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晓宇: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再思考: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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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晓宇  

「内容提要」借鉴政治社会学有关“抗争艺术”的理论模式,作者尝试对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战略行为和思维做了新的理论概括。中国在单极体系下的抗争艺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作为战略行为在现有秩序中的“依法抗争”以及作为战略思维对现有秩序进行反思的“日常抗争”。重新思考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应该超越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二分法。中国学习和接受既有国际规范只是社会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如何影响国际规范的演变则是社会化过程中尚待理论化的另一方面。中国正积极探索未来国际秩序的若干模式,其中,“协商秩序”作为一种国际秩序的理想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国际秩序;抗争艺术;协商秩序

「作者简介」蒲晓宇,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

*本文的部分内容取自作者与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 )教授合作的项目:“Domination and Delegit2imation :Eroding Unipolarity andChinapsVision for InternationalOrder”。原文主要探讨单极会以何种方式终结的理论问题,而本文的重点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以及李开盛、刘丰、尹继武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所提供的富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战略问题。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是维持现状还是修正主义的?①「Alastair Iain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56」中国作为一个上升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②「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和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74-176页」中国在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中如何逐渐地被“社会化”?③「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S 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2niversity Press ,2007」关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从经验证据和发展趋势来讲,中国并没有像传统的崛起大国一样通过武力扩张来挑战现有秩序,而是更多地利用现有秩序中的正当渠道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同时,中国也不像日本等国家那样满足居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的从属地位。中国的外交实践给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挑战:其一,在体系战争逐渐过时的新时代,中国采取了和平发展的主导战略,使得传统的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的二分法很难完全适用于当代中国的情况。

其二,由于中国与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关系极为复杂,“融入(integration)”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等概念也不能概括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复杂关系。其三,从国际权力结构来讲,中国面临一个单极体系的国际环境,崛起过程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是空前的。④「在所有国际体系格局中,单极对崛起国的挑战最大。参见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64页」

本文主要是对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行为和思维做一个理论的概括,这在理论层次上属于“概念化(concep tualization )”的范畴:即对一类国际关系现象以一种新的概念来加以概括和表述。“概念化”既不同于描述也不同于理论的检验,其目的是为构造新的理论做准备。本文第一部分回顾和梳理了现有文献对中国与国际秩序的讨论。第二部分提出和论证一种抗争艺术的政治社会学框架。抗争艺术(the arts of re2sistance )是指相对弱势的一方不选择公开的暴力革命作为秩序变迁的基本机制,而是运用各种“弱者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且推动社会秩序的变革。这个概念对于我们认识、解释中国在单极体系下的战略行为和思维具有启发性。第三部分以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战略行为作为案例来说明一种“依法抗争”模式。第四部分以中国对现在和未来的国际秩序的辩论为例来说明一种“日常抗争”模式。最后本文还讨论了若干理论和政策的启示。

一、中国与国际秩序: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文献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霸权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问题,包括霸权如何应对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大战之后霸权如何构筑新的国际秩序。①「美国学者对此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参见Randall Schweller ,“The Problemof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site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1,2001,p.162」

问题的另一面则是一个尚待理论化的议题:即新兴崛起国家如何塑造和影响国际秩序?当然,后一问题恰恰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对于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不同理论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必然会挑战甚至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受益者,会积极地融入现有秩序并成为该秩序的一部分。

