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建设广西模范省--白崇禧的“新斯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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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 (进入专栏)  

北伐军兴,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率领之广西军屡建奇功,有“钢军”之称,势力因之大涨,功高震主。蒋介石遂有“削藩”之举,1929年发生“蒋桂战争”,展开“中原大战”序幕。中央军攻打广西,李、白等人被革除国民党党籍,流亡安南(今越南)河内。后李、白重返广西,两广联盟,与中央形成对峙局面,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广西军乃重新参加抗战。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抗战前夕,六年间,白崇禧率领干部建设广西,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数管齐下,以“三民主义广西化”相标榜,创导“三自”、“三寓”基层组织,建立民团,推广“全省皆兵”。广西一时气象一新,胡适等人南下参观,称誉广西为“模范省”。

本文节选自白先勇先生所著《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有删节。

--编者

父亲虽以军事见长,但一向也有他的政治抱负。父亲身处于国家内忧外患,危急存亡的时代,他们那一代的爱国分子莫不以救亡图存为第一要务。中国久困于西方列强的巧取豪夺,而日本帝国主义又谋华日亟。如何振兴国家,抵御外侮,是当时有志之士苦苦思索的课题。父亲默察近世四方列强兴盛之道,他最佩服的是十九世纪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德国本为软弱散漫的邦联,而在俾斯麦执政期间,以他的强人作风,铁腕政策一举而将德意志擢升为统一强大的帝国,称雄欧洲。俾斯麦治德首要在强兵,所以德国才能成为一等军事强国,慑服邻邦。中国积弱已久,一直处在挨打的地位,父亲认为要振兴中国首在强兵,有了强大军事力量,中国才能免于亡国之危。1931年至1937年,父亲领导建设广西,以广西一省为示范,实践了他的强兵之道。

事实上,父亲的政治抱负远不在局促于整饬广西一省。辛亥革命成功以及北伐完成时,父亲曾二度请缨,到新疆去屯田实边,替国家巩固边防。可惜父亲拓边的壮志始终未能实现,而历史的转折迂回,却让父亲返回广西,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1930年代全国刮目相看的“模范省”,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

广州开府,为了表示两广合作,李宗仁以国府委员及参军处参军名义,居留广州,所以这个时期,广西事务,一概由父亲主持。如果说父亲是建设广西蓝图的总设计师,那么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便是执行者。自从黄绍竑离开广西后,他的位置便为黄旭初取代,而成了新的李、白、黄体制。

建设广西,有其内在的需要及外在的条件。“蒋桂战争”中,广西势力由数十万大军一夕间土崩瓦解,而且中央军穷追不舍,粤、滇、湘各军入侵广西,在广西境内作拉锯战,虽然最后都被李、白等率部驱逐出境,但连年战乱,用李宗仁的话,此时广西真是“疮痍满目,残破不堪”了。整顿广西,乃燃眉之急。广州开府,两广重修旧好,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东北,南京政府一面穷于应付日本人,一面剿共频频失利,已现捉襟见肘之势,两广独立,中央无可如何,广西乃暂时解除后顾之忧。

广西地处边陲,自古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境内多山脉丘陵,耕地有限,当时人口约一千四百万人,汉人占百分之六十,其它少数民族成分复杂。这样一个地瘠人贫、偏远落后的地区,如何将它治理成中国一个有示范性的省份,这是当时广西领袖们卧薪尝胆,全力以赴的一个理想目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37年全面抗战,七年间,在“李、白、黄”等人全力以赴的推动下,广西从一个组织散漫、民智蔽塞的边陲地区,一跃而成为组织严密、全省皆兵、有“新斯巴达”之誉的“模范省”。抗战军兴,李、白离开广西参加抗日,广西重归中央管辖,虽然黄旭初仍然坐镇广西,继续建设,但随即日军入侵广西,外省难民大批涌入,广西已非三十年代初的面貌。

在当时,广西建设已受到国内外的注意,不少中外人士亲赴广西参观,并留下佳评。近年来,三十年代的广西又颇引起欧美及大陆学者的研究兴趣,几本研究广西建设的专书皆颇可观。剑桥大学出版英国学历史教授黛安娜.拉瑞所著的《地方与国家:中国政治中的桂系--一九二五-一九三七》﹝注1﹞,分析桂系的政治定性,结论是桂系远超出当时中国的所谓“地方势力”,实达到全国性的身分。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历史博士尤金.赖维奇所著的《国民党中国的广西模式:一九三一-一九三九》﹝注2﹞,对三十年代的广西建设深入研究,并以“李、白、黄”领导的广西与同时代毛泽东的延安政府以及蒋中正的南京政府作了一个相当发人深省的比较。大陆学者群编撰、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注3﹞,厚达924页,对于三十年代的广西建设,有详尽的记载,这本书数据丰富,颇有参考价值,其“前言”对三十年代广西建设有如此总评:

