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核心价值作为中华现代文明的精神标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 次 更新时间:2022-05-02 22: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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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价值是一个国家的品格, 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和文化的精神标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自提出以来, 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精神文化和道德建设的主旨和基调, 持之以恒, 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精神标识, 因而可以说, 核心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内核和理想目标。

   一

   中共十八大报告用24个字, 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 提出了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价值观念之“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并号召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核心价值的表述学界有很多看法, 其中有一种意见, 笔者非常认同———一个社会、国家的核心价值的形成和产生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需要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检验、凝炼、积淀并最终完善之。

   中华文明五千年, 是人类世界唯一绵延不绝、持续发展的文明共同体。其所以能够如此, 有许多要素或条件, 但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或条件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力量支撑和资源供给, 其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五个字:“仁、义、礼、智、信”。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曾经主导着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发展, 成为中华文明得以永续不断的精神命脉。通常说来, “仁、义、礼、智、信”被归结为儒家“五常”, 孔子提出“仁、义、礼”, 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 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 后通称“五常”。在传统社会里, “五常”时与“三纲” (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相提并论, 如果说, “三纲”因其本身内含浓厚的封建等级伦理甚或封建政治伦理而受到近现代思想的猛烈冲击, 那么相较而言, “五常”则因其更多地表达了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普遍德性而被较为完整地传承下来。事实上, “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和道德文明的漫长发展过程, 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价值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价值关键词”, 对于每一个国人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始终都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内在伦理影响。历史地看, “仁、义、礼、智、信”的概念在先秦时代就已提出, 且不时出现在诸子诸多经典文本中, 可是在当时并未风行开来。直到千年后的宋代, 它们才真正成为我们民族的主导价值或核心价值。

   孔子生活在一个多变的年代, 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社会特征, 是社会政治统治权力正在从没落的周王室向当时的诸侯王公下移, 周王朝式微, 社会礼崩乐坏, 不同利益代表、不同文化派系的人们都竭力为自己的政治诉求寻求伦理依据, 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利益目标。孔子对于现实社会不满, 想通过恢复“周礼”来重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为恢复周礼, 他开创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派, “仁、义、礼、智、信”由此开端。孔子的门徒们为“仁、义、礼、智、信”的普及和充实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周游列国, 推广学说, 然而其时其境使得当时的接受者和信奉者寥寥无几。其后, 经过汉唐等多朝多代的持续努力, 儒学逐渐从边缘步入中心, 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正统, 然而直至宋代, 儒学的核心主张也就是“仁、义、礼、智、信”五个基本价值理念/理想才获得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共识和价值认同, 并最终真正成为社会公认的核心价值理念。

   在西方, 几乎也经历过同样的情形和历程。“自由、平等、博爱”原本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所提出并论证的适应新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需求的新型文化价值理念, 随之也成为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口号和思想旗帜, 目的在于联合城市平民和农民, 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目标。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已传播了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政治思想, 到1792年9月法国宣布为共和国时, 才作为完整口号被提出来。二战之后, “自由、平等、博爱”版本被写进1946年和1958年的法国宪法, 成为法国的国家格言。“民主”作为美国提出的现代社会之核心价值, 其发展亦复如此。可以说, “民主”是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对现代西方社会之核心价值的独特贡献, 它从现代政治的角度充实和改进了欧美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不遗余力亲赴美国长时间考察美国民主并给予较高肯定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见, 一套价值观念体系从被提出、到被人们所逐渐认知理解、到最终被认同接受、乃至最终得以深入人心, 内化为每一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实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凝炼、不断积累、不断改进的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的过程, 需要经过历史的反复检验, 反复调整或修正, 才能最终真正确立起来, 如同任何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或观念体系的生成、发展、确立都需要经历如此漫长历程一样。

   当核心价值凝炼到一定程度, 它就成为了一个国家和整个社会的精神标识。就好比当我们谈起中国传统文化, 就想到“仁、义、礼、智、信”;当我们谈起欧洲谈起法国, 就想到“自由、平等、博爱”;谈到美国, 就想到“民主”一样。我们的祖先非常有智慧, 用五个字主导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文化几千年。那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能否提炼出几个字作为核心价值呢?笔者认为, 提炼核心价值观至少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 “仁、义、礼、智、信”虽然我们传统意义上认可它主导了几千年, 然而它本身从提出到真正成为社会公认的核心价值和主导价值, 却历时千年, 多经周折, 而非一蹴而就。其二, 其完善过程不仅需要反复地论证、探究、宣传、普及, 更需要社会综合条件和诸种资源的持续支撑, 比如, 社会的制度体系、法制体系、道德礼仪文化系统等等的支持援助。事实上, 宋代之所以能够最终确立起“仁、义、礼、智、信”的社会核心价值, 是由于自唐代开始的科举考试发展到宋代时, 出现了一个重大改革:经过朱熹等宋儒的不懈努力, 宋代正式将儒家学说及“仁、义、礼、智、信”的基本教义列入了考试大纲,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使之成为了必考科目。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重大政治举措, 辅之以宋儒道德礼教的兴盛呵护, 终于使“仁、义、礼、智、信”成为了宋及以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体系。这其中, 有许多相关课题还有待深入揭示、研究和整理。