对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比较悲观的估计和观点主要来自现实主义的若干理论逻辑。一是霸权现实主义和权力转移理论。根据吉尔平的霸权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国际体系的治理在每一个时期主要由一个霸权国家或领导国家来实现,但是,经济增长率的不同和技术的扩散必然促使新兴国家的崛起,并最终导致游戏规则重新被改写。②「Robert Gilp in,W ar and Change in W orld Politics,Cambrid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主导国家与新兴国家处于权力转移的阶段时期,大国战争是最可能爆发的,而中国经常被看做是全球领导地位的一个潜在挑战者。③「A.F.K.Organski ,andJacek Kugler,TheW ar Ledg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Jacek Kugler ,“The Asian Ascent:Opportunity for Peace or PreconditionforWar?”International S tudies Perspectives ,Vol.7,No.1,2006,pp.36-42」二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出发,认为大国对相互的意图有不确定性,往往会通过扩张来谋求安全并以最终实现地区霸权为目标。一个富裕的中国绝不可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④「比较典型的观点参见John J1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 ,2001,p1402」三是国家扩张论。这类观点从单位层次的国家特征出发,认为某些国家出于战略文化的传统或国内政治的需要,具有进攻性或扩张的冲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观点是有关中国的文化现实主义论。⑤「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 :S 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S 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比较乐观的估计则主要来自若干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逻辑。其一,自由主义者强调中国崛起发生在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新时代,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使得通过武力来扩充领土变得不再是有利可图的事情。①「Richard Rosecrance,“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Effects,”International S tudies Perspectives ,Vol.7,No.1,2006,pp.31-35」其二,中国近年来的外交行为表明中国越来越具有维持现状国家的倾向。通过积极参与现有国际机制,中国越来越融入到现有国际社会中,国际游戏规则和国际规范通过若干社会化机制,改变了中国的行为偏好。②「Alastair Iain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Quo Power?”pp.5-56;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 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2007」其三,单元层次的国家特性。若干学者从中国在单元层次的和平、防御性文化传统特性来驳斥“中国威胁论”或“文化现实主义论”。③「比如,Huiyun Feng,Chinese S 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 aking:Confucianism,Leadership and W ar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

既有理论文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中国与国际秩序的若干重大问题,但是,从冷战后中国外交实践来看,上述理论文献未能充分概括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一些新特征和复杂性:

其一,在单极体系下,如何处理权力不对称问题是理解大国崛起和大国政治尤为需要关注的新特征。与历史上崛起国不同的是,中国面临一个单极的国际格局,使得传统的军事制衡很难在中短期内成为一个可行的战略选项。即使中国对现有秩序不满意,也不可能直接挑战美国霸权。而实际上,大国政治的历史表明,很少有新兴国家选择主动挑战霸权国,即使是霸权战争也往往是由衰落的霸权国首先挑起的。④「Dale C.Copeland,The O rigins ofM ajorW ar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其二,“社会化”在社会理论的文献中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⑤「社会学专著中有这方面的论述,参见Kent L.Sandstrom ,Daniel D.Martinand Gary Alan Fine,Sym bols ,Selves,and Social Reality ,LosAngeles:Roxbury Publishing Co.,2002,pp.65-66」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文献只探讨了一个方向的过程,即崛起国家如何学习和融入到现有国际规范的过程。另一个方向的过程,即崛起国家如何影响和改变现有的国际规范是一个尚待理论化的议题。⑥「比如,江忆恩关于“社会化”的新著探讨了中国在若干安全机制中接受现有国际规范的过程,就案例选择来讲有其合理性,因为在1980~2000年间,中国主要还处在学习国际规范的阶段,如何影响国际规范在那个时段远不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议题。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 tates :China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2007」

其三,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很难用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二分法来描述和解释。中国在中短期内并没有根本推翻现有秩序的意图,在手段上也没有诉诸军事武力来改变现有秩序,因此,显然不能说中国一定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同时,维持现状也不能很好地概括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因为中国崛起本身必然会带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相应地,中国有关国际秩序的主张也必然体现在不断更新的国际游戏规则中。如果一定要使用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这两个标签,“新兴大国恐怕在一定程度上都既是修正主义国家也是维持现状的国家”。①「秦亚青教授2009年在美国参加国际关系学年会(ISA)时讲过这个观点。这个提法具有新意和启发性,但是现有文献中似乎没有对这个问题做专门的探讨」此外,单元层次的特性很难提供持久而连贯的指标。就战略文化的传统来讲,很难说中国具有某种固定的进攻性或防御性的战略文化。②「江忆恩在其第二部著作里,对其早前的文化现实主义观点做了特别的说明或澄清:他的本意不是要说中国人民有一个固有的集体人格,而是强调决策精英可以在特定情况下经社会化而形成某种战略文化。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 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1980-2000,p.xviii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也比较复杂,很难用一种单一的历史文化传统来令人信服地论证中国当代外交的必然倾向。③「Victoria Tin -Bor Hui,“How ChinaWas Ruled,”The Am erican Interest,Vol.4,No.3,2008,pp.53-65.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外交完全没有自己历史文化的特色」