为了实现所谓“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主张,新桂系提出了“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建设。在政治上,从省以至乡村推行政、军、学的“三位一体”制,使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直接通达村甲阶层。在军事上,除加强正规军外,还大搞民团建设,实行所谓“全省皆兵”。在经济上,农业、工业、矿业、交通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文教事业的进步也比较明显。特别是雷沛鸿从广西的实际出发,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目的,各种类型的国民教育,尤具特色。这些在广西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使它取得了“模范省”的美名,为新桂系投入三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抗日战争,在组织上和人力、物力上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好评。

建设广西的主导思想--“三民主义广西化”

作为广西建设的总工程师,父亲为了动员全省民众参加建设工作,曾经马不停蹄各处演讲,倡导建设广西的原则与目标,因此三十年代,父亲留下的演讲稿特别多,其中辑成集的以《三自政策与广西建设》﹝注4﹞为最重要,这本演讲论集,可说把建设广西的蓝图,具体而微的描绘了出来,尤其是其中父亲倡导的“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成为建设广西的政策核心。

“广西建设纲领”(俗称“广西宪法”)开宗明义便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宗旨。李、白等人此时的言论,一再重复此一目标:“建设广西”是为了“复兴中国”。李、白虽然发迹于广西,但两人均曾参加北伐大业,父亲更曾效命辛亥革命,所以他们的眼光与抱负是全国性的,始终视建设广西是建设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南京中央政府刻意矮化李、白等人,把李、白局限于“地方势力”,定性为“地方军阀”。因此,李、白建设广西为全国“模范省”也有跟南京政府竞赛的意思。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前,广西领袖深知中日大战终不可免,建设广西,砺兵秣马,也就是为全国抗日作准备。“七七”抗战,广西动员最迅速。

“建设纲领”另一要旨是:建设广西是以总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把三民主义落实到广西省的现实基础上,换言之,即“三民主义广西化”。父亲于1915年谒见总理孙中山,由是服膺国父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父亲曾对三民主义深入研究,他认为总理提倡三民主义,号召国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三民主义当年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可见是合乎中国国情的。后来有人逐渐对三民主义产生怀疑,是因为辛亥革命到北伐完成,国民党内一直纷争未休,国父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始终未能实践。没有一套实践的方法以及强而有力推动政策的领导群,纵有良法美意,也是徒然。因此,父亲倡导“三自”政策,以实行三民主义,他说:“三民主义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是三民主义的实行。”

“蒋桂战争”中,李、白等人被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而李、白如今在广西推行总理的三民主义,也就含有继承国父遗志,继续国民党道统的意义。这与台湾新党脱离国民党后,仍旧尊奉三民主义以孙中山的信仰者自居,可谓异曲同工。

在《三自政策与广西建设》中,父亲将“三自”政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说明。自卫、自治、自给乃是实践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个策略。建设广西,即是要建设一个三民主义模范省。

三自政策 首重自卫

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在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推翻满清,进一步联合世界各弱小民族抵抗西方列强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旨还是在于富国强兵,使中国达到自卫的目的。广西建设的自卫政策,其时代背景在于九一八事变日本谋华日亟,广西整军,首要目的在于为抵抗日本侵略作准备工作,这是父亲等人一再强调的主题。首先,当时全国人民救亡热潮日涨,广西抗日整军,名正言顺。其次,广西连年受中央军的威胁,武化广西,全省皆兵,当然也有自保的意义。但是如何唤起广西民众敌忾同仇呢?抗日的爱国热情当然是最大的推动力。再次,父亲提倡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古代原本是兵农不分,文武合一的,他批评宋朝重文轻武,积弱不振,遂亡于金元。他纠正中国人“好铁不打丁,好男不当兵”的错误观念。他尊崇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替洪杨翻案。太平天国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多为广西豪杰。父亲常以太平天国的悲壮激励广西人民,唤醒广西人民对自己历史传统的引以为傲。

自卫政策还基于广西的另一现实。广西素有“多匪”之恶名,向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之说。陆荣廷时代,土匪与官兵尚且互相勾结,鱼肉人民。“匪患”是广西一大灾祸。父亲的自卫政策中,最重要的措施是组织民团。1931年冬开始,父亲将广西分为若干清乡区,派遣军队配合民团,彻底肃清匪患。广西全省从此平靖。所以自卫政策是既攘外又安内的。

三自政策,首重自卫,“自卫有成,自给与自治才得巩固”。在广西建设中,“三自”演进的程序是从“自卫”达到“自治”,最后达到“自给”,因此,“自卫”被规定为“广西一切建设之起点”。然而达成自卫的具体办法为何,这就是父亲提出的“三寓”政策。“寓兵于团是要达到兵民合一,寓将于学是要达到文武不分,寓征于募是要达到实现国民义务兵役制”。﹝注5﹞

寓兵于团

广西民团是广西建设中最重要的基本组织,通过民团组织进而达到全省皆兵的整军目的。民团又同时负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功能,是一个全民组织,男子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皆须入团,“广西人口一千二百万,除了老年和妇孺外,约有团兵三百万”﹝注6﹞,广西建设是靠民团组织来推动的。

