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回首90年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01 次 更新时间:2010-03-21 21:29:00

朱学勤 (进入专栏)  

  

  激进耶?保守耶?两面都被烤,确实烤焦了。……至于保守与否,只有深入一层才能看出,就看反的是谁家激进。

  海天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

  避地难寻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

  这是90年代余英时惊悉恩师钱穆去世,悼亡七律开头四句。十几年前初读此诗,恰与心境合,如受电击。近日重读,如见故人,人与事纷至沓来,先拣可言者说。

  我的博士论文胎动于文革早期。1966年5月,官方文件《五·一六通知》曾将北京市委斥为提倡18世纪启蒙哲学的“自由平等博爱”,启人疑窦;文革初期参与夺权的造反派稍有思想者,私底下也喜欢以雅克宾派自喻,以比革命彻底;文革后期令人联想法国革命,则是“三支两军”收拾残局,全国“军”起来,到处都是穿军装的身影,有点像雅克宾之后出现波拿巴政体。甚至到1976年10月初文革结束,上海方面传出惊人之语,一位史学家不满北京怀仁堂事变,愤然作色:“只要打一个星期,上海也能成巴黎公社!”我当时在河南,天天看到运兵车沿陇海线东去,突然听到文件传达中有这样一句“反革命言论”,深感震撼。汤浇蚁穴中,竟也有人能说这样的话,哪怕是错话,也让人刮目相看。更为深入一步的对比,是此类革命失败后都有一场“热月反动”:民众精疲力尽,从广场重回厨房;革命与人性言和,社会还俗,民间弥漫灰色情绪;旧日贵族一旦返回,大多满足于恢复旧秩序,只有少数清醒者能看出只有向前走才有出路,等等。1989年5月,我在上海《书林》杂志发表对比文章,引用一个自由派贵族在1815年维也纳舞会上喝断群舞的那句名言:“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书林》很快停刊,又过了一些年,这家杂志的刊号重新启用,却被让渡给另一家杂志--《买卖世界》。《书林》变脸为《买卖世界》,虽滑稽,却也准确,活画出90年代如何剧变,向那一个方向剧变。

  我于1985年做完硕士论文,结尾处流露出对法国革命的“反骨”,不同意学术界主流观点的僵化说法,引起复旦金重远先生注意。次年我回上海工作,他开始招收博士生,立刻传话给我,希望我去念在职博士,把未尽之言说完。1989年5月,法国史年会在复旦举办大革命二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提出文化革命与法国革命的联系,引起法国同行的兴趣与讨论,也坚定了金先生和我把这篇文章做下去的信心。

   1990年上半年,所在部队院校单方面通知复旦,停止这个人在那里的学业。两校相距一箭之地,师生见面发生困难,本来是想上山读书,现在连这一点孤愿也难实现了。金先生不服,请复旦派人来联系,发现并无大不了的问题,遂要求撤销那一决定。部队拿复旦学业为筹码,要挟我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不服从者不得“食”,亦不得“学”。同案者有一位正团职学术处处长,太太有点神秘主义,遂给我卜卦算命,这真应了余英时“占天”一说。一卦下来,说是“剥极而复,否极泰来”。僵持了半年,复旦开始强硬,也来了一个单方面通知:“恢复学业,立刻来校”。这个单方面决定来得很及时,再拖数月,我是否能坚持下来,真成问题。所谓“不得食”者,当时尚未转业,军人购粮凭“黄卡”内部供应,这张“黄卡”确曾被停发了。一位至今没有见过面的杂志主编,听说我这一困境,曾从海南给我寄来一笔“稿费”500元,帮了很大忙。金先生对我的最大帮助,是鼓励士气,逼着我咬紧牙关把论文做完。他是1959年归国的彼得堡大学毕业生,与普京是同届校友,俄、法、英、德还有西班牙文,门门俱佳。按照他的学术观点,未必同意我对法国革命的负面批评,却鼓励我畅抒己见。他对弟子把关,不是把在学术观点上,弟子不必与师同,而是把在史料上,千万不能出“硬伤”。90年代初,大学师生都还没有“换笔”用电脑,我用蓝墨水写,他用红墨水改,一稿来,一稿去,手稿上至今还保存有金先生密密麻麻的红色笔迹,从法文翻译到标点符号,一丝不苟。

  那一卦只说对了一半。“剥极而复”没错,博士论文可以做,而且做完了。“否极泰来”却没有应验,答辩前出现意外,差一点拦腰折断。一位老先生看完我博士论文,评语异常严厉: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史学观念,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不予通过!读完这一评语,哭笑不得:一年前被停止复旦学业,罪名是“激进”;一年后博士论文受阻,罪名反过来成为“保守”。激进耶?保守耶?两面都被烤,确实烤焦了。金先生为之失眠,眼睛黑了一圈。后来请出王元化先生压阵,老先生推辞不出,论文才得以一致通过。我对那位老先生至今保持敬意,他这一点没说错,我的学术理念是倾向右翼史学,至于保守与否,只有深入一层才能看出,就看反的是谁家激进。那场答辩有惊无险,应该感谢王先生和金先生,没有他们及时抢救,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但也留有遗憾:一个权威否定了,则有更大的权威来肯定,或一致反对,或一致通过,这在政治生活中见怪不怪,但在90年代的学术生活中居然也出现了。

  80年代怎么结束,90年代就怎么开始。“海天回首隔前尘”,不是“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又何止是“水上鳞”?