二、国际政治中的抗争艺术: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既有理论文献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理解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帮助,但由于未能充分概括上文论及的几个方面的新特征和复杂性,因此也就不能对中国的外交实践和战略思想做出准确的说明。本文借鉴政治社会学当中有关抗争艺术(the arts of resistance )的若干理论模式,以此为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论证抗争艺术的概念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适用性,然后讨论抗争艺术在国际政治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作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抗争艺术是指在权力不对称的条件下,相对弱势的一方不会选择公开的暴力革命作为秩序变迁的基本机制,这些弱势的行为体会运用各种“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且推动社会秩序的变革。④「广义的抗争(resistance )可以包括任何具有抵抗和反对性质的言论和行为,其中有暴力的革命,也有非暴力的抵抗。本文在一个更为严格的意义上使用“抗争艺术”的概念,它指的是在权力不对称条件下各种非暴力的抗争活动。参见James C.Scott,Dom ination and the A rts of Resistanc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抗争艺术的概念最初是由比较政治学的学者从农民抗争运动的经验中归纳和提炼出来的,但是,这个概念实际上反映了权力非对称条件下的一种普遍规律。⑤「James C.Scott,W eapons of the W eak:Everyday Form s of Peasant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在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大量文献关注暴力革命和急剧的秩序变革,抗争艺术这个概念的创新之处和理论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观察社会秩序变革的新视角,使得人们可以思考和解释那些日常的、非暴力的和渐进的秩序变迁过程。其实,有经验证据表明,非暴力的抗争运动经常成为挑战霸权和推动变革的重要机制,有时比暴力方式反而更为有效。①「Maria J.Stephan and Erica Chenoweth,“WhyCivil Resistance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Nonviolent Conflic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No.1,2008,pp.7-44」

思考单极条件下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国际秩序的变迁,可以借鉴抗争艺术的理论文献。由于时代的特征和单极体系中的权力差距(特别是军事实力),使得新兴国家很难运用军事制衡的方式来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同时,新兴国家既要在现有秩序中谋求发展,又要推动现有秩序的变革,这就使得它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和行为模式类似于一种“抗争艺术”。当然,运用一种基于国内社会提出的理论模式来分析国际关系规律,其适用性需要做一些说明和限定:首先,在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与实践上,国家经常被拟人化,有关人在国内社会的相关理论也就被认为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于国家间关系。②「其实将国内层次的社会理论运用于国际层次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常有的现象。对此的辩护参见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Security in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No.3,2006,pp.351-353」其次,国际政治体系中既有的无政府状态也有等级秩序的特征,本文主要基于对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属性和等级差异的考虑。其实,霸权现实主义、英国学派以及建构主义的理论文献都注意到了国际政治体系的若干社会属性(威望、地位等),而这些社会属性是存在等级差异的。③「比如,有学者从英国学派的理论框架出发,论证中国和日本如何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在国际社会的等级秩序中由受挫大国向合法大国的转变,参见Shogo Suzuki,“Seeking ‘Legitimate’Great Power Status in Post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inapsand Japanps Participation in UNPKO,”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2,No.1,2008,pp.45-63」最后,在单极格局背景下,国际政治的等级秩序特征比在两极或多极格局下更为明显,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国内社会理论在国际政治中的适用性。

很少有国际政治文献把抗争艺术作为一个专门的行为类型加以系统梳理,但是有许多与“抗争”相关的或相近的概念,比如制衡、软制衡、反霸权、反全球化运动、恐怖主义等。本文只是在狭义上使用“抗争艺术”这个概念,主要集中探讨在单极体系的国际政治背景下,新兴大国如何推动国际秩序的变化。这里有必要对“抗争艺术”与其他相关概念做一些区分:其一,与制衡相比,抗争艺术更具有非暴力、低风险和渐进的特点。其二,抗争艺术的表现形式可能与软制衡有重叠的方面,但与软制衡相比,抗争艺术这个概念有两个优势:(1)软制衡与制衡的关系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抗争艺术这个概念可以更好地厘清其与制衡的关系———抗争艺术可以为制衡准备国际政治的条件,但它本身不是制衡;(2)抗争艺术是比软制衡更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抗争行为,也包括思想领域的反思和批判。