父亲对于民团最为重视,并亲自担任广西民团总指挥。三十年代的广西民团,可以说是父亲一手训练成的。父亲一方面观察近世欧美国家富国强兵之道,如日、法、德等都是通国皆兵,实行征兵制,另一方面,他也寻找中国历史上由组织民众而达强兵之道的成功范例。管仲治齐,给了父亲最大的启示,广西民团,可以说是管仲“轨、里、连、乡”的现代版本。

广西的民团,本有其历史渊源。太平天国时期,地方人士为了自保,组织民团,但这种旧民团并无严密组织系统和严格的军事训练,且多为地方豪绅所把持,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设立的。广西新民团成立于1930年9月。当时中原大战结束,李、白败退广西,中央部队之滇、粤军入侵广西,当时粤军控制桂东南,滇军控制了桂西南,包围南宁,湘军又威胁桂北,广西可谓四面楚歌,其时桂军只有十六个团的兵力,不足与中央军抗衡。同月,父亲率领第四、第七两军,由柳州南进,解南宁之危,为了防范驻宾阳一带粤军支持南宁滇军,父亲乃令第一师师长梁瀚嵩返宾阳组民团,在贵宾公路伏击敌军,结果粤军果然不敢越过昆仑关以西,与滇军建立联系,父亲因而顺利击败滇军,解了南宁之围,扭转广西覆灭的颓势。

由于这次经验,父亲感到民团大有可为,如善加运用,不仅可以御匪卫乡,且可有效动员民众协助军队打仗。于是,向李宗仁建议在广西省普遍建立民团,在南宁设立民团总指挥部,由父亲担任总指挥,梁瀚嵩任副总指挥。将全省划为十二个民团区,各区置指挥部,设正副指挥各一人,各县置民团司令部,设正副司令各一人,并派人到各县督率整理民团。从此,广西民团遍布全省。

广西的民团编制是以十户为甲,十甲为村,十村为乡作标准。甲有甲长,村有村长,且兼民团后备队长。总率壮丁百人。乡有乡长,兼民团大队长,总率一千人。有些大县有区的,区有区长,兼民团联队长。假定一区有十乡,每乡有后备队一千,一区就有一万人了。这种组织类似管仲作内政以寄军令,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军事方面由总部到区指挥部、县民团司令部、联队、大队、中队。政治方面由省府到县政府、区、乡、村、甲。民团组织,首重基层干部训练。干部人才不但负责民团训练,而且负担国民基础教育的责任。这就是广西当局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口号。再就是村长兼任民团后备队中队长和团民基础学校校长,乡长兼任民团后备队大队长和中等学校校长,实行“一人三长”制,使军事领袖与行政主管、学校校长合而为一。如此,既节省人员、机构的开销,又消除了政、军、教之间的不协调。这种从省到县,以至基层村、街,层层贯彻命令的严密组织,正是三十年代广西建设成功的要素。这种“斯巴达式”的民团精神,由其团歌可见一斑:

谁能捍卫我国家,惟我广西民团!

谁能复兴我国家,惟我广西民团!

我们有强壮的身体,我们有热烈的肝胆。

我们要保护民族四万万,我们要巩固国防守边关。

我们不曾咬文嚼字,我们只会流血流汗。

我们不会哀求讨好,我们只会苦干硬干。

流血流汗才是英雄,苦干硬干才是好汉!

快奋起,同志们莫长吁短叹,救亡救难,任重如山。

快努力,同志们,莫偷闲苟安,强国强种,惟我民团!

民团成员,不管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是当官的(公务员自厅长以下),还是老百姓,都要普遍接受军训,每晨五点,均须集合参加早操。据当时一些到广西参观的人记述:

每晨五点钟,天明炮一声,全城市的人民皆起,学校教员、学生以及公务员,商人、工人无不起床,五点半上操场,分授军事训练,人民精神之振作真不可及也。﹝注7﹞

民团组织对广西建设的贡献,《二十世纪三○年代的广西》一书中有如此评论:

三十年代的广西民团,几经李、白、黄的改造与训练,在新桂系推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效力。在政治上,严密了新桂系的基层组织,巩固了其政权的基础,在推行清查户口、修筑道路,开垦荒地、建立国民基础学校、培养自治人才,推动地方自治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在经济建设方面,实行公耕,建造公林,开挖公共池塘,奖励畜牧等方面,也有所效益。在文化上,开展成人教育,减少文盲,也比清代有所进步。在军事上,经过民团训练,一般壮丁都具备了一定的军事常识和作战技能,一有战事,拿起武器可以打仗。这些都为新桂系统治打下基础。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广西民团也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保卫国家民族的生存,做了有益的事:“在芦沟桥事变之前,广西常备军仅有步兵二十个团。至淞沪战起后,三个月之内,即能出兵四十余团,赴前线参加作战,且能在临淮关、台儿庄诸役,予倭寇以歼灭之打击。”﹝注8﹞

