦理学学者所能回答;而对于后一个问题,任何一个伦理学学者都不得不若有所思并有所解答!

    

  一

    

  我仍然天真地怀抱一个或许有些自负的价值信念:道德当顶天立地。用学术的语言表达之:道德应定位于宗教与法律之间。现代社会是一个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日趋分化且公共化趋势日益强化的社会。在此条件下,承诺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治理的政治和法律理所当然地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和法学也就相应地成为现代学术的显学和显贵。可无论社会公共化的扩张如何强势,私人生活领域总不会全然消失;更重要的是,即令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政治与法律也很难料理一切,因为并非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所发生的一切人与事都是“政治的”或具有法律意味的,甚至于即便是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那些具有哪怕是极为明显的政治或法律意味的人和事,也还有其超政治或者超法律的文化价值意义。因此我相信,在政治和法律停止工作或无法企及的地方,便有了道德、文化和艺术的用“文”之地(道德、文化和艺术等等非政治文化元素常常以“胜之不武”为其生存之道)。进而言之,政治与法律自身是否真的可以像一些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宣称的那样保持所谓“政治中立性”或建构“道德无涉的法律”?这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然而,道德毕竟只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化元素,它以一种“隐性秩序”的方式寄生于社会的风 俗礼仪和人们的心理——精神世界,发挥着它特有的对人类及其社会生活秩序的软式约束和协调规范作用,旨在规范人们的生活行为和生活世界的伦理秩序。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这种软式的道德伦理规范有时甚至僭越国家政治和法律的地位而成为实质性的宰制约束力。这种特殊的历史际遇一方面为传统的中国社会赢得了“道德文明古国”的历史荣耀——毕竟,以德治国或以德立社始终被看作是人类社会的某种理想状态,但另一方面却因此被视之为中国现代化进步的一种文化负担,因而自近代以来一直被当作现代性“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而遭受沉重打击。道德文化的这种截然不同的现代际遇似乎是必然的、无法逃避的:当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公共化转型时,民主政治及与之相应的法律体系就必然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急迫期待和基本要求。道德从一种宰制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无所不及的社会治理“王位”上退位了,不仅渐渐沦落为“显性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辅助和随从,而且随着新自由主义“政治中立性”和“政治合法性”的强劲诉求,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规约体系之外。这是一个严肃的现代性事件!问题的确“很严重”!

  作为一门研究道德的学问或知识,伦理学随着它所依着的道德一起承受着这一现代性事件的全部后果。如果说,人文学(Humanities)是关于人类自身之生活目的与意义的最切近 、最深刻的学问,那么,伦理学当是人文学科群中的知识典范。然而,人文边缘和现代社会生活日趋公共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伦理学的知识危机!这种知识危机的根源在于:现代技术理性主义的宰制及由此所带来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直接危及伦理学对于人类自身生活之目的性意义的追问,因为前者所追求的技术工具合理性,常常使人们迷失对生命目的和意义的关注。此其一。其二,经济中心化和商业(市场)化及由此所产生的实利主义和自利主义——作为一种道德个人主义或伦理利己主义的现代版本——又使得人们对生活目的和意义的理解深陷于商业实利性价值的诱惑而难以自拔,因为无论是现代市场(商业)经济还是现代经济 理性,都对一切超功利和超自我的价值追求形成了超强的压力,使其难以获得从容生长的社 会空间。其三,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社会公、私两个生活领域日益加深的分化,尤 其是现代公共生活领域的极度扩张及其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强力挤压,使得现代社会和现代人 越来越相信并依赖于社会公共制度和公共治理的外部约束或法制秩序,因之使作为公民个体 和作为自然伦理个体的个人对于自身的内在精神生活和道德自律越来越缺乏自主意识和道德 自律,甚至缺乏基本的生活热情、道德意愿和自我超越感。表面看来,现代社会从政治、经 济和文化、道德各个方面都极大地解放了现代人及其行动能力,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吊诡 却是,现代人在越来越习惯现代公共化生活的同时,私人生活的空间却日益缩小;处在极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制度之中的个体,在分享制度化建构所带来的日益扩展的公共生活空间及其稳定秩序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某种制度(秩序)依赖和自主能动的缺失;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之政治基础的法制体系在催生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公共伦理精神的同时,却使得人类曾经拥有的美德伦理追求不断降低,以至于造成以法制秩序替代“底线伦理”的尴尬:“政治正确”掩盖了“道德善良”的心灵生长阳光,现代人不再拥有、甚至也不再屑于对崇高、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生活热情和追求冲动。市场的“经济理性”规则像一把魔力无限的剪刀,将人类及其社会生活的一切活动和全部意义剪裁为以市场商业价值为行动与存在之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圭臬。

  现代人生活的地平线(视阈)的确大大伸展了,也变得日益清晰了,然而其生活意义的向度也同时变得单一了,越来越稀薄了。当罗尔斯不断申言其社会正义伦理和政治自由主义只是在为现代社会寻求一种“薄的”(thin)底线伦理和“政治的正义”原则时,他的确是真切地把握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精神”(ethos)和公共精神;同样,当麦金太尔、沃兹尔、桑德尔和查尔斯•泰勒等美德伦理学家和新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家们不断为“文化传统”、“经典文本”、各种形式的“共同体”和“善生活”作“厚的”(thick)吁求和抗争时,他们同样是有足够理由的:如果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不想只生活在一个物质厚重而精神文化氧气稀薄的世界里,那么,“薄的”伦理与“厚的”道德就同样重要,正如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对于现代人同等重要一样。