抗争艺术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本文把抗争艺术大体归纳为两类:一是行为方面的抗争,二是思想方面的抗争;前者以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为代表,后者以日常抗争(everyday resistance)为代表。①「Kevin J.OpBrien and LianjiangLi,R ightful Resistance in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James C.Scott ,W eapons of theW eak :Everyday Form s of Peasant Resistance,1985」

在国内社会背景中,依法抗争是一种运行于经许可的渠道边界上的大众抗争模式,具体行为包括:利用权威的承诺来抑制权力的滥用;寻找和善用国家内部的分野;依赖对广大公众的动员来寻求支持。②「Kevin J.OpBrien and LianjiangLi,R 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p.2」依法抗争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霸权体系内的机制化的批评。③「Kevin J.OpBrien and Lianjiang Li ,R 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p.5」“依法抗争”并不表明相对弱势的一方对现有秩序完全持排斥的态度,正如当代社会的维权运动:维权行动的个人或团体既要承认现有秩序中有正当的渠道可以运用,又要渐进地推动现有秩序的某种变化。

日常抗争指的是一种主导者与弱势一方经常性的普通抗争。④「James C.Scott,W eapons of theW eak:Everyday Form s of Peasant Resistance,p.29」这种模式主要对霸权的思想意识形态基础提出了若干潜在的挑战,具有如下一些特征:(1)弱势一方可以对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加以渗透和去神秘化;(2)霸权正当性被认为不是不可避免的;(3)霸权性的意识形态往往会招来挑战,因其极端理想化的设定而往往有矛盾之处,使得这些意识形态可以用其本身语言来加以批评。⑤「James C.Scott,W eapons of theW eak :Everyday Form sof Peasant Resistance ,pp.317-318.此外,关于霸权正当性在单极体系的固有困境,参见Martha Finnemore,“Legitimacy,Hypocrisy,and the SocialStructure ofUnipolarity ,”World Politics,Vol.61,No.1,2009,pp.58-85」

依法抗争与日常抗争两种模式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前者主要表现在行为层面,后者主要表现为语言和思想层面;前者主要依赖现有秩序中被认可和制度化的渠道,后者则更多的是非制度化和相对零散的现象;前者对霸权正当性既有承认也有部分批评,后者对霸权正当性有更彻底的反思和批判。这两种模式的区别是相对的,有时弱势行为体可能会同时使用两种抗争模式。

三、中国的战略行为:依法抗争与在现有秩序中的崛起

中国在单极条件下的抗争艺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作为战略行为在现有秩序中的依法抗争以及作为战略思维对现有秩序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日常抗争。还需做一点说明:中国现在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和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国家,为什么在理论分析时中国被设定为一个弱势的行为体?这是相对而言的:中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与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同时,国际秩序中的主要游戏规则和规范仍然是由西方所主导。

依法抗争实际上就是一种在现有秩序下的抗争行为实践。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弱势一方部分地和暂时地接受现有霸权的正当性,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秩序中的机会和正当渠道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并挑战霸权的一些具体行为。①「这两个理论假定是根据依法抗争的概念演绎而来,参见Kevin J.OpBrien and LianjiangLi,R ightful Resist2ance in Rural China,p.2」中国部分接受单极体系的正当性,具体指的是: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受益者,在既有秩序之下,由美国主导建立和维持的某些规则和规范可以为中国争取自身的合理权益时所用(如自由贸易等)。中国对现有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不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作为现有国际规则的主导者,美国有时没有按照国际秩序的合理规则行事,立规者自身“违规”,中国对美国的部分行为有不满。其二,有些国际规则和规范并不为中国所接受(如“人道主义干预”等),中国对一些国际制度和规范本身有不满。其三,作为参与国际制度的一个后来者,中国在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对自身在现有秩序中的地位有所不满。

但是,中国主要以通过积极参与现有秩序来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直接冲撞现有秩序。为什么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有的国际秩序呢?首先,中国的自身发展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稳定的中美关系。在21世纪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中国需要在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中壮大实力。其次,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性的对华战略是接触而不是遏制。②「Thomas Christensen,“Fostering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Policytoward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1,2006,pp.81-126」最后,中国的领导层和外交分析人士对本国的相对实力有比较务实的判断。正如王缉思所言:“中国直接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机制将是愚蠢的行动,实际上这种直接的挑战也是不可能的”。③「Wang J isi,“Chinaps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84,No.5,2005,p.44」