寓将于学

“寓兵于团”如果是培养兵源,那么“寓将于学”便是培养军事干部,目的是“恢复古代文武不分的风气,使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文事兼有武备,以应付现代剧烈斗争的环境。”﹝注9﹞父亲好学,熟读古籍,对现代的新知识,也有极大的兴趣,他仰慕的古代名将是孙武、吴起、诸葛亮、岳飞这种不但武略过人,并且通达文事的“儒将”。兵书上说:“不知六韬三略,不可以为将”,“不知天文地利,不可以用兵。”可见中国古代是文武并重的。父亲批评中国宋朝以后,文武分途,文人不习武事,武人不识翰墨的弊病,所以国家积弱不振。“寓将于学”便是要恢复文武不分的风尚。

“寓将于学”的实施政策便是各级学校的学生一律实施军事训。国民中心基础学校(即高小)一律受童军训练,初中一律受青年军事训练,初中结业,更集中到军训总队接受严格的军训半年。高中生,第一学期也要受严格军训,其余各学期,仍有军事学术科,不过所占时间减少。大学规定有两年军训,专门学校一年半军训。因此,在初中结业的,可受三年半军训,高中六年,大专八年半或八年。受过这样军事教育的学生,遇到国家有事,便可充当中下级军事干部。女学生则受看护训练,广西总动员,妇女也是积极参加了的。

广西学生及民团军事训练,在父亲等人大力推动下,可谓雷厉风行,收到“武化广西,全省皆兵”的功效。外省入桂的人,到广西第一感受便是“到处都可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了广西就像进了一所大兵营”﹝注10﹞于是当时便有“斯巴达化的广西”之说。

寓征于募

中国近千年来都是行募兵制,“寓征于募”便是采取渐进式由征、募混合制而最后达到全省义务兵役制。

广西之所以如此积极武化整军,当然是由于当时国内外情势发展使然,父亲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如此警惕:

我们定在国难严重的今日,必须如此,才能争求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临的前夜,必须如此,才能应付国际战争。

抗日战争,广西军队的卓越表现,也就是由于多年来广西军事准备的结果,那是一支受过爱国思想的政治教育,严格的军事训练,有团体纪律的军队。北伐时期广西军第七军的“钢军”传统,在抗日期间,再度发扬。﹝注11﹞

自治政策

广西建设中的“自治政策”,相当于“民权主义”中的地方自治。其首要目的在澄清吏治,培养干部,也就是进入“建国大纲”中的“训政时期”。动员全省,需赖大批有热情、有理想、有干劲的干部去推动政策。于是建设广西,又以培训干部为首要。父亲特别提到宋朝王安石变法有“治法”而无“治人”,新政终归失败的教训,于是又特别创导“行新策用新人”的口号。﹝注12﹞号召本省热血知识青年投入基层建设,招徕外省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广西经济文化建设。

由于广西民团干部“三位一体”担负军、政、教育经济等多功能的责任,工作繁重,没有献身的热情,难以胜任。“苦干、硬干、实干”,便是全省党政军务部门提出的工作方针,甄选大批初、高中毕业的优秀生,进一步集训后,分发到民团以及各级政权机构中任职。这些“新人”的特点是具有“丰富的活力、坚定的意志、勇敢的精神、明日的认识和健全的体魄”。这批青年干部干劲大,有抱负,又肯吃苦牺牲,成为建设广西的中坚分子。据广西统计局在1932年-1933年间的调查,桂省所用人才均极年轻,各机关人员年龄在二十至四十岁之内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批年轻干部,取代了以往的旧式官僚,1934年8月,广西省一下子免除了二十余县县长职,代之以受过高等教育、肯负责任的“新人”。对于把持地方的“土豪劣绅”,李、白等人毫不留情,一律清除。当时广西实行“灰布化”,“公务人员也是一律着制服、制帽,以灰布为主,惟所著布鞋则白底黑面,而于足背加一横带以系之,颇似女装鞋。”﹝注13﹞这些新干部,朝气蓬勃,俭朴勤苦,他们也就代表了广西的新形象,令人感到气象一新。

高级干部方面,“楚材晋用”是广西建设一大特色。广西将领除了李、白、黄外,唐生智部下的李品仙、叶琪、廖磊等人临时也返回广西,归队参加建设工作。但广西文化教育落后,经济、文化建设,须借重外省人才。而且“行新政,用新人”正是要打破以往的乡党观念,以“行天下事,用天下人”为号召,一时也有不少外省高级知识分子,不在乎广西待遇的清苦,远来投入广西建设行列。当时留学欧美,又被延揽来桂,担任要职的外省人士,有下列几位:

邱昌渭,湖南芷江人,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出任广西省政府秘书长、教育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等重要职位。对于普及广西国民教育、强化“三位一体”基层政治建设,有重大贡献。邱为人刚正不阿,实事求是,而且一丝不苟,十分清廉,选拔人才一律采考选,考取者要受过训再看成绩,好的签呈主席任用,杜绝八行书私荐,他这种不买帐的作风难免招怨,在党、政、军联席会上有人攻击他专擅,父亲极力维护,“我们要奖励这种人,不能动他,人家认真办事,我们要人办事便应给他用人行政权,分层负责,否则他不能放手去干了。”﹝注14﹞父亲一生最欣赏这种有学问而又做事负责认真的人才。