   二

   从传统社会的“仁、义、礼、智、信”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仅是精神价值体系的转换, 更是古老的东方文明古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 并且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文明和文化的一个精神标识。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 既有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 也有在传承优秀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它广泛吸纳了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基本价值观念, 比如自由、平等、法治、民主、文明, 这些在过去的文化体系中虽然有所涉及却并未获得其现代含义, 更没有聚焦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是我们社会从封闭型传统社会走向开放型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华民族凝炼国家精神标识, 表明一个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正在逐渐走向“强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开始公开坦然地、理直气壮地向全人类表达其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 标明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立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立基、为人类美好社会开辟新路的宏大理想。所以, 在这个节骨眼上, 国家的精神标识不仅代表着国家文明和文化的价值立场和文化自信, 也饱含着现代中国担当世界文明和文化发展乃至重构道义、与现代世界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时代意义。

   我们知道,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最大差别在于, 传统社会是封闭性的、自给自足的;而现代社会则是开放性的、全球一体化的。德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哲学的代表人物哈根马斯说过, 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根本标志是社会结构的日趋公共化。何谓公共化?何谓结构公共化?社会开放, 不再封闭隔离, 是现代社会的第一个基本特点。人类既有政治利益上的国界, 同时又有开放的社会边界, 例如经济全球化。另外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透明性, 公共意味着公开、分享、透明。我们可以看到, 当今社会信息增长迅猛, 交流显著加快加密, 以至于今天某一个体的私人事情、甚至是某一个偏僻村子里发生的事件, 短时间内就可能成为社会公共事件。在日趋公共化的社会里, 人际、群际、区域间的各种关系或关联较之以前更为公开、更为透明, 所谓个人隐私的保护变得越来越难。在这样一个形势下, 一个国家既要持守自己独立的国家品格, 同时又要表明其具有能够包容世界甚至引领世界的文明力量和文化气质, 这就需要向全世界亮明自己的文化身份、文明主张和价值导向, 这就是所谓文化“软实力”或文明影响力, 在国际语境中看, 这也就是通过我们的核心价值所传达的中国国家的精神标识。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认为提出构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为了凝聚社会共识, 这的确不错。但在今天看来, 我们不仅需要有这样的国家视野, 还需要有更广阔更长远的国际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已然举世瞩目, 中国不仅已然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对现代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力已远胜从前, 更重要的是, 中国在当代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和作用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某些方面这种影响力已经具有引领国际区域和世界、扭转或者改变既定趋向和秩序的客观实际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正在———事实上也不得不或不可避免地———向现有的世界霸权和业已延续三百多年的现代西方的帝国逻辑或帝国主义体系发起挑战, 这势必产生改变甚至重构现代国际体系的新的诉求, 无论我们或者他们承认与否, 也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因为, 没有人能够否定, 现代社会三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客观社会后果或所谓“现代性后果”, 都表明既定的“现代世界体系”和现代国际秩序是不公平的、西方优先甚至“美国优先”的, 其以资本垄断、军事强势、文化同化所构筑起来的现代发展逻辑本质上依然是帝国的逻辑, 需要做出根本改变, 以建构一个更加公平、更具有普遍发展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国际地位和特殊的历史时期, 亮明我们的文化身份不仅必须, 也是必然。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仅是为了凝聚和培育国民的心智、精神、意志和理想, 而且需要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国家品格, 表明我们国家的文明取向和文化追求之于现有的国际秩序、国际主张的时代意义。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赢得现代世界的广泛理解和认同, 从而真正担负其引领和贡献人类世界的普遍责任, 才能真正改变既定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才能真正推进和维护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2017年初,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 并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 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该演讲的主题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很快进入了联合国重要文献, 成为当今最为重要、也获得最高国际认同的国际话语“关键词”之一,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9年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们能够感受到国家力量的日益强大, 感受到国家文化力量和精神引领作用的快速增强, 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基础上进一步凝炼国家精神标识, 已是迫在眉睫。有学者提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进一步凝炼, 但这需要一个过程。正如我们祖先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既高度概括又通俗简明、且易于为大众所接受, 然而这五个字得来不易, 历经一千多年才真正得以普遍确认和践行, 才真正大化流行于世。因此, 在更凝炼的国家精神标识之表达词尚未提出之前, 我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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