中国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对现有国际秩序也有不满的方面。中国采取了一种类似依法抗争的战略,努力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扩大自己在现有秩序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也渐进地推动现有秩序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美国形象因伊拉克战争和单边主义行为遭到破坏期间,中国积极推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不仅大幅提升了自己的外交形象,而且也在东亚地区逐渐成为多边外交的主导性力量。①「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Asia :Reshap ing Regional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2004,pp.64-99」

第二,中国通过渐进改革的策略,运用国际制度来拓展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尤其是扩展自己在国际制度中的议程设置能力。比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重要动因并不是争取短期的经济利益,而是争取谈判桌上的席位以便有机会影响游戏规则的制定。②「中国领导层强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参见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806页」正如一位中国大使在世贸谈判过程中所说的,“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必须按你们的方式玩这个游戏,但十年后我们会制定规则。”③「C.Fred Berge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Respond to Chinaps Economic Chal2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87,No.4,2008,pp.57-69」中国在应对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其国际战略也是循着渐进改革的思路提出的,包括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改变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权、促进区域合作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样化等。④「胡锦涛:《通力合作、共度时艰———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08年11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 /world /2008-11/16/content_10364266.htm 」

第三,中国逐渐重视物质层面和社会层面两方面的崛起,努力增强自己定义国际正当性规范的影响力。⑤「对大国的物质成长和社会成长的概念讨论,参见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的崛起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也必然体现在国际社会规范的层面,这需要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规范偏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比如,在联合国领域,中国近来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分原因就在于联合国维和组织更加照顾到中国有关主权问题的规范性关切。⑥「Stefan St ?hle ,“Chinaps ShiftingAttitude towardsUnited Nations Peacekeep ingOperations,”The China Quarter2ly ,Vol.195,2008,pp1631-655」在人权问题领域,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立场得到了联合国大会越来越多的支持票,相反,欧洲和美国的影响在下降。⑦「Richard Gowan and Franziska Brantner,“A GlobalForce for Human Rights?An Audit of European Power at the UN ,”PolicyPaper at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http ://ecfr.3cdn.net/3a4f39da1b34463d16_tom6b928f.pdf 」

第四,中国通过一系列软实力外交,在亚非拉地区拓展了影响力、提升了威望。中国软实力的拓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不同,中美两国在软实力方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另一方面,也不能把中国软实力的增加看成是中美之间的零和游戏。⑧「[美]约瑟夫。奈、王缉思:《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第6-12页」无论如何,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必然会具有长期的战略效果。

四、中国的战略思维:日常抗争与对霸权秩序的反思

就一般规律来讲,霸权秩序既有物质的层面也有意识形态的层面。日常抗争主要是对霸权的意识形态层面提出反思和批评,这种批评一般是零星的和分散的,有可能为形成某种替代性意识形态做准备,也有可能仅停留在比较零散的层次。日常抗争的主要特征是:(1)弱势行为体抱怨现有的霸权秩序,但又不直接冲撞现有的霸权;(2)弱势行为体不接受现有霸权的正当性,因而提出许多对霸权权威的批判。①「这两个理论假定是从日常抗争模式的概念中演绎而来,参见James C.Scott,W eapons of theW eak:Every2day Form s of Peasant Resistance,pp.28-47」

中国并没有公开且积极地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性意识形态,但一个基本的趋势是中国对美国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和批判。中国对美国霸权性意识形态的日常抗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美国在二战后成功地运用观念的力量确立了自己在西方世界的霸权地位,在冷战后进而希望将这些观念推广至全球范围,但现在这些观念越来越遭到质疑和挑战。正如两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所言,“美国以外的人民不再相信脱离华盛顿领导的秩序一定就是一片混乱……世界的其他地区毫不畏惧地在尝试各种替代性的秩序方案”。②「BruceW.Jentleson and StevenWeber ,“AmericapsHard Sell ,”Foreign Policy,Vol.169,No16,2008,pp.43-49」中国的发展模式被广泛认可为一种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不同的模式。虽然我们不能说这种“北京共识”可以直接取代“华盛顿共识”,但中国的发展经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美国霸权性观念所能解释的范畴,具有一定的冲击力。