黄季陆,四川叙永县人,先后留学日、美、加,返国后曾追随总理孙中山,后应邀到广西担任民团干部学校当政治部长(父亲自兼校长),这所学校是广西培养基层干部的大本营。黄季陆对总理遗教有深刻研究,擅长组织民众。抗日后,父亲推荐黄转任中央,迁台后,黄还担任“内政部长”、“教育部长”等职。

黄荣华,墨西哥华侨,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学矿冶,任广西建设厅厅长,对广西经济建设,如采矿、植桐、电讯、筑路等贡献极大。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留法,名艺术家,这时期徐游学广西,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特设“桂林美术学院”,请徐当院长。

李四光,湖北黄冈人,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学地质,到广西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后接马君武出任广西大学校长。

此外还有汪士成(留德学医)当广西医学院院长,王仍之(留法,学兵工)任广西兵工厂厂长等。而广西空军重要成员如广西航空学校校长林伟成等,多为广东人,空军教官则聘请英国人及日本人。抗战时,广西空军多归中央指挥,立了许多战功,而牺牲者,十之七八。

因此,三十年代的广西建设,主要干部虽都是广西人,但也有不少外省人士参与,而且贡献颇大。广西建设成功,领导人物的精诚合作以及以身作则也是重要因素。《大公报》名报人胡政之参观广西建设后对广西领导如此评论:

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人合作。李以宽仁胜,涵量最大,白以精干胜,办事能力最强,黄则绵密而果毅,处分政务事务极有条理。要拿军事地位来比,李当然是总司令,白可称前敌总指挥,黄则坐镇后方,保持着能进能退的坚实地位,这是广西最大的特色。因为他们三个领袖皆能用各人所长,来以身作则,把勤俭朴质,刻苦耐劳的风气,树立起来,传播到全省。﹝注15﹞

广西因为全省实施军训,所以男子不准留长发,那时李宗仁大部分时间在广东,留了个西装头,返桂前接到白电报:“全省实施军训,皆不留发,钧座返桂,当必为民表率。”李返广西,果然将头发剪去。﹝注16﹞

自给政策

“自给政策”便是广西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有“民生主义”中社会主义的色彩,“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也是广西农村建设的基本精神,并且借鉴了河北定县晏阳初的实验以及山东邹县梁漱溟主持的“村治派”经验。结合广西当地农村的特点,父亲在论《三自政策与广西建设》中,对农村建设,提出下列几项重要措施:

设立村仓:每村设立村仓一所,累积农产品,一方面可以用低微的利率,放贷给贫苦农民,一方面可以救济灾荒。每年新谷登场,政府征收实物,各地建仓库,存储征来稻谷,作为公产。来自私田的,自耕农缴百分之一,地主缴百分之五十。到了来年三、四月,谷价上涨,便开仓出借干谷给其它农人、工人。俟九月收获时,再加二成归还。

公耕:对于公有土地,则实施公耕,利用民团力量,征调团丁,在闲暇时,进行耕作。在冬天,利用农民的休息时间,利用抛空的田地,集合民团后备队去共同耕作,收获的农产品,完全存入村仓,准备做公益之用。

种桐:桐油是中国在世界上独占的市场,用于油漆防腐。广西土壤多石灰质,适于遍地种桐。黄绍竑主政广西时,曾通令全省每人每年种植桐木十株。此后广西桐油年产量倍增,至1937年,已占全省出口总值百分之二十三点五,凌驾牲畜、稻米,而跃居出口首位。

垦荒造林:提倡植树造林,也是广西经济建设的一大项目,三十年代,广西多数乡镇、村街皆设立苗圃,为植树造林提供苗种,当时广西有众多公共林产,还有所谓“民团林”、“民团农场”,都是藉民团后备队的雄厚人力,以“造产”为号召,垦植而成。

畜牧:广西荒地多,宜于牧畜,牲畜一向是广西出口货的大宗,因此牧畜业特受重视。广西当局在1933年在南宁设立兽医药液制造所和畜牧兽医养成所,由美国专家罗铎(E. A. Rodier)和菲律宾籍兽医孟高文主持,以推进现代牧畜方法。

除了农村建设外,三十年代广西的交通建设颇为省内外人士所乐道,特别是公路建设,1930年时,广西公路为2197公里,至1935年就增至6445公里。其时,铁路交通也有发展,筑有湘桂、黔桂两铁路。

广西教育在二十年代远远落后于其它经济发达的省份。三十年代广西大力提倡国民义务教育,以及成人教育,以扫除文盲。因为广西财政拮据,教育经费有限,因而广征庙产,改为学校,推行“一所三用”,即校舍与村卫乡镇公所、民团后备队部合用。实行强迫入学,采取儿童、成人合校分班的办法。据统计,在校学生,1933年的入学儿童为六十五万八千多人,1938年增至一百六十三万八千多人,五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九。同期,成人入学人数则从四万七千多人猛增到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多人。