  80年代怎么结束,90年代就怎么开始。一个真从井冈山下来的年青人找到我,迫不及待地要走前辈革命家走过的路,我凑了一点路费给他,很庸俗地送他回去侍养父母。1976年被称为“领事馆三等秘书”的那个河南朋友也来上海,说他找到了“灯塔”,找到了思想上的“延安”或也称“井冈山”,这才吊起我一点胃口。我们找了一笔民间赞助,请他们从武汉来讲“井冈山的路”。我当时还有最后一点浪漫,称这样的接待是“民间村落的互访”。结果发现从十六铺上岸的这群人,是后现代哲学爱好者兼诗人、文学家,正申请“历史的缺席权”。但是他们的态度比上海会谈者认真,来客中一位哲学家说:“我们认认真真地告诉他们,不要认真;他们很不认真地告诉我们,一定要认真。”这话说得确实精准。我为上海这群人羞愧,同时也难以认同武汉朋友的哲学兼文学,似乎不是地面上的“路”,更像空气中的“雾”?一年后平顶山有个语言哲学讨论会,轮到我没有路费了,是他们慷慨承诺,请我上山,最后一天非要我发言。应该是我的不对,没有把沉默保持到最后,更兼想象力贫乏,看不出如何“退出历史”,如何挣扎在“公共语言与私人语言的交界边缘”,更难设想名词与动词能承担这个世界的罪与恶。一席说完,不欢而散,下山时离别连说一句客套话都觉得艰难。

  这时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创刊,创刊号有余英时千字文。那是我在那一年读到的最结实的汉字,尽管后来我与他有过学术争论,却也无法改变对他的敬重。1996年我曾去普林斯顿,带去学界前辈对他的口信,希望他能回来看看。不料他突然动了感情,拿出他的一个外甥的照片:一个中学生的遗容,青春灿烂也能夭折,当然令人心恸。他怎么会得到这张照片?说来也是一个有点传奇的故事,大约是他在东京讲学,听众千里传“遗容”,居然从台下传上来这张照片。闻言黯然。十年后,《二十一世纪》庆祝创刊十周年,余英时受邀未能出席,一位诺奖得主在这个会议上拿出事先复印好的余的文章,手一扬:“看看,这就是某某人在十年前写的文字。”这一幕丑陋无比,只能与红卫兵拿出黑材料得意示众的神态媲美。台湾学者钱永祥隔一张桌子紧盯我的脸,事后说你不知道你的脸多难看,那一瞬间他就怕我失控。其实老钱过虑,我那时已染有庸人习气,不自觉怒容满面,却有平顶山前鉴,知道这是学术社交,必须顾忌主人的脸面。

  这个杂志在那几年有无可取代的价值,是我们惟一能呼吸的窗口。曾先后派编辑来约稿,来人中吴江波给我的印象最深,也最好。见面后他不说约稿,而是问需要什么书可以让他从香港帮助。那时昆德拉的小说已经在大陆走红,到处听人说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轻”。我在某报某版写了一篇暧昧短评,提到这一年大陆知识界流行时髦口令。其实我与武汉那批朋友的第一场谈话就因对昆德拉评价不同而紧绷,我刚说知识界一面倒不是好事,昆德拉必须有哈维尔这一极来平衡;对方立刻打断:不能因为哈维尔当选总统而过于看重!这就不是分歧,而是过敏,只使我更迫切想看到哈维尔当总统以前的全文全著。江波闻言大喜,没想到在上海能碰到知己。原来他和另外两位同学自费翻译了哈维尔文选,但在香港也无法摆上商务、三联的大书店。回去后他顽强地从邮局邮寄,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最后一次终成漏网之鱼。由此得到的这一本,大概是流进大陆社会最早一个哈氏选本?也是我度过90年代初叶精神危机的最好读本。我无法设想离开哈维尔以及顾准,那两年会怎么度过。

  1991年我第一次出境去香港,与江波有机会长谈,才知道他毕业于中文大学哲学系,曾崇尚大陆的“文革”理想,寒暑假与那两个同道去贫民区参与慈善活动,人称中大三剑客。我后来与留学欧美的左翼同学谈不拢,包括最要好的研究生时期朋友,甚至是难友,哪怕十几年不见,一见就争,几乎总有不欢而散的创痛。奇怪的是,与江波交往的那两年,怎么会想不到与他争论?这是我失去他以后才想起的纳闷。大陆旧友中也有以善良著称,但没有一个像江波那样,有理想而又单纯,单纯到高贵的程度。他的单纯令我自惭形秽,从此知道只有经过那样的社会才能出善类,没有经过考验的道德是侈谈,不是道德,没有经过考验的权力也不是权力,而是权利。过五年我再去香港,他已经离开杂志去异国他乡,去了一个更资本主义的地方。从此人海茫茫失了联系,至今回想,惟余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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