其次,中国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特别是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应地增强了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自信心。中国的知识界越来越质疑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③「Mark Leonard,W hat Does China Think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8」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对未来国际秩序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正当性和持久性有了更多的质疑。对霸权秩序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④「参见Ted Hopf,Social Construction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y,M oscow,1955-1999,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p.8」当然,中国目前虽然尚未形成有国际影响的替代性的意识形态,但至少中国在思考国际秩序方案时具有了更强的自我意识和对现有霸权性意识形态的反思能力。

赵汀阳关于世界秩序的中国哲理式思考引起了中国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古代的天下哲学是否可以被改造成为当代最好的世界治理的哲学?①「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赵汀阳的理论被海外的一些分析家认为是中国知识界为构筑一种新的中华霸权体系而做的理论准备。②「William Callahan,“Chinese Visions ofWorldOrder :Post -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 tudiesReview,Vol.10,No.4,2008,pp.749-761」同时,中国国内对赵汀阳理论的争论也比较大。③「赵汀阳对国内外的批评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和回应,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57-65页」中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辩论远未结束,这不仅因为国际关系学本来就存在不同的理论流派,还因为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也与国内的政治发展轨迹相关,而关于中国国内政治发展趋势也存在着一定的辩论。④「DanielC.Lynch,“Envisioning Chinaps Political Future:Elite Reponses to Democracyas a Global Constitutive Norm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Vol.51,No.3,2007,pp.701-722」因此,讨论中国的国际秩序设想,有必要分析和探讨中国在该问题上比较多元化的观点。笔者通过对中国近年来有代表性的国际秩序论文进行的文本分析,⑤「本文分析的主要文章参见秦亚青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际秩序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的目的是讨论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若干理想类型(分析框架),因此,笔者对这些文章的分析按照其理论构思为线索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容分析」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归纳为三种理想模式:新的中华秩序(new Chineseorder )、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west -led liberal order)和协商秩序(negotiated order )。⑥「本文将中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构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集中讨论三个理想类型的国际秩序模式,不打算把某个学者完全归类在特定理想模式内,因为单个学者对国际秩序的相关问题未必都有连贯一致的观点」

新的中华秩序模式在中国仍有争议,该模式全面否定当代美国霸权的正当性,主张以中国的传统哲学为基础,构筑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或世界秩序);同时,该模式主张中国可以给世界提供一个比现在的西方模式更好的社会典范。西方主导秩序的模式则预期中国会在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实现崛起或复兴的目标,同时,西方的文化仍然是先进的,中国应该继续向西方学习。协商秩序模式采取折中的立场,主张既保持中国传统也积极向西方学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达成一种中西交汇、和而不同的状态。如果将这三种国际秩序模式与美国的霸权性观念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这几种模式对美国的霸权性观念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和批判(参见表1)。

国际秩序的三种理想类型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的变化而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综合国力还比较弱,对国际机制的参与也不够充分,中国总体的战略思维强调对西方领导的现有秩序的参与和融入。近几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的理论界开始构思一种类似协商型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试图发掘普遍性的国际秩序理论的尝试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必须强调的是,对美国霸权性意识形态的反思以及构建中国式的国际秩序观并没有根本地改变中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基于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内外挑战,这种谨慎的姿态也是正常的。①「Yong Deng ,Chinaps S trugglefor S tatu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p.53-54」

五、结论:理论和政策的启示

本文借鉴政治社会学文献有关“抗争艺术”的概念和理论,对中国在单极体系下的战略思维和行为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一些理论和政策的启示。