1929年“蒋桂战争”,李、白等人几乎全军覆没,被迫流亡海外。1931年,开始建设广西,使李、白等人卧薪尝胆,重振声威。如果说北伐诸役中父亲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那么建设广西便发挥了他的政治潜能。

中外对“广西建设”的评价

三十年代的广西建设,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注意。一时中外人士,个人及团体,络绎不绝到广西参观。不少人并撰文评述,抒发观感,多持肯定之词,如胡适、徐悲鸿、胡政之、张君劢、晏阳初等以及欧美各界,如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亚奔特和安林汉,在访问广西之后,曾以《中国的模范省--广西》为题撰文﹝注17﹞,广西一时声名大噪。

胡适于1935年1月到广西游历了两个星期,他参观了不少地方,他在《南游杂忆.广西的印象》中写道:

这一年中,游历广西的人发表的记载和评论很多,都赞美广西的建设成绩。例如美国传教家艾迪博士(Sherwood Eddy)用英文发表短文说:“中国各省之中,只有广西一省可称为近乎模范省;凡爱国而具有国家的眼光的中国人,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这是很倾倒的赞语。艾迪是一个见闻颇广的人,他虽是传教家,颇能欣赏苏俄的建设成绩,可见他的公道。他说话也很不客气,他在广州作公开演讲时,就很明白的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所以他对于广西的赞语是很诚心的。

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恋古的反动空气。我们在广西各地旅行,没有看见甚么地方有人烧香拜神的。人民都忙于做工,教育也比较普遍。

广西给我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到处都是所谓的“灰布化”,一律穿灰制服,提倡俭朴,提倡土货,都是积极救国的大事。

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现在只有十七团兵,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近年盗匪肃青,最大的原因在于政治清明,民团的组织又能达到农村,保甲制度可以实行。

广西给我的第四个印象是武化的精神。我用“武化”一个名词,不是讥讽广西,实是颂扬广西。我在广西旅行,感到广西人民武化的精神确是比别省人民高得多,普遍得多。这不仅是全省“灰布制服”和“民团制度”给我们的印象。我想其中原因,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人为的。去冬朱毛西窜,广西派出的省军只有十一团,民团加入的有十五个联队,共约二万人,结果是朱毛大败而逃,死的三千多,俘虏的七千多。

胡适接着解释:

(一)广西民族中有苗、瑶、侗、僮(壮)诸原种,富有强悍的生活力,而受汉族柔弱文化的恶影响较少。(二)太平天国的威风至今还存在广西人的传统里。(三)广西在近世史上有受民族崇拜的武将,如刘永福、冯子材之流,民间没有重文轻武的风气。(四)在最近的革命战史上,广西军队和他们的领袖,曾立大功,得大名,这种荣誉至今还存在民间。(五)最近十年中,全省虽屡经战乱,而收拾整顿的工作都是几个很有能力的军事领袖主持的。在全省人民的心目中,他们是很受崇敬的。(六)广西学校中的军事训练,施行比别省早,成绩也比别省好。中央颁布的兵役法,至今未能实行,广西却已在实行了。

最后胡适感慨道:

我们真不胜感叹国家民族争生存的一线希望是在这一辈武化青年的身上了。

胡适是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袖,而对于有“新斯巴达”之称“武化”的广西却寄予这样大的希望,当然是由于当时国难当前,中日大战迫于眉睫,而胡适看到广西上下一心,朝气蓬勃,广西青年,士气高昂,对于抗日救国的大业,胡适于是乃寄予厚望。其它不少知识领袖,也有同感。

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后来成为“民盟”领袖的罗隆基到广西演讲:

兄弟从未到过南宁,但从各方面得知广西之政治建设都好,因此希望广西弄好之后,仍要推及去把全中国弄好,以至使外国人称誉广西好,而推至称誉中国好。﹝注18﹞

一些外国人士对于广西建设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国联”远东调查团团长李顿(Sir Robert Lytton)九一八事变后到中国调查日本侵华事件,对于广西的民团组织,他如此称赞:

假如中国有两省像这样干去,日本就不敢侵略满洲了。(注19)

外国人中对广西建设说得最恳切的,还是胡适文中所提到的美国人艾迪博士(Dr. Sherwood Eddy):

在余所经历各省中,四川最富于天然物产,而政治最为腐败;广西最贫而政治最为优良。予在离别中国时,得见一新中国之曙光,心可安然而无憾矣!

广西在十年内,不难成为中国之丹麦也。若杂处民间而随处可闻人民讴歌官吏之德政者,我惟于广西一省见之。予觉广西有许多政治与苏俄现正次第实行者同,惟广西之实行此种政治,并不假手于苛暴之独裁耳。

在中国各省中,在新人物领导之下,有完备与健全之制度而可称为近乎模范省者,唯广西一省而已!凡中国人之爱国具有全国眼光者,必引广西以为荣!(注2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两广修好,广州开府,南京中央政府对广西虽然没有再用兵,但压力并未稍减,一直到三七年抗战前夕,并无真正私解之意。在政治上,广西一直被视为地方势力的“异端”。但广西在李、白、黄等人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在短短几年间,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地区,一跃而成为中外众口交誉的“模范省”,尤其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如胡适等人,更把新广西视为中国未来的希望,这不能不说是李、白等人突破南京政府政治上打压的一个胜利。他们喊出的口号:“建设广西,复兴中国”是得到广大回响的。