  若明乎于此,则政治法律之上或之外必须保有道德伦理就是一个合理正当的结论。在此,我们或许不必像康德和黑格尔那样,过度强调政治和法律对道德的忠诚,但我们至少应该承认,在清晰划分道德伦理与政治法律之间的界限——所谓“把恺撒的还给恺撒,把耶稣的归于耶稣”——的同时,还应当关注它们之间无法割断的内在关联,即人类行为规范和秩序与其心灵寄托和精神秩序之间的内在价值关联。由此我们还必须明了,虽然道德伦理关乎人类的情感、意愿、精神和心灵,但正如康德所指出的,一俟人类确定并理解自身对人生之善和人类行为之善的道德追求,则必须同时发现和承认人类自身“实践理性”的局限:诚如我们无法指望政治和法律的规范约束包囊人类生活和行为的一切意义一样,也无法指望道德伦理能够指引并帮助我们达于“至善”和“圆满”,人生的有限无法作为意义无限的抵押,后者还不得不诉求于人类的自由信念和信仰。我们或者可以简明地说,在政治和法律的规范效率开始减弱和终止的地方,人类创造了道德伦理,用以继续调理自身的生活和行为;而在道德伦理的规范调引效率开始减弱或不及的地方,人类创造了各种宗教和信仰体系,以寄托自身对至善人生和完美生活世界的无限希望。这正是我为什么将道德伦理定位于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基本考量之所在。

    

  二

    

  基于上述考量,我对伦理学的现代境遇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知识概念:一方面,我确认,由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对政治和法律的强势理解造成了现代人对道德伦理的弱化意识,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伦理学知识本身生长的现代虚弱,这同整个人文学科群的现代际遇是一脉相承、休戚相关的;另一方面,我又深信,即使是现代人已然具备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理性知识和生活技术能力,诸如构建社会普适规范和法制秩序,高度自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空前广阔的生活视阈和交往活动能力,公共承担的社会化责任体系,等等,道德伦理依旧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装备和精神资源,而且,在现代人越发依赖于公共生活领域及其公共规范秩序的“现代化”时刻,道德伦理甚至已然成为现代人个人生活中日益紧缺的价值资源,因而不仅道德伦理成为人现代生活世界的稀缺“善物”,而且作为其理论研究的伦理学知识也必定成为整个现代性知识图像中最亟须开拓的知识谱系之一。

  我之所以说伦理学知识是整个现代性知识图像中最亟须开拓的知识谱系,恰恰是因为伦理学所面对的现时代有着太多的道德伦理问题等待解释和解答,而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道德伦理问题,既定的伦理学理论图式和方法已经难以有效料理,甚至不堪应付。易言之,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面临或提出的道德伦理问题,已然大大超出了传统伦理学的知识范畴和理论视野,比如说,现代应用伦理中的生态(环境)伦理、以生物基因技术为突破口的现代生命伦理、动物权利伦理和公共健康伦理等等。这种状况既是我依然对伦理学充满期待和追求的现实动因,又是我对伦理学知识的现代危机充满忧虑的学术理由。

  我相信,人类社会已有的各种丰富多元的道德文化传统和伦理学知识谱系,能够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提供丰富多样的道德智慧和学术资源,但我同样相信,并非所有的现代性道德问题都能够从已有的——更不用说传统的——道德文化和伦理学理论中,找到充足的思想和学理资源,尤其是随着许多现代应用伦理的具体领域越来越趋于技术化、专门化和职业(专家)化,其所必需的技术性知识和经验证明已经超出了既定的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伦理学的理论提出了新的学理技术要求,就此而言,既定的伦理学知识范式实在不足以提供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道德伦理问题所需要的全部学理资源了。这一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不论我们的伦理学家们是否承认这一点。

  人们知道,尽管传统伦理学的经典范式千秋各异,但根本上不外乎两种基本理路:其一是目的论的;其二是道义论的。中西传统的古典伦理学大多选择了美德伦理的基本范式,从古希腊三贤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先秦原始儒家,几乎概莫能外,即令是遵循道义论理路的古罗马伦理学家(如,西塞罗)和中国先秦儒家的荀学一脉,也并未脱离以道义之名求证美德之实的规范伦理路径。也就是说,中西古典伦理学的传统都隶属于美德伦理学的理论范畴。美德伦理所采取的无疑是一种强势目的论的学理路径,但经由目的论的学理路径并非无法揭橥道德伦理的道义向度,其与道义论规范伦理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并维护人们追寻美德的行动实践所应当遵守的道义规范,而在于它坚持以人的道德目的及其实现为优先的、甚至首要的伦理原则;同理,传统的道义论伦理也并非全然否定人的道德目的的伦理相关性,而只是将普遍的道义原则看作是优先于道德目的的基本伦理原则。当亚里士多德将美德或道德界定为人类对“幸福”(好生活)的“实践理智”追求时,其美德伦理也同样能够证成其基本道德原则的普遍有效性和正当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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