第一,应该超越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二分法来看待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作为崛起国,中国一方面必然会要求改变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另一方面又必须谋求大国关系的稳定,并在现有秩序中谋发展,这就使得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关系显得极为复杂。中国在单极体系下的抗争艺术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两面下注的策略。追究中国在战略意图上究竟是修正主义还是维持现状恐怕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①「江忆恩2003年的论文虽然列举了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诸多有力证据,但也承认中国维持现状的趋势仍然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参见Alastair Iain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Quo Power?”p.56」其实,如果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陷入修正主义与维持现状的二分法状态,那么可能会造成被动应对追问的状态,从而对自身战略创新造成束缚。换言之,这种二分法可能给外交战略的设计造成一个两难选择的境地:强调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则在战略思维和行为上难有突破;强调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则似乎又中了“中国威胁论”的圈套。其实,要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中国可以多强调其崛起过程和方式的特别之处而不必过多关注对中国未来战略目标的追问。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必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一个基本的趋势是,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和改造过程主要通过一种非暴力的、渐进的方式进行,这样,中国崛起的方式缓和了权力转移和国际秩序变迁的冲击力。正如唐世平所言,如果仍然要把国家进行归类,防御性国家与进攻性国家的分类比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的分类更好,而两类国家的差异不在于对结果的偏好,而是在于对获取结果的战略(手段)的偏好。②「Ship 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 ,p.9」

第二,应该关注中国与国际秩序互动的双向过程。现有国际关系文献大体只是关注中国如何被社会化到一个既有的国际规范中,另一个层面的故事尚未得到足够的理论关注,即中国如何影响国际规范的演变。可能部分的原因是这个方面的实践本身就是中国外交的新课题和新挑战,在实践和理论上都还没有充分展开。就社会理论本身来讲,“社会化”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个特定人群一方面是社会化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影响社会化的内容和结果的主体。③「社会学的论述参见Kent L.Sandstrom ,Daniel D.Martin and Gary AlanFine,Sym bols ,Selves ,and Social Reality ,pp.65-66」正如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可以经社会化的过程认可某一时期的主流规范,同时,这一代人在进入社会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影响到这个社会主流规范的演变。新兴崛起国家与国际社会主流规范的互动也应该具有类似的双向互动的特征。中国的崛起如何影响国际规范的演变是未来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第三,“协商秩序”是一个有理论和实践潜力的国际秩序理想模型,这种国际秩序模式有利于中国外交在思维和行动上克服“中国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两种倾向。①「对这两种倾向的分析和反思,参见唐世平、綦大鹏:《中国外交讨论中的“中国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第62-70页」中国的官方或学界并没有广泛使用“协商秩序”这个词,但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类似的意思。②「中国官方的宣传中提倡建立和谐世界、尊重文明多样性等,也可以归结为一种建立协商秩序的意愿。此外,秦亚青在谈论中国与西方观念的互动过程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参见秦亚青:《研究设计与理论创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76页」而中国语境下的“协商秩序”与西方现有国际关系文献中的“协商秩序”有所不同:西方国际关系文献中更多的是把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政治自由主义概念来使用,指的是将包括“宪政契约”和“议会谈判”等的西式民主机制借鉴到国际关系所构建的国际秩序模式中;③「Oran Young,“Regime Dynamics :The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36,No.2,1982,p.283.最为系统的阐述参见G.John Ikenberry ,After V ictory:Institutions ,S 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of O rder afterM ajorW 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而中国背景下“协商秩序”的意思更接近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在社会学文献中,“协商秩序”是指具有不同偏好的行为体如何通过持续的互动与协商来构建和维持一种秩序。④「“协商秩序”在社会学中是一个专门的概念,参见GaryAlan Fine ,“Negotiated Orders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s ,”AnnualReview of Sociology ,Vol.10,1984,p.241」区分这一点比较重要,西方战略家预想的协商秩序实际上还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更为中国所接受的协商秩序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强调了中国和西方的互动。

中国在处理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外交实践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存在不足和局限性。比如,中国软实力的提高,在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地区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在西方发达国家还面临很多困难。中国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时也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应该进一步思考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的辩证关系。⑤「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此外,如何处理批判美国霸权与自身角色转变的问题?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总要由霸权国或若干大国来主导,中国在自身实力提升的情况下,应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中国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曾一度追求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的目标,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显得异常曲折和漫长。21世纪以来,多极世界有加速形成的可能,中国在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有时候批判一个现有秩序容易,但是构建和维持一个新的秩序并不容易。

[收稿日期:2009-08-13]

[修回日期:2009-10-18]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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