三十年代广西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意义,芝加哥大学学者赖维奇教授所著《国民党中国的广西模式:一九三一-一九三九》一书中,有十分精辟的研究,他在结论中对三十年代的广西下了如此断语:

三十年代的广西政府,在多数方面,可称为一个贤明政府。广西政府平靖匪乱,其动员群众、村仓、水利、筑路、减租减息等政策,稳定并改善了农村经济,全面实施儿童及成人团民教育,付出代价颇低,发展省内工业,并设立政府管辖之销售及收购机构,平行了贸易赤字。广西政府创立一个廉洁勤勉的行政系统,组成了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具有爱国思想的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并成立地方自治机构,广布地方自治思想。无庸怀疑,广西比当时中国其它多数地区治理得要好。

赖维奇教授在他的书中,把三十年代广西当做一个建设中国的政治模式来研究,并与当时同时存在的蒋中正领导的南京政府、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政府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南京中央政府最后在大陆崩溃其中几个主要原因,一是未能将政府组织深入农村,二是未能将有效创立民众组织,再则未能铲除贪污腐败。而当时广西及延安政府成功的要素之一即是应用政府机构及民众组织有效的动员了人民,他结论道:

最后,我想广西及延安政府的成功有赖于各自领导人的素质。桂系领袖及延安时期的中共领导人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行政效率及清廉作风。而两者的领导人都坚持他们的部属以及他们领导的政府与他们有同样的美德。蒋介石也一样爱国,但他却无法根除中央政府效率低能、不清廉的弊病。从狭义上来说,并非共产主义本身促使毛泽东成功,正如三民主义也并不一定能带给李、白、黄一个成功的政府。而是这些领导人物的本质为要,意识形态次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毛泽东的成功是共产主义的一项结果,而并非仅是共产主义本身的胜利。共产主义的思想吸引来一批爱国家、肯牺牲、同情穷人的人。李宗仁的三民主义亦有同一功效。而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却被一群趋炎附势、贪官污吏、无能渎职的人腐化了,蒋本人的个性作风妨碍他消除这些败类。虽然有不少优秀人士任职于中央政府及其军队,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优良人员却离开政治或另投新主了。……只要拿广西与延安的征兵制度与中央政府征兵拉夫的恐怖行为作一比较,便明白为什么蒋的政府会失败了。在广西与延安,不管出于自愿与否,领导与民众打成一片。而蒋介石在南京或在重庆的政府却一直停留于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的状态。蒋介石最终在台湾把这个错误改正了。虽然在那里起头也不很顺利。(注21)

赖维奇在书中多处比较广西与延安,两个政府的有些措施的确有相像的地方:深入农村、土地改革、动员民众、训练民兵、培养廉俭的干部,两个政府所处都是偏僻落后的地区,而且常常受到南京中央政府剿灭的威胁。但两处政府也有基本上的差异。广西政府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此在“广西省建设大纲”中明文规定反对阶级斗争,广西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减租减税村仓公耕等的温和改革,虽有打击“土豪劣绅”抑制地方恶势力的措施,但没有斗争地主的残酷手段。其经济建设是沿民生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公私混合制。赖氏更进一步阐释,蒋中正领导的南京政府最后终告失败,退出大陆,共产党的延安政府虽然夺取政权成功,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从九十年代的观点来看,共产制度,做为一个政经模式,毕竟也未能经住时间考验。因此,三十年代的广西建设便特具历史意义,值得深究。赖氏认为广西领袖们全盘推出他们建设的理论架构时,正是企图在马克思思想及实践之外,另树一帜。桂系宣称他们创建了一个模范省,一个理论及实践都颇为成功的建设模式,如果其它省分甚或中央政府也效法广西,那么中国便可免于外侮,并且会跻身于现代工业化、社会主义化、觉醒的民主国家之列了。桂系把广西视为中国的缩影,如果广西能够改革成功,那么中国也有可能成功。

赖氏在他书中的导论里,对三十年代广西的历史意义作了如此评价:

广西改革提示了重大涵义。在中国一个比较贫穷的省分建立了一个成功的三民主义政府,这个事实逼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某些方面重新评估。如果有人相信国民党时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共产化是必须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其人对于一九三○年代及一九四○年代人物事件的看法,一定渗入了特别色彩。例如葛莱德(Jerome B. Grieded)便批评现代中国自由思想实用主义的首要人物胡适,说他低估了中国问题的深度,以及他不了解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必须的(注22)。葛氏意指胡适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以图取代共产主义是一种历史上的不可能、是一种幻想。席尔顿(Mark Selden)也有相同的结论(注23)。这些作者似乎假设一九三○及四○年代,中国唯有的选择,最多只有介乎于共产制度及一个坏政府之间,或者等而下之,在于共产制度及一团混乱之间。他们似乎如此推论:(1)国民党是个改革派;(2)国民党失败了;(3)所以所有改革派都注定失败。这种推断犯了逻辑错误,因其假设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其渐进改革式的政策失败了,那么国民党其它领导人提出来的另一种改革式的政策也终归失败。但广西的实验可能否定这项假设。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家一直在追究促进历史改变的动力所在。其中一位历史学家白瑞(J. B. Bury)就特别强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下,纯粹的偶发事件,其影响力的重要性(注24)。如果出于纯粹偶然机会,蒋介石在一九三○年代中期,而并非在一九四○年代末期,其政权被褫夺掉,那么中国之命运又可能不同。又如果广西模式的改革在一九三○年代在中国各处都能实行,共产主义还需要吗?甚至还会胜利吗?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崩溃了,为什么桂系也跟着一起失败了呢?赖维奇认为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抗日期间,桂系在广西的统辖权逐渐让渡予中央政府,而战后,中央政府受到共产党猛烈攻击时,李宗仁的政治生涯逐渐上升,由副总统而到代总统,但李的悲剧辄为他任代总统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被决定性的打败了,已经无法用三民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了。桂系失败,因为他们还是受制于蒋介石手下的中央政府,他们没有一展身手的自由。赖维奇最后投出一个启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李宗仁在1930年代而不等到1940年代就取代了蒋介石,主政中央,不知道中国会变成如何。(注25)

桂系在北伐、抗日期间虽然在战场上曾立大功,但作为国民党的一个支流旁系,事实上一直未能真正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蒋中正氏领导下,渐由黄埔军系、江浙财团、军统中统、CC、政学各派系根结盘固,形成了南京政府的特殊政治文化,桂系李、白等人治理广西那种“实干、硬干、苦干”,斯巴达式的勤俭作风,与南京政府的政治文化一直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虽然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年蒋氏下野,李宗仁以代总统入主南京政府,但为时已晚,共产党大军压境,一切改革都已太迟。何况蒋氏退而不休,李宗仁处处掣肘,一筹莫展。最后桂系随着整个国民党在大陆的崩溃也就烟消云散了。

1938年抗战期间,父亲代李宗仁统率第五战区,指挥武汉会战达五个月。武汉撤退时,父亲经沙市、常德拟返长沙,途中座车机件故障,恰巧周恩来乘汽车随后赶至,乃坚邀父亲同车至长沙,周时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与父亲相谈颇多,从他早年在南开念书、留法经过,以至国共合作、抗战等。父亲听其谈吐,知其常识丰富,乃笑对周恩来道:“你们(指共产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周回答:“你们广西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注26)可见中共对广西建设,也是有所认识的。

广西建设成为当时的“模范省”,父亲是颇引为傲的,那六七年间,父亲全省奔波,旰食宵衣,推行他的“三自”、“三寓”政策,论者形容他的行事作风“雷厉风行,不容阻扰”,“剑及履及,言出必行。”父亲这种坚决果敢的领导及贯彻始终的执行,是广西建设成功的要素之一。参加广西建设的中高级干部,多年后在台湾谈到他们当年胼手胝足、开发八桂的盛事,犹感与有荣焉。

广西成为模范省,赋予广西子弟一种历史性的荣誉感。

注1: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Diana L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注2:The Kwangsi Way in Kuomingtang China, 1931-1939, Eugene William Levich, M. E. Sharpe, In P.1993。

注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锺文典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注4:《白健生先生论三自政策与广西建设》,南宁建设书店出版,1938年。

注5:白崇禧《三寓政策在广西的检讨--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对干部训练班第五期学员讲话》。

注6:虞世熙《新桂系的民团组织》,《广西文史数据》第十三辑。

注7:五五旅行团《桂游半月记》,中华书局,民二十一年版,34页,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188-18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注8:《桂系纪实.军》,36-38页。

注9:白崇禧《三寓政策在广西的检讨》。

注10:五五旅行团《桂游半月记》,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19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注11:白崇禧《三寓政策在广西的检讨--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对干部政治训练班第五期学员讲话》。

注12:《行新政用新人》,见《白崇禧言论集》(四),全面战争周刊社,1936年出版。

注13:五五旅行团《桂游半月记》,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18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注14:《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668页,中央研究院,1989年。

注15:胡政之《粤桂写影》,载1935年2月20日《大公报》。

注16:《广西文献》创刊号,42页。

注17:《中国的模范省--广西》,《纽约时报》远东特约访员专著《中国的命运》节译,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19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注18:节录自1935年6月10日南宁《民国日报》,载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

注19:1932年过港时听顾维钧翻译《广西民专政策》后言,载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

注20:节录自1935年2月27日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中国有一模范省乎》,载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

注21:赖维奇《国民党中国的广西模式: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九》,257-258页。

注22: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East Asian Series 4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chaps. 9-10.

注23: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 6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35-36.

注24:Doris S. Goldstein, J. B. Bury’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appraisal.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2 (October 1977): 896-919.

注25:赖维奇《国民党中国的广西模式:一九三一-一九三九》,258页。

注26:《访问纪录》(上册),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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